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李文亮醫生刷屏了。他讓我想到范仲淹的一句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無獨有偶，現代大儒胡適也曾專門寫過一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該文寫於1954年9月3日，刊載於1955年4月臺北《自由中國》第12卷第7期。
原文如下：
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楚是誰說的了，
我記得是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裡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紀聞》。今天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紀聞》，昨天撿得卷十七有這一條：
範文正《靈鳥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曆989，死在1052，他死了903年了。他作《靈鳥賦》答梅聖俞的"靈鳥賦"，大概是在景佑三年(1036)他同歐陽修、餘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
梅聖俞名堯臣，生在西曆1003，死在1061。他集中有《靈鳥賦》，原是寄給范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樣的句子：
鳳不時而鳴，烏啞啞兮招唾罵於里閭。烏兮，事將乖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兇……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烏兮，爾可，吾今語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誤）聽。結爾舌兮鈴爾噱，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嗓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聖俞後來不知因何事很怨恨範文正，又有《靈烏後賦》，說他“憎鴻鵠之不親，愛燕省之業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遠已不稱，暱己則譽”。集中又有《諭烏詩》，說，“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成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長段醜詆的話，好像也是罵範文正的。這似是聖俞傳記裡一件疑案，前人似沒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靈鳥賦》，有自序說：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鈔幾句：
靈鳥，靈鳥，爾之為禽兮何不高飛而遠翥? 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想，請臆對而忍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慮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盤桓。 思報之意．厥聲或異：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兇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
不告之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為兇之防。亦由桑妖於庭，懼而修德，俾王之興；雉怪於鼎，懼而修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凰，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大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苛圮兮，吾將疇依……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箇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兩句，範公在十年後（1046），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岳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當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優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前此三年（1043）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範仲掩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裡說：
我國家革三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進諸科 士皆合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盈，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宴然不救，並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83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范仲淹所說的“憂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嗚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
中國文化向來重視道統，“捨生取義”，“處義不回”，“君子憂道不憂貧”，體現的是君子對“道”的追求。為了道，可以“貧富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體現了一種大無畏精神。雖是文人，照樣不失血性，追求這種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這是古代士人，即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而范仲淹提出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正是對這一傳統精髓的發揮。
胡適在這裡重申這種傳統精神，說明自由精神在中國古已有之，也說明作為知識分子理當代言社會真理和良知，應該對社會有一種責任和擔當意識，這是胡適對傳統道義精神的自覺傳承，也體現了他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和獨立姿態——不平則鳴，寧嗚而死，而不選擇在苟且甚至違心中隱忍。這種精神貫穿他一生，也因此他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尊重和愛戴。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出自范仲淹之口，比美國的名言“不自由，勿寧死”還要早八百年，說明中國知識分子有爭取自由的傳統。胡適指出，這是一種“自天”的責任，出於道義，不能不說。
●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與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脈相承的，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寧做諍臣，也不苟且偷生。胡適一生追求真理，獨立自由。雖為一介書生，但獨立不倚，不懼強權。他始終保持著清醒和理智，以批判眼光審視社會，不失良知正義，與一切不自由、不公平和陳腐落後做鬥爭。在他身上，有范仲淹的精神，也有孟子說筆下的大丈夫精神。
●胡適是文雅書生，但同時積極參問世事，在傳播進步思想的同時，發揮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知的責任和作用，該說的話要說，該做的事要做，不違心做人，也不趨奉權貴。他不時站出來對政府指手畫腳，獲得學界政界的普遍敬重，其自由獨立的“公知”形象深入人心，影響至今。雖然他說過：“當國家多事之秋，說話太多是不聰明的”，但他畢竟是胡適，不會閉門做學問，不會騎牆，仗義執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一個知識分子，是“公知”還是“犬儒”？標準是有無自由獨立精神。胡適是自由獨立精神的典範，畢生不懈追求，身體力行。在國共第二次內戰時，作為雙方爭奪的對象，胡適寧願背井離鄉遠走美國也不願附庸於一方，正是其獨立表現。 今天，也許礙於某種不自由，有專業有職稱被體制豢養的學者很多，有風骨的知識分子鳳毛麟角。
●1948年9月4日胡適在《自由主義》的演講中指出，自由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千多年前老子說的“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等。孔子的“有教無類”，等等。但胡適指出，中國古人的自由太注重向自我內心求，而無視外面的無理束縛。指出：“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要爭取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胡適並指出：“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指出真正的自由是既要內心自由，更要抵擋外界無理的壓迫束縛。
●在談到自由時，胡適在1948年10月5日在武昌所做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講中說：“所謂自由就是不受外力的無理約束，不做傀儡，一切動作、思想、信仰，都由自己作主，也就是西洋人所指解放的意思……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胡適說：“中國曆代自由最大的失敗，就是隻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實現才能取得保障。”並指出：“自由主義，貴在容忍，要承認別人有自由。”希望國人今後應發揚“遺風，擴大爭取自由、愛護自由、發展自由的運動，促進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為此，胡適在自由民主問題上從來不會三緘其口，總是不平則鳴。今天，我們的言論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否多於古代的呢？
●胡適希望國人為自由的傳承而努力，爭取必需的自由，活出人生尊嚴。1949年3月27日，胡適在臺北中山堂所做的《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中再次強調說：“自由這個名詞，並不是外面來的，不是洋貨，是中國古代就有的。”並說自己之所以介紹傳統文化中的自由思想，目的為了“為這自由的傳統而努力……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到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上面文字摘自本人編著之《胡適論讀書》一書有些微刪改。
李文亮作為一個大夫，發現疫情時，及時發聲警醒世人，盡到自己的責任。即使在病中，他還在說“恢復還上一線，不想當逃兵”。李文亮的行為再次詮釋了什麼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什麼叫捨生取義，處義不回。好樣的！我們不會忘記你對這次疫情的貢獻。
願天堂沒有謊言，天堂有講真話的自由，英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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