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口述，趙益整理，《冬青老人口述》，鳳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128.00元
最為人們所熟悉的學界中人的口述歷史，大概要算是《胡適口述自傳》了。卞孝萱先生的《冬青老人口述》當然也屬於《胡適口述自傳》的同類，但其更多地取法遠早於胡適的一位詩壇大佬的口述：石遺老人的一夕話——《石語》。關於此書，卞先生稱之為“文字不多，但是很有用，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些官面文章，所謂‘正經的話’，而這上面談到的，都是些‘私下的話’”。私下裡的口述，當然不同於登臺說法，好比著裝一樣，大塊的著述是西裝革履，而口述歷史，則不衫不履，別有格外的趣味。官話、違心話可以少講或者不講了，而真心話、率意話甚至淘氣話則可以多說一些。
大部分口述文字裡面往往能看到正史裡不屑載、不及載的歷史碎片，有時候，這正是我們讀口述歷史的一大動機。《冬青老人口述》當然也不例外，卞先生和幾位文壇政界的大佬如章士釗、范文瀾等有過密切交往，自然能瞭解到一些為他人罕知的軼事、傳聞。比如，就範文瀾而言，清末秋瑾被捕時，範老的哥哥同在大通學堂，而“第二天就有報告說：悍匪範文濟，因拒捕而亡。實際上是報錯了，死的是另外一個人，不是範老的哥哥。但範老的哥哥卻反而沒事了，因為他不是已經‘死’掉了嗎”。卞先生說這個烏龍事件“對範老有著重要的影響”，可惜沒有講具體是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看口述歷史，有時候恨不得自己是那個記錄人，去咬住不放，多問一些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就像記者會上不肯輕易鬆口的提問人一樣。
這種獨家故事當然還有很多，還是范文瀾，一般人對其著作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文心雕龍注》和《中國通史》等，但是範最初搞的是經學，後來“範老在延安講經學，毛澤東、董必武等都曾去聽。聽過之後毛澤東寫封信給他說：你經學講得很好，並且是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講經學，但這不是當前的急需；當前的急需是要為我們廣大的革命幹部寫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國通史”，範老的《中國通史》系列就是這樣引出來的。時至今日，很難想象在延安窯洞裡範老為一群高級革命幹部開講經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教學場景，但範老的書生氣似乎呼之欲出了。
這本書裡提到黃侃的地方不多，但都很有意思，非常能體現黃侃的性格，比如，劉盼遂認為隋唐兩代父系、母系均為鮮卑人，但後來卻不堅持此說了，原因是他的老師黃侃“勸他不要堅持此說”，“黃侃是有深意的，唐朝以後是宋朝，宋朝是個衰落的年代，遭受遼、金、元的打擊，最後亡於元，明朝後又是少數民族的清朝，如果唐朝是少數民族的朝代，那麼漢族不是太沒光彩了”。又如冒舒諲的話劇《董小宛》演出的時候，“黃侃曾去觀看，回來後在中央大學演講時說，董小宛去清宮是顧亭林定的計策，是學習西施入吳的故事。他還說自己有秘本，但不能宣佈。當然這都是黃侃編造的，他是為了表彰顧亭林的反清。所以當時人說黃侃是厚誣古人。黃侃這個人學問很大，但有些時候說話也很荒唐”。章黃師弟容易鬧意氣、說過頭的話，這是為人所知的。倒是黃侃這個思路，為當今胡編亂造的小說、電視劇提供了好素材，照此敷衍下去，有可能又是一部大火的《甄嬛傳》，不過為避免糾紛，在創意、策劃的欄目裡要寫上黃侃的名字，雖然看這種小說、電視劇的人可能根本沒聽說過黃季剛。
此外，如葉恭綽說咸豐皇帝突然死於熱河避暑山莊是自殺；錢基博晚年信佛，為《金剛經》做註解（現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的《錢基博集》尚無此方面的內容）；為林彪老婆葉群講孫子兵法的劉盼遂根本不知道林彪何許人也，等等，都足廣見聞。
卞先生是文史方面的專家，該書中論學之處自然不在少數。比如，范文瀾把他一生的學術總結為“專、通、堅、虛”四個字。“專”為第一位，“通”為第二位，“這兩者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傳統的文人都是把‘通’放在第一位，揚州學派（馮案：有人稱卞先生是揚州學派的殿軍）都是重‘通’。我們所處時代不同了，因為學問分門別類太多了，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專’，但‘專’要在‘通’的基礎上專，就不會有毛病了”。“堅”是堅定，“堅定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觀點要堅定，第二個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堅持”。“虛”則是“堅持真理，還要修正錯誤，對的要堅持，錯的要修正”。範老的這些話到現在也並不過時，仍然值得我們借鑑。順便提一句，書中澄清了一下，所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名言，並不是範老的原話，不知是什麼人的概括總結。我早年也曾想過，以範老這輩人的學術基礎，不會寫這麼兩句不合平仄的“七字句”。
卞先生在口述的過程中也時刻保留著治學者的敏感度，比如在談到“四公子”現象時，他說“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四公子’，第一次是戰國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第二次是明末清初，陳貞慧、冒闢疆、侯方域、方以智；第三次是清末民初。很奇怪，都是王朝要垮的時候，有所謂‘四公子’之號出現”。卞先生這話，不知治史者有沒有比較圓滿的解釋。當然，在吳保初這清末四公子之後，民國期間也有張伯駒、袁寒雲等所謂“民國四公子”出現，算是一個不太能壓得住的句號，畢竟民國四人各方面都比不上前朝了。
該書中談校對的一段文字對我觸動最大，畢竟，現在的有些圖書質量是讓人不滿意的。王壽彭代范文瀾校《文心雕龍注》。“他是怎麼校的呢，是用兩個紙條，一個紙條蓋在書上，另一個紙條蓋在校樣上，各摳一個洞，只看到兩個字。逐字對校，這是最好的校法，否則一眼就漏過去了。校勘，愈是熟悉書的內容的人，愈校不出來。我聽任繼愈先生講過一個故事：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時，要人繕寫奏摺，找的人是字寫得好，但文章不通。什麼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寫字，不會出錯，同時也不會洩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經，主張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為這個道理。”王校的方法，我不知道之前和現在是否有出版社在採用，但是聽說好多出版社取消專門校對，推行編校合一的制度，是否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不清楚，但至少應該說重視校對的程度應該是今不如昔了。
記錄成文的口述材料，由於當時是口述者信口一說，即興而談，自然不能與月煅季煉、反覆推敲的學術論著相比，往往一時思慮不周，偶爾會存在一些知識性的錯誤。此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音近致誤形成的缺憾，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口述者未必個個都像電臺、電視臺的主持人一樣能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有些口述者可能講的是方言（此尤以年長者為多），或者口音比較嚴重，導致記錄者在聽覺上形成錯誤的印象；另一方面，有可能口述者講到的內容恰好是記錄者知識上的盲點，提到的某個人名、某個專有名詞，記錄者一時難以搞清楚，或者自以為搞清楚了，最後形成一個存在偏差的記錄。當然，上述所說錯誤其實也很容易避免，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請口述者審查一遍；如果口述者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加以審查（比如本書的卞先生已經逝世，這可能是造成口述者無法審查的最主要原因），那麼最好也要請熟悉口述者語言表達、講述領域的人加以協助，儘量減少這種不必要的錯誤。本書也存在著這種記錄錯誤，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頁32，他（范文瀾）最喜歡的是《太白醉仙》等俞振飛的曲目。
案：此處當為《太白醉寫》，此劇確是江南俞五的拿手好戲，但不能因為李白是詩仙就隨便改動劇名。
頁43，範老舉了一個例子：郭隈，當時他出去平亂，平亂後入朝，馮道是三師，大家都曉得郭隈此番回來就要做皇帝了，但是馮道安然地坐在那裡接受他一拜，他把身份先定下來。第二天，他就擁戴郭隈了。一般的人，曉得郭隈要做皇帝，受其叩拜是不敢當的。
案：這個“郭隈”，我初讀時腦子裡反映不出是誰，自己不出聲地念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就是後周開國皇帝周太祖郭威呀。
頁52，袁世凱曾是章士釗岳父手下的一個將領。
案：章士釗的岳父是吳保初，年紀比袁世凱小十歲，雖然這不能妨礙他做袁世凱的上司，但吳保初雖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卻不具備此資格，有資格的是吳保初的父親淮軍將領吳長慶。在後面這個錯誤其實已經得到糾正，“章士釗一生三個妻子，原配吳弱男”，“吳弱男的父親吳保初，吳保初的父親是吳長慶，吳長慶是清駐朝鮮總督，當時張謇、袁世凱都是他的手下” （頁57）。順便多說兩句，章士釗夫人吳弱男恰好有一篇《見聞錄·袁世凱軼事數則》提到袁與吳家的關係，“袁世凱系我祖父（長慶）義子，庶出，行四，我七八歲時曾見之，稱之曰四伯。因袁童年好玩不好學，為父所不喜，我祖父則賞識之，謂可以習武，因乞為義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張季直在我祖幕中，即延其課袁讀書。袁有膽識，敢於擔當，我祖病重，由朝鮮任所，以遺折向清廷保薦，因獲任用，由此騰達”。
頁112，這一派（宗唐）是福建、江西同光體以外的另外一種勢力，其中江蘇人比較多，例如著名的樊樊山。
案：樊樊山是湖北人。後面講盧弼的章節反覆提及。
頁138，陳柱是王蘧常的學生。他的詩集叫做《待焚稿》，章士釗《柳文舉要》諷刺他：“你不焚何待？”陳柱自謂一生有三大樂事：……第三大樂事是得天才英才而教育之。
案：熟悉無錫國專歷史的人都知道，陳柱比王蘧常年齡大，入學早，是王蘧常、錢仲聯的老師。江南二仲當然是天才英才了，所以教他們的老師也有資格驕傲。陳柱尊的《待焚稿》這個書名成了別人開玩笑的好題目，“陳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馬君武先生一見便拋在一邊，說道：‘這些東西，不焚何待！’”（鄭振鐸《惜周作人》）
頁140，錢鍾書甚至諷刺樊樊山，說天下的好對聯都被他用光了，但他的詩有個毛病，是“花瓣上看桃李”。這句話很諷刺，在花瓣子上看桃李，不得大樹，不得根本了。
案：此處為“花擔上看桃李”，不是“花瓣上”，“賣花擔上看桃李”是談藝時的常用語。
自然，這些錯誤是很容易糾正的，相信經過編者再次仔細核對後，修訂版會愈加完善，冬青之樹，會萬古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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