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或者說操客家方言的人在國內外約有3700萬人，是一支很重要的建設力量。但是客家人到底如何形成，至今尚未完全定論，這是文化史和移民史方面的一個懸案。由於源頭不明，所以歷來的研究是將客家的源與流合而治之，認為客家的源流由幾個不同時期的移民所共同形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期移民說，這是羅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裡首先提出，而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的說法。
這種說法是把自西晉永嘉喪亂以來的五次較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合而成為客家的源流。但是我以為，五期說在方法論上有較大的漏洞，無法分別客家的源和流，因此八年前，我在《中唐安史之亂與北方人民的南遷》一文的最後部分，曾以近千字的篇幅分析客家形成的源頭，反對舊來的五期說。由於文章主題所限，未能深入展開。該文雖然得到一些人的贊同，但因為拙作載於《中華文史論叢》，讀者面較窄，未引起廣泛的注意，故亦未見有任何批評意見。
從前年在梅州市召開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看來，五期說至今仍然是解釋客家源流的權威說法，以是不揣冒昧，再次稍申原義，以期引起爭論，達到共識。
五期說的困境
客家人是北方的移民所形成，這點毫無疑問。問題是哪一次移民運動所形成以及到底如何形成。由於解釋上的困難，過去所有的研究者都無法確指到底哪一次或哪幾次移民是客家之源，只能含糊地認為歷次遷徙運動所產生的移民都是今日客家的先人。所以五期說並非羅香林先生憑空的想象，而是他總結、修訂與綜合在他之前各家學說的產物。
在上兩個世紀以及上世紀初，已經有過一些外國學者和傳教士提出三期或五期的假設。在羅之後，也仍有其他學者提出不同的分期說。但所有這些分期假設僅止於爭論移民的次數與移民的時代而已，而並未去認真考慮這些不同時期的移民是否能夠經過這麼簡單的疊加而成為客家的先民。
羅氏“五期移民說”的五期是指：(l）西晉永嘉喪亂以後；(2）唐末黃巢起義之後；(3）北宋靖康之難以後至宋元之際；(4）清康熙初葉至乾嘉之際；(5）清同治六年至本世紀三十年代。五期說只是羅列移民的事實，不分主次不別源流，而且不說清五期移民所以能夠綜合或疊加的道理。
不過羅氏在敘述五期移民時，於第一、二期用“客家先民”字樣，而於三、四、五期則直用“客家”二字，大約其心目中，乃以前二期為源，而以後三期為流。但即便是這種思路，也還存在問題。因為所謂第二期的黃巢起義上距東晉南朝已四、五百年，此時來到南方的北方移民(其實並不存在，下面再分析）憑什麼標誌去跟四、五百年前就已南來的先行者融合在一道——而不跟當地的土著融合——從而形成客家人的共同祖先呢？
《客家研究導論》於此沒有作出任何說明。如果我們替羅先生設想，他是以客方言的共同性為出發點的，那麼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東晉南朝時期遷移到江西地區的北方僑民很少，他們當時帶來的北方方言必然要被當地在數量上佔優勢的原住民所同化、所消融，而不可能保持永遠不變，等到四、五百年後再疊加上去第二期，即黃巢起義所引起的北方移民方言的影響。這是一。
第二，黃巢起義事實上並未形成全國性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浪潮。這是因為起義的農民軍並未建立固定的根據地，只是南下北上不斷轉徙的流動作戰，在這種情況下，戰亂的影響主要只在作戰地點附近，並非遍地狼煙，處處瘡痰。因而逃避戰亂的遷徙行為往往只是短距離的，就近的移動，不會造成定向的自中原而江南的大規模移民〔當然少數的由北而南的長距離遷移也可能發生）。
何況黃巢起義軍南北轉戰大半個中國，即在南方亦非安定之地，何能使得北人大規模南遷呢？在唐代的確發生過一次自北而南的移民大浪潮，但這次移民運動是由安史之亂所引起，並非黃巢起義所造成。安史之亂與其前的西晉永嘉喪亂和其後的靖康之難一樣，都是發生在整個中原地區，與此同時，南方又相對安定，因而自然逼迫北方人民往南遷移，這與黃巢起義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當然，安史之亂所引起的移民運動，過去被整個史學界所忽略，並非僅羅先生一人而已）。
雖然黃巢起義軍未造成大規模長距離的移民，但在經過江西時，是可能使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的原北方移民，再度播遷至贛南與閩贛山區的。客家家譜中所看到的因黃巢之亂而進入贛閩粵交界山區的移民並非直接一步自北方遷來，而是從江西就近遷入的。在羅先生所舉的第一、二期移民的族譜中，也看不出他們是一步由中原遷到今夭的客居地的。
第三，五期說所利用的材料存在向題。羅先生的基本依據是族譜，然後輔以正史的記載。但是這些族譜大都修撰於晚近，因此上溯全唐宋時代以至東晉南朝的記事，其真實性是大打折扣的。對於族譜的不可靠性，宋人在《齊東野語》裡已說得很透徹，歐陽修以修譜名家，尚且對歐陽氏從唐至宋的世系都弄不清楚，又怎能保證千百年後的人，在敘其祖宗的播遷原因與過程時能準確無誤呢？
因此對於唐宋時代及其以前的移民情況，我們應儘量以當時或相距不遠的正史或其他可靠的文獻記載為主，而後再參考族譜的記載，而不應該倒過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相信所有族譜的可靠性，那麼就以《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所舉證的幾部第一期移民的族譜而言，我們又怎能確定這些移民在遷到南方後就直接成了客家先民呢？
也許他們是在輾轉遷入贛閩粵山區以後，才同化於當地已經形成的客家文化中，也說不定呢？在這一期移民族譜中，羅先生所舉有八份材料，似乎只有一份是載明直接從北方遷至贛閩粵山區的。這一份是《祟正同人系譜》卷二《民族》的賴氏條，載賴氏一祖先於“晉末丁世變，避居南康……”但南康亦有兩解，一是贛北的南康軍，一是贛南的南安軍南康縣。
由於五期說難於分辨客家的源與流，因此討論客家源頭必須另闢蹊徑。客家人的最主要特徵是客家方言，我們應該從方言認同的角度來進行探討。
方言認同
漢民族雖然只是文化上的意義，而非血緣上的概念，但至今並無人將其按血緣來分別派系。無論是東西南北的漢人，都被看成一系。他們的分別主要體現在地域方面。中國長期穩定的地方行政區劃，積澱成為特殊的地域文化心理，加之小農經濟所造成的安土重遷心理，使得人與土地牢牢結合在一起。於是在相互介紹中，緊接著尊姓大名之後的便是仙鄉何處的問題。
過去，在一個人履歷中，祖宗三代與原籍本貫是最重要內容，因此地域認同是劃分漢人的主要標尺，也是中國人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認識之一。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本貫和出生地，並以此被稱為河北人、福建人，或者更小的範圍，保定人、廈門人等等。同一本貫的人被稱為同鄉，同鄉的範圍越小越親熱。同是福建人，這是大同鄉，同是廈門人，這是小同鄉，還可以小到同是鼓浪嶼人的程度。在福建省內，廈門人不以為與福州人是同鄉，而到了福建以外的地方，廈門人與福州人就是福建老鄉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這就是最通俗最大眾化的地域認同。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地域認同是最重要的認同方式。
上一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有土客的矛盾產生，方言認同的趨勢逐漸突顯，特別是對客家人來說，方言認同的意義比地域認同更重要。客家人當然也有地域認同，梅縣的客家人申然也是廣東人，永定的客家人自然也是福建人。但無論是客家人本身，還是非客家人而言，無疑都會認為客家人的方言認同是超越性的，超越於地域認同之上。“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是客家人的共識。客家方言不但是客家人凝聚力所在，也是區分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根本標誌。這無論是對國內的客家人或是海外的客家人都是如此。
當然地域認同往往也包含方言認同。小同鄉不但是方言相同，甚至可能是鄉音無別。在這裡，地域認同與方言認同是一致的。但大同鄉就不一定。漢語方言極其複雜，尤其南方方言，同一省之內不能通話是常見之現象。但一般而言，地域認同均可以超越於方言認同之上，這就是過去福建同鄉會、廣東同鄉會得以出現的基本背景。但是倒過來的定理並不能成立，也就是說，方言認同並不能包含地域認同。
特別是對於居民成份的大部分是移民而非土著的地區，如臺灣與東北而言，更是如此。臺灣的大部分人講閩南方言，但他們並不被看成閩南人，而被認為是臺灣人。東北人大都由山東與河北遷來，東北方言是華北方言的大規模轉移，但東北人並不被看成是山東人或河北人，而是很自然地被認為是東北人或更具體的遼寧人、吉林人或黑龍江人。
很明顯，從這個角度看，地域認同也是超越於方言認同之上的；唯獨對於客家人來說，地域認同顯然是次要的，無論是江西的二福建的、廣東的，乃至廣西、湖南、四川、臺灣，只要講客家方言，就被視為客家人。對於客家人來說，地緣關係當然也存在，但那是在縣一級較低的層次上。方言認同是凌駕於地緣認同之上的。所以說到底客家人的最根本的標誌是客家方言。
儘管客家人還有其他一些與眾不同的文化特徵，如圓形的大土樓，隆重的祭祖儀式，較高的文化水平，頑強的奮鬥精神等等，但這些比起方言的特殊性來都不算是絕對的也不是最突出的特徵。也因此，判斷客家人的源頭必須從客家方言的形成去尋根，而不是隨意指認所有南來的移民以歸宗。
客方言源頭的探尋
客方言是北來移民所造成，這是毫無疑義的。不但客方言，所有漢語南方方言，都是北方移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來到南方而形成的。更擴而大之，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如江淮官話、西南官話也都是移民運動的產物，換句話說，所有的南方方言，原來都是北方話，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遷移到南方後，與北方方言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產生差異，進而演變為不同的方言。
一般以為客方言保留著古代北方語言的特徵，其實這是南方六大方言的共同特徵，並非只是客方言獨有。從語言特徵上來說，客家方言並不見得就比其他南方方言更為古老。
關於方言形成的源頭是一個不易說清楚的問題。我推測，客方言的源頭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地區的北方移民帶來的。要說明這個間題，首先要解決幾個前提：一是安史之亂的確引起由北而南的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保持原有的方言。以下先對這兩個前提進行分析。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比較顯著的由北而南的移民浪潮，一次發生在西晉永嘉喪亂之後，另一次則在北宋靖康之難以後，這是學術界的共識。但實際上，在這兩次移民運動中間，還有一次規模不亞於兩宋之際，但被忽略了的移民運動，那就是安史之亂所引起的北方人民的南遷。我在《中唐安史之亂與北方人民的南遷》一文中，已對這次移民運動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文中的觀點也已為學術界所接受。
而對於客家人的形成來說，安史之亂引起的第二次移民運動正是關鍵所在。拙文認為，江西北部與中部地區在中唐以後接納了數量頗大的北方移民，估計贛北的移民可能達到當地戶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贛中則稍遜於一成。這些移民必然帶來他們固有的方言，問題是這一移民方言將以什麼方式發生變化，是繼續保留下去還是融合到當地的方言中去。
我們曾以湖南地區的方言為例，論證過移民要保持自身的方言，其充要條件是移民過程短，而移民數量大，亦即在短時間內有集中大量的移民。如果移民數量足夠大，但移民過程是斷斷續續的；或者移民過程雖是一次性的，但移民數量過少，就都不能使移民自身的方言長久保持下去，而會使移民方言漸漸消融於土著方言之中。當然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移民方言對土著方言一般也會產生某些影響。
安史之亂以後的移民正是具有短時間內集中大量移民的特點，所以對接受移民的南方地區的固有方言必然要產生很大的衝擊。因此我推測在中唐以後，由於移民優勢方言的作用，在荊南一帶(即湖北荊州到湖南常德一帶）產生了今日西南官話的端倪，而在江西的北中部則出現了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但在當時都還不能算是西南官話或是客方言與贛方言，只能稱為苗頭而已。
來到荊南一帶的移民的方言，因為在此後的上千年間，始終與廣大的北方方言區連成一片，所以沒有演變成為南方方言的一種，只是形成北方方言的一支次方言，即西南官話。而到達江西北、中部的北方移民則不同，他們又經歷了一度或數度再移民過程，最後集中於贛南、閩西與粵東北交界連綿的山區，使得他們的方言與北方方言隔離開來，走上獨特的發展道路，經過數百年的變遷，終於產生了客方言。
如果把安史之亂以後，北方人民來到贛北與贛中的遷徙過程作為客方言形成的第一步的話，那麼，從江西北中部進入贛閩粵山區的短距離移民運動則是重要的，有決定意的第二步，如果沒有這一遷徙過程，則中唐以後來到江西北中部的移民方言，充其量只會演變為北方方言的一支次方言，或與北方方言差別不太大的一種南方方言、如贛方言。贛方言與客方言的差異，極有可能就是有無短距離再移民的差異。也就是說，中唐以後留在江西北中部的北方移民，他們的方言經過與當地原住民方言的交融，以及千年以上的變遷，就逐步發展成為今日的贛方言。
第二步移民的分析
促使客方言形成的第二步移民過程從唐末五代，直到兩宋之際，時有發生。但是要以唐末的移民最為重要。此次移民離中唐為時不遠，移民的北方方言仍然保留著較原始的面目，未被當地方言所消融，因而使後來客方言形成時自然保留有較濃的中唐以前的北方方言的色彩。同時，就遷往閩贛山區的移民規模而言，唐末的移民也比兩宋之際要大，造成了方言轉移的優勢。
所謂唐末指的是黃巢起義以後的時期。黃巢起義在江西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幾乎沒有那一州不受到戰亂的影響，可以說在江南地區，要算江西受戰亂影響最大。雖然關於黃巢起義軍隊下江南路線，文獻記載很混亂，但進入江西是確定無疑的。乾符四年(877年）撫州、洪州一度被義軍佔領過。乾符五年三月，黃巢部分義軍再攻江西，陷虔、吉、饒、信等州。廣明元年880年）三月，再陷饒信撫等十五州。
戰亂的影響，必然使江西北中部的人民向著相對安全的閩贛山區轉移。本來安史之亂以後來到贛北贛中的北方移民，在當地合適的條件下繁衍生息很快，到唐末時已有滿坑滿谷之象，必須向外發展；或者西去湖南，或者東奔福建。也就是說，即使不發生戰亂，因生存的壓力也會自然地出現短距離移民。而黃巢起義的影響使得這樣的移民過程以短時間集中的形式在唐末發生。
這些避亂性質的短距離移民，其移動方向必然是指向偏僻的山區。據《輿地紀勝》贛州景物條所載：“官人石，在寧都縣西北十里，石崖環之，無路可到，遊者捫蘿鑿磴以上，唐末巢寇為擾，官吏避難於此。”寧都即唐代的虔化縣，當地避難到峻嶺之上，由此可想象有些人可能遷往比寧都更偏遠的武夷山區。如贛中偏東的撫州再往東走建州、邵武軍。贛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虔州則往東走汀州。一這一推測還可以由上述諸州人口數量的變遷與政區的增置來證實。
中國典籍上的戶口數爭存在相當程度的混亂與不實，在運用其絕對數字時必須非常小心。但如果用來作為相對比較卻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在下面的表格中，我們將宋初太平興國年向與唐後期元和年向有養各州的戶口作一比較（戶口數字分別見《元和郡縣誌》與《太平寰宇記》），以從其相對變化中大致看出唐末江西北中部人民的移動趨向。
由於政區的增設，有些州只能合起來比較。如宋初析江州與洪州地置南康軍，又析洪州與袁州地置筠州，因此不可能有元和年間的南康軍與筠州的戶口數，只能將江、洪、袁三州合而比較，但這並不影響說明問題。表中順便把唐代開元與元和兩時期的戶口相對變化也列了出來，以見安史之亂以後，江西北中部的確接納了大量北方移民。
以上表元和時期與太平興國時期作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江西北中部的人口在唐末宋初明顯地往南部與福建西部遷移。在此我們可以不拘泥於增加的倍數絕對值（增加數巨大是因為元和戶口不實，過份偏低的緣故，參見《中唐安史之亂與北方人民的南遷》一文的分析），而是將各州增加的幅度作一比較。這樣一來，江西東北的饒、信二州可看成無變化。北部江、洪、袁三州變化不大。中部吉州、撫州與南部虔州變化較大，而福建汀州與建州變化驚人。
而且有意思的是江西中部與南部三州增加幅度差不多，福建汀州與建州增加幅度也差不多。說明江西在唐末的移民趨向是朝著南方，尤其是朝著福建西部。汀州今天是客家核心區，而建州西部分出的邵武軍今天也是閩方言與客方言的邊際區。由於技術上的原因(邵武軍宋初才設置），我們無法單列出邵武軍在這一時期的人口增加幅度，否則可能更說明問題。
唐末遷移贛南的現象除了上述從戶口變遷方面來分析以外，還可由政區的增設情況看出。由於移民的到來與經濟開發程度的加深，贛南在五代增設縣治的現象極為突出。在中唐以前，贛南的虔州領有六縣，安史之亂以後，僅於貞元四年(788年）復置安遠一縣而已(梁大同置，隋開皇中廢）。但在五代與宋初數十年間，該州竟然增設了六個新縣，與中唐相比增加一倍(瑞金、石城、上游、龍南四縣為南唐置，興國與會昌二縣為太平興國年間置），這些縣的分佈如下頁附圖所示。
這麼多縣的增設不能與移民的到來無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縣分佈在贛州的東、南、西、北四方，而且每縣恰分居於章水與貢水支流的上游，換句話說正位於贛州盆地周圍的山區裡。我們可以想象，當數量不少的移民沿著贛水來到盆地中心後，這裡早已人滿土滿，於是他們就向盆地四周散開，沿著贛水的一級與二級支流，進入人口稀少的山區，定居下來，成為今日客家人的祖先。
這六縣正是今天的純客縣或客家重要居住縣。贛州的開發比江西其他州要遲，故幅員在江西諸州中最大，而屬縣並不特別多。在五代宋初增置六縣以後，領縣劇增至十三縣之多，於是不久就分三縣之地置南安軍。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中期以後到元代的三百多年間，贛州(即虔州之更名）與南安軍竟未再析置一個新縣。由此益可反襯唐末五代的確存在由贛北與贛中向贛南方向的移民。由於這些移民的到來北宋時的虔州已稱“地廣人稠”，與“生齒繁夥”了。
向閩西遷徙的趨向也可由同樣途徑看出。撫州在贛中的東部，與閩西接壤，在安史之亂以後也接納了不少北方移民。這些移民應多集中於撫州西部，汝水（今撫河）中游一帶自然環境較合適的地區，但在唐末的戰亂中，大約有一批人向東移動，靠近或進入閩贛間的武夷山區，所以在南唐時（宋開寶二年）就分撫州東部置建武軍（歸宋後改名為建昌軍，先僅一縣，淳化二年又增南豐一縣），翌年撫州又新置宜黃縣（淳化五年再置金溪縣）。
稍後，在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又從與建昌軍相鄰的福建的建州西部分置邵武軍，新設三縣。建昌與邵武二軍分居武夷山兩側，其設置均在宋初，且相去不過十年，顯然與自贛東向閩西的移民有關。《太平寰宇記》說邵武軍設置原因是“以戶口繁，會路當要衝”。戶口之繁恐怕即與移民之到來有關聯，路當要衝亦意味著移民由建昌軍南城縣往東越杉關下西溪入光澤的路線。邵武軍領四縣唯有邵武一縣是唐代舊縣，其他三縣均是五代宋初所置（歸化、建寧南唐置，光澤太平興國六年置），當是戶口繁盛之故。而同期的建州，僅置松溪一縣，那是從浙江進入福津的移民路線的標誌、而與信州相鄰之建州西北，並無新縣之設，這一方向大約不大有移民進大，這與戶口數的變遷是一致的。
贛閩粵地區唐後期州縣分佈圖
再看汀州，情形也是一樣。表面看來，唐後期之汀州領三縣，而宋初的汀州領四縣，相去無多。其實兩者有較大的差別。因為宋代的汀州幅員比唐後期小去三分之一。在與宋代汀州相當的範圍內，唐代只設長汀與寧化兩縣（見圖）。而在宋初的淳化五年(994年，上距宋統一南方不過二十來年），汀州同時新設兩縣，即武平與上杭，顯見得與汀州人口的急速增加有關。這四縣即是今日有名的純客縣。與贛州稍有不同的是，汀州設置新縣的勢頭在北宋中期還在繼續，元符二年又置清流縣，暗示唐末五代進入汀州移民之多。
進入汀州的移民大概多取道虔化(今寧都）至寧化，再轉至他處，後來梅州的客人又多由汀州輾轉而去，故客家人言其始遷地，往往說是來自寧化石璧村。專論石壁村的文章不少，但都未注意到《元和郡縣誌》特意提到的一句話：“縣西與虔化縣接”。閩西邊境的縣不少，但未有一縣提到與江西某縣鄰接的話。可見經虔化到寧化的道路在唐宋之際是如何地重要。在《夷堅志）裡有一則故事也從側面證實了虔化與寧化聯繫之密切。該書補卷第十三有《劉女白鵝》一節，略雲：汀州寧化縣攀龍鄉某氏女以不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虔(原文作處，誤。虔處繁體字形相近）州石城何氏子。成婚日，忽一白鵝從空而下，女乘之飛昇。土人遂置觀祠之，觀介於寧化、石城兩境之間。而石城正是南唐時從虔化分出的新縣。
贛閩粵地區北宋初年州縣分佈圖
兩宋之際也有移民進入贛南與閩贛山區，但規模不及唐末。因為史籍上沒有留下南宋紹興年間的分府州戶口數字，我們因而無法像上面比較唐末與宋初戶口變化那樣，來比較江西、福建與廣東各府州在北宋晚期祟寧年間至南宋初期紹興年間的戶口變化，這一變化本來可以讓我們瞭解兩宋之際，贛南、閩西與粵東北的人口增長速度，以有助於判別江西北部與中部各府州的人民是否在南宋初年遷入這些地區。所幸尚留有一汀州數字可供參考。
保留在《永樂大典》中的《臨汀志》引用了《郡縣誌》所載汀州在南宋隆興二年的戶數，將其與北宋元豐三年的戶數(載《元豐九域志》）相較，可發現在八十年間，汀州戶口增加了一倍有餘。而在同一期間，整個福建路的戶數，平均只增長了三分之一而已。可見汀州在兩宋之際，人口亦有超常的增長。紹興三年新置蓮城縣，大約與此有關。汀州是山高林密的山區，在福建路各州中，自然條件較差，除非有較多的移民進入，不然該州的人口增幅不可能比全路的平均數高出這麼多。實際上，該地區多有外來移民也見於《元一統志》等文獻記載。汀州成為客家人的發祥地看來是情有可原的。當然兩宋之際進入汀州的移民，相對而言規模遠比唐末要小。
遺憾的是，對於虔州(贛州）我們沒有這個便利。贛州也是客家人的搖籃，而且應當是最早的搖籃。但是贛州已知的戶口數字很成問題，不好作類似的比較。
語言學研究的旁證
在撰寫《中唐安史之亂與北方人民南遷》一文時，我主要是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客家之源頭，當時尚未注意到稍早一些時候發表的一篇從語言學方面來探討客方言起源的文章。該文題為《客家話的原始形式述論》，其研究結果正和上述的歷史分析不謀而合。文中說：“從聲調和聲母關係相比較來看，原始客家話和代表中原話的以洛陽口語為基礎的《切韻》相差不大，約處於初唐時期。……客家話古次濁上聲大部分字變陰平的時間和中原話古次濁上聲字並於陰調類(清聲母類）的時間相差不大，約於中唐左右。”
這一研究表明，在中唐以前，客家話與中原話是尚未分家的同一方言，在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大量移民來到江西，客贛方言的源頭才逐漸從原來的中原話分離出來。但當時客贛方言必定尚未分家，一要等到唐末客家先民從江西北中部又輾轉進入贛南與閩贛山區以後，客家方言才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客家人也才逐漸形成。
同時我們又可推想，客贛方言的分家大約是在唐宋之際，今天的贛方言應該就是中唐以後北方移民與江西北中部土著語言融合並經千年演變以後的產物。贛客方言的共同點是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今一律變清送氣音。這是與吳、湘、粵、閩，及北方方言截然有別之處。而贛方言與客家話之主要差異則是：客家話的古上聲次濁字今大部分讀陰平調，贛方言則無此現象。這個差異應當是唐末以後才出現的。
客家人的最顯著特徵就是客家話。今天的客家話是與其周圍閩方言與粵方言差別很大的一種方言，這樣明顯的差別並非今天才在在，應該在客家先民遷到贛南與閩贛山區時就已顯示出來。但在文獻上我們找不到南宋以前有關客家先民語言與眾不同的任何記載。推想當時閩贛山區尚是人煙稀少的地方，文化也相對落後，客家先民遷到此地以後，與外界接觸不多，因此未有載籍述及。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記載客家話特點的最早文獻是南宋人陳一新的《跋贍學田碑》，該文的全貌已不可睹，好在王象之《輿地紀勝》保留了其雪泥鴻爪，才使下面這段至關重要的話能流傳至今：“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
所謂風聲氣息當包括語言風俗在內。在宋人看來，福建的其他地區的語言與中原相去已遠(因為閩語實為六朝吳語，多有秦漢古音，與當時北方音差異較大），唯有汀州與中原相近。這正暗示了汀州的客家話至遲在南宋已經形成。陳一新是福建永春人，登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後，到汀州任教授之職。永春是閩語區，因此陳一新到汀州後就馬上覺察到汀州風聲氣息之異，記了下來。當然，客家話之形成應該還在陳一新撰寫《跋贍學田碑）以前。因此認為客家話的源頭起於唐宋之際應該是合理的。
在陳一新之後，文獻再次中斷，直到明代王世懋的《閩部疏》才又從側面提及汀、虔一帶的方言。其文日：“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鴃舌彌甚。”這裡王世懋將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間是邊際話，移民從江西來，故帶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閩方言區，對於說吳語的太倉人王氏來說有如鳥語，故稱鴃舌彌甚；至於汀州一帶則和贛南方言一致，故云其雜虔嶺之聲。則明朝時客方言的分佈已很明確。
結語
對於客家來源之分析已經如上所述。其基本思想是：客家方言的源頭必須由一次決定性的移民運動所產生，決不可能是歷次移民運動簡單地疊加而成。而中唐安史之亂來到江西的移民正是帶來了今天客贛方言的源頭。而後唐末五代從江西北中部遷往贛南與閩贛山區的移民，又使客方言的源頭從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中分離出來，並在相對封閉的山區環境中最終形成了客方言。
因此，對客家方言的形成來說，安史之亂引起的移民與唐末五代、兩宋之際的移民都很重要。沒有前者，就失去了客方言的最初源頭；沒有後者，就不能最終形成客方言。但應該說，前者的作用是關鍵性的，而後者的作用是催化性的，二者之間還存在主次之差。
順便還應說說，梅州的客家看來與唐末五代和兩宋之際的移民沒有多大關係。梅州雖為五代時期南漢國所置，但僅一縣之地，而且北宋熙寧與南宋紹興時均一度廢去，其後雖復置，但直到南宋末年，始終以一州領一縣而已，若果有大量移民在唐末或南宋初年到來，則應當在行政區劃的設置上表現出來，如上述之贛州、汀州然。
梅州作為客家人的中心是流而不是源，是從贛、汀二州再度遷徒的結果，遷徙的原因主要不是戰亂而是人口的增殖所引起。南宋之時，梅州尚為人少土曠之區，遠非後來人稠地蹙之象，《輿地紀勝》引圖經說：“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梅州人口稠密，耕地偏少應是明清以後的事了。
閱讀更多 水煮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