《魔鬼经济学》一书中，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人，常常因为见诸报道的犯罪而忧虑重重。
几十年来，美国各个城市的犯罪率均呈直线上升态势：故意或过失杀人案司空见惯，抢劫、贩毒、强奸也屡见不鲜。人们时常陷入暴力犯罪的阴影当中，甚至连专家都发出“情况会继续恶化”的警告。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在报告中指出：青少年杀人案将急剧上升，预计10年内至少会上升15%；相比而言，今年将是今后十年内犯罪率最好的一年。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及各类专家也做出同样的预测，甚至连克林顿总统也表达了同等忧虑：“我们要在6年内扭转局势，治理青少年犯罪。”
整个美国陷入应对犯罪危机的恐慌中，灾难似乎无可避免。
然而接下来，犯罪率并未如预期一样大幅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而且是持续式下降。至2000年时，美国的总体凶杀案案发率已经降至35年来最低，其他各类犯罪案件也同样如此。
这令全美国人大大出乎意料，尤其是那些做出悲观预测的各类专家。
面对现实打脸，这些专家又纷纷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为这种现状找寻理论依据。
他们找到的证据似乎确凿：一说因为90年代经济形势大好；一说因为《枪支管制法》的普及；一说因为纽约市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
总之，犯罪率的降低得益于这些具体且短期的人为措施。
而这一结论，不仅让民众拍手称快，也似乎使专家因自己的发现为沾沾自喜：这一发现既化解了自己的尴尬，也为今后预防犯罪提供了实操经验。
随后，专家的理论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作为吃瓜群众，到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各自散去了。
然而“真相”其实远未浮出水面，而专家的各种理论和解释，也并不正确。
这时，一名名叫诺尔马·麦克维的年轻女子浮出水面。
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她跟政府打官司这一事件，最终促使全美堕胎合法化。
而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
这一事件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数百万穷困潦倒、未婚先孕的不幸妈妈选择“杀死”自己腹中的孩子，从而消除了他们将来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隐患。
20多年前的这一事件，为全美犯罪率的飙升消除了巨大隐患，导致潜在罪犯数目大幅降低，这才导致21世纪初美国犯罪率的断崖式下跌。
显然，很多专家忽略了这一重要决定性因素。
而所谓的“归因谬误”，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对知名企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分析，往往也存在“归因谬误”。
阿里为什么成功？因为马云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因为有软银集团的投资；
腾讯为什么成功？因为抓住了人群红利，因为开启了免费模式的先河；
苹果为什么成功？因为乔布斯的偏执和特立独行；因为创新和极简主义；
柯达为什么破产？因为舍不得胶卷业务这个现金牛，因为不坚持创新；
诺基亚手机业务为什么倒闭？因为操作系统不行，又不投靠安卓或苹果；
……
面对一个个现象，我们天生就有寻根究底的本能，必须要找出合理的解释，才肯罢休。
而很多解释，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多数也不过是“幸存者偏见”。
真实的世界往往盘根错节、复杂多变，一个人、一个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也是多个因素交叉、媾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的影响。
因此，很多名人、企业家往往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运气好”。
听到这个解释，相信很多人都不满意。
但事实上，一个人或一家企业能不能成功，运气成分确实占了很大比重。
中国谚语有云：“发大财靠运气，发小财靠勤奋。”
许多名人、企业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雷军：在成功的创业者中，绝对有不低于85%的运气成分。
马云：阿里巴巴的成功是靠运气，并非勤奋。
扎克伯格：像我这样的成功，需要运气。
比尔·盖茨：我在年轻时拥有别人没有的优越条件能够接触软件开发，这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事件的结果。
沃伦·巴菲特：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以上例子并不是为了向你说明，成功的原因多数是靠运气（尽管可能确实如此），而是要提醒你：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不要凭借过往的经验，过早的下判断；也不要盲目听从专家的意见，相信专家说的就是对的。
在挖掘事物背后真相的时候，我们要多问自己一些“这确实是真相吗？”“这些就足够了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才不至于陷入“幸存者偏见”中，而忽视了背后错综复杂的“真相”。
本次疫情过后，可能有一些企业倒闭或破产，如果我们因此便认定，这次疫情是企业倒闭或破产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这原非真相。
事实上企业的隐患早已埋下，只是他们没注意到罢了。
也许，《魔鬼经济学》最后找到的犯罪率降低的“决定性因素”，也并非唯一答案，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谁说专家提到的几点解释，不是犯罪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呢。
《魔鬼经济学》作者：（美）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
《解码商业成功中的“运气动力学”》作者：凤凰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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