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到李書福大年三十遭北京來人調查“老闆工程”《 》，雖然中間歷經曲折但也巧遇摯友，結果還算是有驚無險。雖然單就“老闆工程”而言，對李書福算是圓滿結束，但對吉利來說卻是造成很大的傷害，此時的吉利千瘡百孔，李書福唯有拿出壯士斷腕的魄力，才能帶吉利走出這個沼澤。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李書福的“大膽”。
此時的吉利，就像一支游擊隊要被改造成集團軍，所面臨的爭論與衝突是全方位的，從利益、管理、人事到企業文化，都需要重塑。李書福鐵了心要搞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把制度當作企業的信仰，這不僅涉及親朋的出局，還得剋制住自己的行為。
2002年5月26日，李書福在北京，面對眾多邀請而至的媒體，宣佈了一個重要決定：將吉利集團的所有管理權、經營權交給兩位“外來和尚”—徐剛、柏楊。他們倆分別擔任吉利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與吉利汽車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徐剛加盟吉利之前，是浙江省財政廳的黨組成員、省地稅局的總會計師，屬於浙江省最年輕的副廳級幹部之一；柏楊之前曾參與並主持瀋陽金盃客車、中華轎車項目的工作，算是一位資深汽車人。
人們有些驚詫徐剛，對吉利而言，他算是兩個完全的“新人”：完全“官方背景”、完全沒有企業實戰經驗。李書福當時的解釋是，世界上像奔馳、寶馬等大公司，都在用有財務背景的人做高層管理。言下之意，吉利使用徐剛，也是業界的慣例。
李書福自己退到後面，對此《中國經濟時報》刊文質疑：“未免太急了一點。”還為吉利提了一個馬克斯·韋伯的“克里斯瑪”的問題：
談到李書福和兄弟們有“嗅到利潤機會的天賦”，這種天賦有可能會讓創業中的企業家成為德國著名學者韋伯所說的“克里斯瑪”，也就是魅力領袖式的人物，最終能夠把來自“五湖四海”的各種人物和他們不同的追求，整合為一個具有統一的目標、具有一定的秩序的組織。日後，該企業即使由其他人來領導，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企業的既定目標。而企業員工從這套規矩中能夠隱隱約約地感受到創業者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塑造著企業的“傳統”。
那麼，吉利集團、吉利汽車是否已經到了相對成熟的階段，企業內部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規矩?是否足以保證，只要是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來領導吉利，吉利就不會出現如果李書福在場就不會出現的重大失誤？
吉利可能並沒有進入這個階段。吉利的市場並不大，也不夠穩定，吉利的市場位置並不清晰，員工的精神和忠誠也是不牢靠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創業者的企業家必須確保自己在場，向員工和競爭對手顯示自己對於局面的絕對控制力。
另一方面，中國汽車市場真正的大變局還剛剛開始，汽車業的合縱連橫好戲才剛剛開演，這個關鍵時刻，正是具有領袖魅力的企業家大展宏圖的時刻。而李書福選擇在此時退居幕後，是明智，還是冒險？
李書福的陣痛與期望
文章並沒有切中李書福真實的痛。李書福談到自己為什麼選擇這兩人時表示：“選用他們兩個人，我要讓大家知道，我不是在搞家族企業，吉利集團唯才是用。“
這還真不是李書福作秀。實際上，他和徐剛、柏楊“約法三章”，自己作為董事長只幹三件事：
第一，作為企業的形象代表，接待高層領導需要他出面；
第二，把握整個吉利集團的發展方向，涉及整個集團發展方向的內容，徐剛、柏楊都必須和他商量；
第三，具體的經營管理雖然由徐剛等人來管，但廣泛的市場調研他要去做。他脫離具體事務，正好拿出時間，發揮自己的特長，背個小包到處走。
其他的事，都全權交給徐剛、柏楊去做。
後來徐剛在和零點研究集團董事長袁嶽的一次對話中談到，“李書福要把公司在各地方的辦公室全讓給我，我說我們不要再另搞一個辦公室了，於是我們倆就坐在一起辦公”。
袁嶽不看好家族企業的治理制度，他認為：“家族制企業具備排斥人才、面對社會意識形態的負面壓力和內部紛爭的一切弊端，遠遠抵消了它可能在高層人士間信用聯結上帶來的細微好處。”
此外，袁嶽還認為：“由於不能區分家族所有和家族管理的界限，很多家族制企業主和學界人士也陷於為家族制管理衛護的迷思，這就決定了中國式的家族制企業大半隻能作為中小規模企業存在的前途，而無論企業主的雄心有多大，除非私營業主真正解決了管理專業化路向和家族所有之間的良性關係。”
在袁嶽看來，吉利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徐剛顯然帶給了吉利不少李書福之不能，而李書福也因此超越了自己過去之諸多不足，無論別人把李看成什麼人，今日之李書福不再只是家族的代表，而成為包括徐剛等在內的吉利新管理團隊的領導人，這就超過了許多過去與李書福同等或者稍高的民營或者非民營企業家的獨斷作為。
某種意義上，徐剛的到來，可看作吉利從家族企業轉身為現代企業的標誌。吉利在新世紀面向專業人才打開了大門，重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獨特的企業文化
當張愛樣第一次到吉利時，就發現吉利內部正在發生著某種積極的化學反應。
張愛群早期在東風汽車公司工作，曾被派往合資公司，在公關部幹過，後來又負責市場，成為女性在中國汽車行業擔任銷售公司總經理的第一人。她一路從武漢到臨海，先到食堂吃完飯，緊接著直奔李書福的會場。因為第一次來，張愛群覺得這應該是一次見面會。
沒料到的是，會上她被撂在了一邊。李書福和徐剛兩人當著她的面，為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還在旁邊備好的黑板上指指畫畫，誰也不服誰。
仔細一聽，兩人在爭論吉利的組織結構。這讓她“大飽眼福”，覺得很新鮮。工作了這麼久，沒想到在這家公司，大家都不那麼在意自己或者對方的“身份”，討論問題時都這麼直率、坦誠。
李書福寫過一首詩歌，叫《為了一個美麗的追求》，裡面有這樣一句：“為了一個共同的使命，我們不止一次地爭論不休，只是為了一個美麗的追求。”這個美麗的追求是造車。
這種獨特的企業文化，吸引了張愛群等一大批中國汽車人加入吉利。
寫在最後：
從家族式企業變成現代化企業，吉利得到了發展與穩定。從零零散散的遊擊軍變成上下一體的正規軍，李書福得罪了不少人。但面對“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險境，李書福唯有放手一搏，在明知道風險不小的情況下，不得不抽身而退，放手大權。也正是因為有了如此大膽的“汽車瘋子”李書福，吉利才能於危境中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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