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內閣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首輔在內閣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其中“封還執奏”權可對天子政令提出異議，或拒絕擬詔，或予以駁回<strong>。而所謂“封還執奏”即內閣首輔對天子詔令提出異議，並將此詔令封還天子，不予草詔公佈的行為。

一、 明代政令的發佈程序及首輔“封還執奏”之權

明代的奏章可分兩種：“其一， 各衙門以本衙門名義呈送的稱為‘題本’，題本由通政司送達宮中……其二， 京官以個人名義呈送的稱為‘奏本’ ……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會極門， 由掌門太監接受。”這些題本和奏本通過司禮監至天子御覽後，司禮監送至文書房，內閣在文書房接過，提出具體的處理意見，貼在題本或奏本後面，通過文書房、司禮監進呈御前批紅，之後再經過文書房落底簿，通過內閣確認，發到六科抄送各內外部門。如果天子不同意內閣的意見， 便又發回內閣令重新斟酌。

明代奏章

同時，也有不經過這種程序的決策過程。<strong>其一，“顧問”即天子召見內閣，當場議定批辭，直接處理政事，“（宣德）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兼詹事蹇義、夏元吉，於凡中外章奏，許議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上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這裡可看出顧問與票擬的區別在於所處理政事的重要性如何，常事票擬，大事顧問而已，票擬是一種正常化的手段，而顧問只是票擬的一種特殊形式。<strong>其二，由天子親書或者太監代書一道簡單旨意，讓太監傳達至內閣，令閣臣以此票擬或者草敕。也可以由太監向內閣口宣旨意，內閣可以依據天子的意思草擬為正式的文字進呈，然後再批紅髮出，天子經過內閣草敕、批紅、科抄，最後發出。

明代皇權、內閣、司禮監運轉模式

以上三種形式，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內閣擬旨環節，天子經過內閣草敕、批紅，或者與內閣合議然後發下詔令被認為是符合祖宗家法， 而如果不經內閣而旨從中出則被認為是有悖於祖宗家法的。“封還執奏”是當天子下令讓內閣草敕時，內閣認為天子政令不適，可以拒絕草敕，不奉詔並封還詔令，一般情況下會附上自己的疏議，提出處理意見。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天子或是“旨從中出”，讓“內閣不預聞”，或是對內閣的處理意見留中不報，“封還執奏” 則會失去原有作用。

二、 內閣首輔“封還執奏”現象剖析：“封還執奏”的使用頻率取決於內閣首輔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有明一代，內閣首輔的“封還執奏”一種常態化的政治機制。明代內閣首輔自英宗正統至熹宗天啟間共計 41人，行使過“封還執奏” 權的首輔有16人，除光宗朝（1620～1621）外，其餘七朝必有“封還執奏”之事。同時，“封還執奏”的發生亦非集中於某一個時期， 武宗時期（1506～1521）自始至終有之，萬曆時期（1573～1620）自張居正歿後亦自始至終有之。故可以看出，“封還執奏”已被內閣首輔作了一種常態性權力，並非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

明代內閣的發展

就發生次數來看，世宗、穆宗、熹宗時期，“封還執奏”集中於前期，嘉靖朝共 45 年，而此事發生於嘉靖初期，隆慶朝共6年， 而事出於隆慶元年（1567），天啟朝皆發生於天啟元年（1621）;神宗時期，“封還執奏”集中發生於張居正歿後;武宗朝16 年，自正德元年到正德十五年（1506～1520），“封還執奏”分散發生，未出現集中情況;而八朝之中，以正德年間與萬曆年間，“封還執奏”發生的次數最多。就結果來看，憲宗、孝宗與穆宗時期雖然次數較少，然則天子都聽從了首輔，而武宗、世宗時期，“封還執奏” 對於天子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明代皇帝列表

以上說明，“封還執奏” 頻發時期主要是武宗時期以及神宗中後期（張居正歿後），很顯著的一點就是這兩位君主對輔臣相當寬容。 以李東陽為例，武宗初立， 加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1506） 進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二年（1507）加俸一級，正德五年（1510）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九載秩滿， 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蔭子世錦衣千戶，改蔭六品文官。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神宗一朝之五臣，除王家屏為帝所逼致仕，其他諸臣莫不得神宗袒護，朱賡、葉向高於家中票擬帝亦許可，申時行、沈一貫身遭言官彈劾，總為神宗袒護，申時行在“鄉試案”中為一己之私竟以“封還執奏”來要挾神宗， 神宗卻罷免言官，沈一貫為浙黨之領袖，以妖術案大興牢獄之災，利用京察來盡逐東林黨人，言官屢次彈劾而猶輔政14 年，當國四載， 豈不為神宗蓄意袒護。

李東陽

“封還執奏”稀疏時期主要是武宗正德元年至七年（1506～1512）、世宗嘉靖四年（1525）以後以及穆宗與神宗初期。正德元年至七年（1506～1512）沒有首輔行使“封還執奏”，主要是因為這期間劉瑾弄權，“帝悉取天下章奏付之（劉瑾） 剖決”。而在劉瑾滅後， 楊廷和、梁儲輔政，內閣之志稍見舒展，又出現“封還執奏”事宜。

世宗、穆宗、神宗時期，“封還執奏”稀疏發生，蓋因此時期權力集中於天子或者首輔一人之手。隆慶時期，政事多依重於閣臣，閣臣兼掌部院，“惟高行鄭託掌吏部起……趙內江亦遂兼都察院”。此後，張居正上依太后之託，內挾馮保之勢，開始了10 年的執政時期，張居正所奏，萬曆皇帝莫不允准。即便神宗對張居正言聽計從，但張居正亦多次提及首輔的“封還執奏”，

張居正

憲宗、孝宗以及穆宗時期，首輔“封還執奏”都是“從首輔議”， 而在武宗、世宗時期則是無一例外失敗。憲宗、孝宗與穆宗三帝即位不易，師保之臣如徐溥、徐階等皆為一時名臣，故此三君執政，多為寬和，推心大臣，上下政通，內閣首輔大行其道，帝有不是處，閣臣亦敢直言進諫，帝常從之而首輔不需封還執奏，這也可以解釋三帝期間“封還執奏”極少發生的情況，熹宗之初與三帝情形極為相近。反觀“封還執奏”從“從皇帝議”時期，武宗、世宗皆是自操威柄，世宗“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武宗雖然長期離京，然其對權力一點都不放鬆，如正德十三年（1518） 武宗出巡時仍然嚴令首輔楊廷和等“每日司禮監發下京在外各衙門題本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詳，擬旨封進，奏請施行。其奏有軍機緊急重大事情……擬旨封進”。

三、 不完善內閣制度下的“封還執奏”，一旦“旨從中出”即失去效力

皇帝或者大臣的個人品行固然是影響“封還執奏”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們必須從制度層面來看待“封還執奏”。

在明代的政令發佈基本程序中，內閣是承接天子與外部的唯一渠道。然而實際上，皇帝可以直接越過內閣下達行政命令，即“旨從中出”，因此天子與首輔的個人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內閣雖然有封還詔旨的權力，但是此權的行使是建立在閣臣的性格之上。從制度層面來說，對於天子的主張，內閣既可以選擇奉詔草敕以進，也可以選擇“封還執奏”，但是如果內閣“封還執奏”的話，天子可繞開內閣“旨從中出”，天子可以擺脫內閣，而內閣卻不能不依附於天子，天子是獨立的，內閣是非獨立的，雖然說封還執奏不失為一種匡正天子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沒有固定標準，沒有強力的保證。明太祖朱元璋立國時“始猶設中書省、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出現“旨從中出”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中央集權

四、“封還執奏” 的政治意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裨益時政的作用

總而言之，明代內閣首輔的“封還執奏”權是一種常態性的政治職權，但是面對著明朝“乃今皇帝，一家天下”的皇權“獨制”格局， “閣權只是皇權的附屬物和衍生物，皇帝並不授予內閣直接處理政務與監督百官執行的法定權利”。“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內閣首輔對於天子“旨從中出，內閣不預聞”的現象，只能是以違反祖宗舊制諫言，但卻難有作為。

明代內閣大臣們

內閣首輔一共行使了19 次“封還執奏”，皇帝聽從首輔建議的有 8次，比例不到一半，可以說“封還執奏”在整個明朝作用很有限。但是，單就每個皇帝而言，如憲宗、孝宗、穆宗都是成功的，而武宗、世宗都是失敗的，可以說“封還執奏”作用的發揮取決於皇帝本身。“明代政治機制的運行帶著濃重的‘人治’色彩，權力結構也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之中。”

但是，如果就事論事，一方面，內閣首輔利用此職權限制皇帝的錯誤政令維持朝廷的綱紀，如彭時反對給宦官賜額褒功，劉吉拒絕孝宗命令大臣寫崇道祝文的旨令，神宗朝王家屏、沈一貫以及葉向高相繼利用此權來維護太子的地位;另一方面，內閣首輔也利用此權為自己謀私利，如申時行利用此權打擊鄉試案中違背自己的大臣，二者相較後者只是個案，前者則佔了絕大比重。所以說，內閣首輔行使“封還執奏”權的確起到了裨益時政的作用，使得亂命不出臺閣，亂政不達鄉里，也避免了中央政府朝令夕改現象的發生。

《明史》

《明實錄》

《國榷》

《明清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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