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截留重慶口罩已成眾矢之的。大理確實不在理，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們的批評是否都在理？
批評第一位的是道義問題，認為重慶更嚴重，所以大理是不講道義的。那是否意味著，疫情嚴重的地區就有權截留疫情不嚴重地區的物資？
還有人討論級別，認為一個縣級政府竟敢截留省級政府的物資。如果說這是不合理的，那是否意味著高級別的政府就可以截留低級別政府的物質，如果他們互不隸屬的話？
很多人也談到法律，認為這屬於跨省物資，大理作為縣級政府無權徵用。但是有網友辯解“大理做的確實不對，是因為前期大理定的防護用品也在各地被攔截了。”（參見六神磊磊讀金庸公眾號《四大惡人截鏢了，段王爺也不出來管管？》署名“偉”的網友留言，點贊1080次）
那就要問了，截留跨省物資是否獨獨為大理一地所為，大理的防護用品是否被其他地方截留過。
他們是否屬於疫情更嚴重的地區，級別更高的政府？
即使是的話，那樣就合法麼，或者符合道義麼？
在排隊的時候，如果有一個插隊的管不住，後邊就沒法管了。這就是違法行為的傳染性，是的，違法行為也有傳染性。
我們必須回到法治思維來討論問題，才會找到確定性的答案。
疫情的嚴重程度與截留行為是否違法沒有必然聯繫。
我們不能因為武漢嚴重，就允許武漢截留全國過境的物資吧。
法律賦予了每級政府徵用物資的權限範圍，只能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行事。超過權限範圍的，不管有沒有道義支持都不合法。
比如一個地區比周圍的疫情嚴重程度都輕，難道物資還進不來了？因為你不嚴重，不著急，鄰居們就可以雁過拔毛麼？
人家不嚴重也有人家疫情防控之功，你不能說你嚴重你就有理，誰越嚴重誰就越有理。如果它的物資要是老被截留，最後也就沒有防控能力了，本來控制得比較好的局面也破壞了，最後變得比你還差。難道這時候它就擁有了截留別人的道義基礎了麼？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局面麼？
答案顯然是否定。
這是一種受害人心態，不是法治思維。
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大家都遵守才能順暢地運行。最直觀的就是交通法規，在十字路口如果沒有紅綠燈或者警察指揮，很容易就變成一鍋粥。
法律的規則首先要求大家各安其分，按照自己的路權行駛，社會才能順暢運行。
疫情時期本來就是緊張時刻，防護物資是稀缺資源，大家都需要，心情可以理解。
大家其實都是在各顯神通，有的是積極聯繫廠家，有的甚至通過國外獲得救助，有的組織到口罩廠加班，有的傳播自制口罩的方法。
其實絕大多數還是通過市場化的規則，進行資源的調配。因為根據價格機制，資源當然也會流向需求更強烈的地方。雖然我們要打擊極端的惡意漲價和囤積居奇，但也不能放棄這隻無形之手。因為它更公平、有效率。即使進行部分物資的統一調配，也仍然不能否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大理事件其實是濫用緊急徵用權的典型案例。徵用權用起來十分方便，有了它不用再費心組織物資，不用支付更高的價格，就可以唾手可得。
有了緊急徵用之劍，可以暢行無阻。直到徵用到別的政府的頭上，碰到了大釘子，才算到頭。如果是其他企業，就沒事了麼？
很多法律人呼籲徵用、徵用、徵用。
但是徵用是有代價的，是需要十分慎重的，應該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則的。
能用市場化的手段解決問題，就儘量不要輕易使用徵用。
重慶的口罩是徵用來的麼，如果重慶都沒有徵用呢，大理為什麼一定要徵用？市場化手段窮盡了麼？
一旦發生徵用，必然會一定程度上破壞交易的自願性原則，使價格信號失靈，阻斷市場化資源配置循環。簡單來說，就是大家都不敢經過大理了，能繞開繞開，使經濟吸引力受到長期影響。徵用一時爽，但是會造成長期的招商引資不爽。這個代價考慮過沒有。
同時還會破壞市場的統一性，影響商品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性。
徵用一定要具有充分的緊迫性、必要性和其他手段的窮盡性，是一種萬不得已的手段，且不可以當作的常態化手段使用。即使是疫情時期，也有個輕重緩急的問題，如果你的徵用情形沒有那麼緊急，其背後的倫理基礎就可能受到質疑，使人不得已接受但不會使人信服，進而將損害地方的整體公信力。
因此，徵用行為不可輕易使用。如果其他地區沒有采用徵用手段，就能治理得很好，而你這個地區老是徵用最後效果也不一定好，那疫情過後，企業不會用腳投票麼？
疫情防控不是比誰徵用得狠，而是比誰更用心、更會調動大家的自願性。是自願性。
疫情防控絕不是徵用比賽。
總書記說得很對，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
還有一個假設需要解決，那就是如果大理的物資確實被其他地區截留了，它可不可以“自力救濟”？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那就是一個人如果被偷了，他就可以選擇偷竊別人來補償麼？顯然是不行的。他應該選擇去報案，選擇去通過法律規則解決。
但現在需要問的是，對於這種截留行為是否有一個便捷的“報警”渠道，也就是權利救濟渠道？
從各地向大理討要物資這一點來看，好像沒有，否則也沒有必要費力進行討要了。
從這一點來看，設想到大理，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求告無門的委屈？
是不是有可能因為級別低、疫情不夠嚴重也更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聲討違法的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違法背後的原因。
在規則糾紛解決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確實容易增加對規則破壞的可能性。
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
當務之急是應該建立一個應急徵用的糾紛解決平臺和通道，隨時接受地方的投訴，使類似糾紛的到第一時間解決，避免求告無門而陷入叢林法則，才是治本之道。
再著急也不能慌、不能亂、不能胡來，越是緊急時刻越是體現法治精神的時候，越是體現是不是真的在意市場經濟規則和營商環境的時候，而它們才是保障社會長期發展繁榮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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