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秋天，為了籌備婚禮同時處理伯父的喪事，普希金去了父親的莊園波爾金諾村。
他原打算在那裡待3個星期，沒想到趕上當地鬧瘟疫，交通封鎖。於是，他在村裡一住就是3個月，無事可做的他投身創作，完成了27首抒情詩、6部中篇小說、4部詩體小悲劇、3章詩體長篇小說。
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波爾金諾之秋”。
我們的戰爭丨連載07
1
晚上，我脫了衣服正準備睡覺，劉旭發來一條信息：“你和你媳婦都量下體溫。”
早上我剛和他說好，明天搭他的順風車去省會鄭州，然後從那裡乘坐高鐵回北京。要是在平時，他這麼說，我可能會罵他一頓，但這次，我麻溜兒披上外套，跑到客廳找溫度計。妻子也沒有異議，接過溫度計時，還建議我把結果拍照發給劉旭。
我們兩個人一個36.3℃，一個36.4℃，體溫都比平時要低，以至於發照片時，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像在撒謊一樣。稜形的溫度計在手裡轉了好幾次，才顯示出水銀汞柱來。劉旭看到照片，回了個尷尬的表情：“可能是天氣冷，溫度低。”
家裡人都反對我們這個時候回北京，態度最堅決的是我爸和弟弟。每天的飯桌上，他倆基本上承包了所有關於周邊地區疫情的新聞。我爸平時說話臉上就帶著情感起伏，認真起來絕對可以到六親不認的地步。今天吃飯時，他提到隔壁鄉一個在武漢讀書的大學生確認感染，又說這個大學生回鄉時乘坐了大巴。說話的時候，他眉頭緊鎖，嗓音急迫，像坐在家裡的煤氣灶上。我把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念給他，他根本不信，“肯定不止這些”。
我三姑家的表弟在武漢賣菸酒，在家族群裡說春節不打算回來了。臘月二十九時，大家還在七嘴八舌地問他們：武漢那裡怎麼樣，超市還能買到菜嗎？表弟媳婦說，他們的菸酒店關了門，路上沒人，但超市開著，不過，排骨漲價到了50塊錢一斤，高速也封了，不讓出也不讓進。
到了正月初一，弟弟發起群視頻聊天拜年，發現表弟一家竟然穿越封鎖、從武漢偷偷回來了。我爸一聽，趕忙給三姑打電話：“明天別讓亞川（表弟的名字）他們來走親戚，你們也別來了，都關上門在家裡待著吧！”打完電話，在院子裡踱了兩圈，他又給大姑打了一個，讓她注意點，別讓三姑一家上門。
“就咱爸管得寬！”弟妹抱著小侄子，在沙發上說他。我爸梗著脖子不買賬，堅持說這是為大家好。
我爸看似防範意識最強，但每天吃完飯，他就揹著手去村裡遛彎兒。除了各家屋裡電視的聲音，整個村子空蕩蕩的，只有幾個叔叔伯伯站在平時扎堆的空地上閒聊，相互遞煙。聊的無非還是疫情——哪個村又有從武漢回來的，各地疫情有什麼新進展，這個病和當年“非典”的區別……有戴了口罩出門的，沒等說上兩句，嫌說話不方便，很自然地把口罩扒到下巴的位置，伸著頭迎接飛濺的唾液。
話題繞了一圈，最讓叔伯們關注的，是這幾天附近幾個村子的婚宴。伴隨著在外務工的年輕人的返鄉潮，現在春節時各村的婚禮格外多。他們都在感慨：西京哥年三十給兒子辦婚禮“太及時”，“圓滿了”。因為，“看完春節聯歡晚會，氣氛整個都不一樣了”。
村口的路上在除夕前就挖了個大坑，土堆堵住了整條路，上面扯了紅色的條幅：強防護不恐慌，信科學不信謠。如今，村口通往外面的三個路口也都被封掉，去鎮上買菜要推自行車才能通過。每天村裡的喇叭吆喝著不準串親戚、不準聚眾，這個時候娶親出嫁，無疑是個挑戰。
婚喪嫁娶是農村生活裡至關重要的大事。按我們這裡的規矩，誰家孩子結婚，婚禮這天，所有的親戚都要從各地趕過來，吃上一頓“十個碟子八個碗”的“大桌”，看著新人拜了天地，這樁婚事才算真正作數。選結婚的日子，必須慎重，一般是家中的男主人帶上兩盒好煙和新人的生辰八字，專程向當地的風水先生求問。這個過程叫“查好兒”，一旦“好兒”（良辰吉日）確定下來、通知了各地的親友，再改動日子就成了大忌，是不吉利的象徵。
住在我家後面的長生大爺家，原本計劃初六要送孫女小璐出嫁，最近幾天都在為這個事情焦心。他眨巴著已經半瞎的一對眼睛說，他過兩天就找村西頭的小坤開他的挖掘機，把村頭的路給填平，讓迎娶的車開到村子裡來。叔伯們聽著他的計劃，默默吸著煙，沒人接話——我之前聽我爸說，他表弟家的兒子結婚，原本也安排在正月初六，現在已經打電話說取消了。“萬一弄出來個發熱感冒的，搞得客人們都傳染了，誰擔得起這個責任？”
或許是本地對疫情防控抓得早，親戚朋友都對“聚會”避之不及。幾個高中同學原本想在三十中午聚一下，結果在前一天突然就取消了。從上海回來的一個女同學防範意識很強，說每家都有小孩，一旦生了病很麻煩，“等明年咱們一定聚！”我發了“抱拳”以示贊同，放假前大家滿漲的重逢的熱情和期待，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已經徹底消失不見。
寡淡地過到初一晚，我突然想起，自己甚至忘了在幾個重要的微信群裡拜年，也沒有給幾個關係很近的朋友發消息。朋友圈裡從頭刷到尾，都是新冠肺炎的新聞。讀到一個好友除夕晚上的狀態：“在這種時刻，面對這種節目，是一種拷問。地球上最後的夜晚。”一想到頭天晚上面對著電視屏幕上的小品自己還在哈哈大笑，我突然被一種強烈的負疚感攫住，此後便久久揮之不去。
2
初三那天，手機上忽然跳出一則新聞：安陽籍一名女子從武漢回到家中，父母和姑姑均被她傳染上了肺炎，而她至今還沒有出現任何症狀。讀新聞時，我正在樓上陽臺晾曬好幾天沒有乾的衣服，村裡的街上靜悄悄的，持續數日的陰天，像在營造刑場的氛圍。我扒著晾衣架，忍不住想：這名回鄉的女子心裡會好受嗎？
家族群裡還在熱熱鬧鬧地發送著疫情消息，只有表弟一家從武漢回來後，像從生活中蒸發了一般，再也沒有說話。
晚上，我爸再次因為我們要回北京的決定而生氣。他不好意思直接責問我妻子，飯後在客廳裡，連連質問我“還要不要命”。
弟弟則在一旁病懨懨地坐著，手裡託著口杯準備吃藥。自從去年做了切除甲狀腺瘤的手術，他變得異常敏感多疑，有些風吹草動就喜歡聯想，偏偏這幾天他又染上了感冒，胸悶乾咳。這讓他異常憔悴，心情低落，脾氣也格外大。吃飯的時候他特意避開我們，匆匆扒完飯，就去廚房裡刷自己的碗筷，然後擺到很遠的位置。前天下午，我和妻子小聲嘀咕，胸口突然有些疼，該不會是肺炎吧？他勃然大怒：“中了，別說了！”說完，轉身上了樓。
我望了一眼爸爸，唯唯諾諾地解釋道：“在家裡什麼我活兒也幹不了，回去也是不出門，能把手頭的翻譯任務做一部分出來。”
弟妹笑了，邊給小侄子餵飯邊問我：“這都什麼時候了，還想著工作？”
她在一所私立的建築公司上班，年前早早放了假，這次疫情讓她的工作又無限期後延。待在家裡，她和弟弟每天穿著花條紋的棉睡衣，和沙發的花紋相得益彰，十分休閒。
我和妻子平時喜歡看國外電影。這次回家，為了迎合不懂英文的爸媽，同時不委屈自己，我們每天都在絞盡腦汁挑好的國產電影看，弟弟陪我將這幾年的“金雞百花”獲獎影片挨個蒐羅了一遍。不過，我所憧憬的一家人其樂融融觀影的場景並沒有出現，電影播出不一會兒，弟妹就抱著小侄子上樓睡覺，妻子對程式化的劇情提不起精神，而弟弟則撥弄起手機刷抖音。我也很難集中注意力，總想站起來，伸個懶腰。
姐姐的工作單位在合肥傳染病醫院附近，公司發了延期上班的通知。每天沒事可做，她便給我們打視頻電話，問我們在做什麼，囑咐我爸不要外出。一天四五次視頻聊天，把家裡人的耐心也聊沒了。有時見我們都不說話，姐姐就問握著手機、眼神上抬的媽媽：“你們在看什麼電影呢？”媽媽也不說話，把手機反過去，攝像頭對著電視屏幕給她直播。
我們單位的群裡也有人問是否會推遲上班，但辦公室的人沒有回應。同研究室的老師前兩天發了張截屏圖片到群裡，說人大附中春節前，高三年級開了個上千人的家長會，有個家長當時已感染病毒，第二天就入院治療，最後搶救無效死亡。
我心裡咯噔一下，一團不安定的因素，像一滴墨汁滴到水裡正向四處擴散。最近一段時間，這種感覺時不時襲上心頭，就像小時候走夜路去廁所，總覺得那些猩紅皮膚的蛇、毛茸茸的老鼠都躲在看不見的地方窺伺著我。我下意識地環顧四周光滑的牆壁，找不到那雙眼睛在哪裡。
研究室裡另外一個老師向來活潑開朗，他在群裡發了個“笑哭”的表情：“我們遇上了‘波爾金諾之春’”。
這個冷笑話，或許只有我們這幫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人才懂：1830年秋天，為了籌備婚禮同時處理伯父的喪事，普希金去了父親的莊園、位於下諾夫哥羅德的波爾金諾村。他原打算在那裡待3個星期，沒想到趕上當地鬧瘟疫，交通封鎖。於是，詩人在波爾金諾村一住就是3個月，無事可做的他投身創作，完成了27首抒情詩、6部中篇小說、4部詩體小悲劇、3章詩體長篇小說。
一場瘟疫促成了文學史上“波爾金諾之秋”的佳話，卻沒能激起我半點工作的熱情。從北京揹回來的書還在行李箱裡靜靜地躺著，不知為什麼，在河南老家待得再無聊，也不想翻開它們。家裡有一臺弟弟買的二手跑步機，有兩次出於體重焦慮，我站上去跑了幾分鐘，便氣喘吁吁地下來了。網上的段子說，現在微信運動上前三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拉黑了，沒事瞎出去溜達，早晚傳染上。我閒極無聊，點開了“微信運動”，第一名是我大學時的老師，走了4000多步，和平時的動輒2萬多步比起來，差遠了。
我爸出門轉了一圈，回來時說：“不得了了，鄉里司道口村同時出現了兩名病例，已經被送到人民醫院了！”本來就對電影心不在焉的我們立即熱烈討論起肺炎來，屏幕上的劇情變得更加遙遠，越發使人無動於衷。
漸漸開始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假期太長，想回去上班，“不關幾日，就不會明白，小孩有多喜歡上學，大人有多盼望上班”。一個朋友家對面的小區有了確診病例，搞得他們全家惶惶不安，5天沒有出門，連窗戶也不敢打開太久，“感覺整個人發黴了”。
我有時又覺得很啞然：在家裡待著有吃有喝，不用上班擠地鐵，不用熬夜加班，不就是我們天天夢寐以求的生活嗎？
初三的傍晚，我和妻子在房間裡實在坐夠了，每人戴了3副口罩，走出了家門。小侄子看我倆出去，立刻跟了上來。妻子拉起侄子的手問我：“去哪兒？”我指了指村西頭——那裡有大片的麥田，還有一座土地廟。
剛走了幾步，背後突然傳來一聲：“回來！不要命了？！”
我回過頭，弟弟穿著厚厚的棉睡衣站在門口，右手託著個保溫杯，像廟裡的託塔李天王，一臉不容侵犯的威嚴。
3
搶到回北京的票以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岳母。她話音裡帶著哀怨：“那還用搶？現在不知道有多少退票的呢！”
春節回家時，我和妻子計劃得很完美：年前在我家，年後去她家。大年初一那天，我們告訴岳母，疫情嚴重，我們退掉了去南陽的車票。她雖然有些失落，但還沒有完全失去希望。現在聽說我倆要直接回北京，她徹底傷心了——辛辛苦苦炸的丸子、滷的牛肉、包的包子，瞬間沒有了意義，全成了她的負擔。
論對家庭的關懷，女人確實心更細一些。姐姐每天給家裡打電話監督我爸，妻子也會時不時掛念南陽那邊的父母。這次疫情，南陽和信陽因為靠近湖北，一直是河南的重災區，官方數據欄裡河南省首例死亡病例，也發生在南陽。
妻子給孃家打完電話，又打電話給姨媽。姨媽家有個讀小學的表弟，生性好動，每天吃完飯在外面瘋跑。電話裡，姨媽鄭重其事地向我們承諾，一定做好防護措施，儘量不外出。妻子在這邊強調：“不是儘量，是一定不能外出！”姨媽剛說了聲“好”，就聽小表弟在那邊告狀：“誰說的，你昨天沒有和別人打麻將嗎？”
姨媽似乎有些尷尬，告訴我們，兒子是在“報復”她。我和妻子哭笑不得，問：“表弟又去廣場上和其他小孩玩了嗎？”姨媽斬釘截鐵地說：“沒有！”為了不讓兒子出門，她費盡了力氣，最後不得已使出了絕招：把他的衣服全都藏了起來，鎖在了櫃子裡。
把這些熱愛群居生活的人突然分開關在家裡，真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何況是在春節這樣以“團聚”為主題的時間裡。我想起初二晚上，我從妻子分享的視頻裡，第一次聽到了“聚堆兒”這個詞。視頻裡，我們省一個村的支書通過大喇叭在喊話，由於村裡人不聽勸告在外面聚眾“噴空兒（閒聊）”，他語氣暴躁，喊話裡帶著濃烈的訓斥意味和莫名的親切感：
“再三強調，叫你在家待著，你就待不住！在你家待著能把你憋死？刀都架到脖子上了，還不知道厲害……如果明天我再看見你在街上聚堆兒，我可對你不客氣……”
這段“硬核”訓話被改編成了說唱歌曲，在微博上火了。我和妻子坐在被窩裡，接連聽了好幾遍，笑得喘不過氣來。河南省的疫情防控這次似乎是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幾個外地朋友此大加讚揚，說我們有一個想讓人“偷走”的好省長，沒人再提以前那些“偷井蓋”的段子了。一時間，我突然覺得有些揚眉吐氣，但又說不上來具體的光榮在什麼地方。
為了避開返程人流，我買的是正月初五的車票。回北京的頭天晚上，我們開始收拾行李。來的時候給家人買了些東西，如今箱子裡騰出來的空間又被媽媽拎來的大包小包填滿。
聽網上說有的地方大白菜價格漲到了96元錢一顆，我媽把土豆、胡蘿蔔、西葫蘆都打包塞進了箱子裡，晚上弟妹又打著手電筒，去叔叔家門口拔了些菠菜和小青菜。
我還是第一次從家裡帶這些新鮮蔬菜走，裝箱時怕壓壞了菜葉，格外小心。妻子疊放著外套，自言自語地說：“不知道xx有沒有營業。”想來送快遞的小哥恐怕也有不少都被“鎖”在了全國各地的村子裡，應該也穿著睡衣在家裡窩著吧？
東西裝到一半，我爸又從老房子裡又提了一桶香油過來。他現在是我們家唯一一個還上躥下跳的“外交家”，天天出門，還幾乎從不戴口罩，任我們勸了多少次都不見效果。回來時，就把道聽途說的新聞都給我們講一遍，彷彿是一個捨身忘我的傳道人。
他提到小璐的婚禮，說大概是要推遲了，風聲這麼緊，誰還有膽子出來吃喝。他又說，張堂村今天上午有一家兒子結婚，沒有人去“吃大桌”，120桌好酒好菜都晾在自家院子裡，白白糟蹋了。
一提到宴會，我又想到，普希金190年前在波爾金諾村滯留時，曾根據英國詩人威爾遜的悲劇《瘟疫城》創作了一部小悲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在這部作品裡，他描寫了鼠疫肆虐時，人們對生命的幾種態度：年輕人在酒席上縱情享受，以狂歡驅散對死亡的恐懼；神父號召會眾追隨上帝以獲得慰藉；而宴會主席則抱著視死如歸的態度，悲壯憤慨……
這些鋪天蓋地的疫情新聞，同普希金筆下觥籌交錯、生死交歡的氛圍似乎並沒有多少差別。生活在各種輿論中間，我們每天的感受都是複雜多元的：同情、無奈、憤慨、失望、恐懼、焦慮，還摻雜著看熱鬧時的興奮、喜悅、僥倖，就像那些在視頻上“雲監督”火神山醫院建院直播的5000多萬名網友。
我們似乎直面著生與死，又似乎在虛實難辨地狂歡，等緊張和興奮過了閾值，又會變成冗長的倦怠、漠然。
收拾完行李，我選了一部天津方言的喜劇電影。客廳裡只有我、妻子、媽媽和表弟。表弟算是半個觀眾，隔一分鐘就低頭玩手機遊戲，妻子在取暖器上反覆烤她的襪子，而我媽還沒看到一半就開始犯困，像不倒翁一樣打盹。
“睡覺！”我突然說。其他人立刻清醒過來，如同得到了赦免令一般，很快地起身，走向了各自的臥室。
4
初五上午11點，劉旭給我打了個電話，說車子到了村口。在這之前，我們已經坐立不安地等了1個多小時，我爸兩次催我給劉旭打電話，我也隱隱有些擔心，這傢伙是不是在家裡猶豫要不要來接我們，畢竟這是在特殊時期，他的妻子也不認識我們。
我們上車之後，劉旭又折回縣城家中，去接他已經懷孕的妻子。路上他看我和妻子都戴著厚厚的口罩，補充了一句：“我的口罩落在包裡了。”
車窗外是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看到的“外面的世界”。街上不見人影，五金店、浴池、壽衣店，全都關著門，金燦燦的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在家呆了10天，這是我們第二次見到明晃晃的太陽。
到了劉旭家小區門口，幾個戴口罩的人示意車子停下來。劉旭和他們解釋了一番，才獲准將車子開進去。我下車，幫著提蔬菜和水果，他爸媽跟著兒媳婦下來了，手裡提著一大袋子白菜，有十來顆的樣子。阿姨信基督教，揮手告別時，叮囑兒子一定把我們送到車站，末了又加一句：“主保佑你們一路平安。”
車子上高速之前，我總在擔心會被攔。早上吃飯時聽我媽說，隔壁的堂弟一家開車回洛陽，因為車牌號是商丘的，要下高速時被交警攔下，只得原路返回。劉旭將信將疑地說：“不會吧，我的車牌是豫A，應該沒有問題。”
車裡的氣氛一開始很活躍，我們和他妻子聊了聊家常，開了幾句玩笑，後來就沉寂下去。這似乎是近期的常態，疫情讓每個人都變得懶洋洋的，誰也沒有足夠的熱情與人交談。
在車裡戴著3層口罩，沒過多久就感覺呼吸困難，厚厚的羽絨服裹在身上，周圍的氧氣似乎越來越稀薄，快不夠我們4個人呼吸了，但誰也沒提出降下車窗透氣。
我掏出手機，讀到“央視新聞”新發布的消息：“專家稱越光滑的地方病毒越容易存活，因此毛料衣服上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較小。”看到這裡，我愣住了——昨天晚上看到的好像還是另一種說法。我又點進單位的群聊裡，撥到昨天一位老先生髮的截圖：“朋友女兒醫院支援武漢前線醫護髮回消息：在這非常時期，大人、小孩外出都不要穿帶有毛絨或絨線的衣服外套，那樣很容易吸附病毒，請廣而告之。”
妻子讓我不要信這些滿天亂飛的謠言，說到每天網上那些教人預防肺炎的小視頻，觀點互相矛盾，讓人莫衷一是。
我百無聊賴地打量著窗外。往年這個時候正是交通擁堵的春運高峰期，現在眼前的路卻是一馬平川。我和劉旭開玩笑：“高速公路像是你們自家修的一樣！”他笑笑，也說從來沒有去鄭州這麼順暢過。
平時將近4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只用了2個小時就到了。在鄭州東站進站口下了車，我們和劉旭道別。
進站口處的安檢措施明顯比往日嚴格，乘務人員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和護目鏡，我和妻子拉著箱子往裡面走，一瞬間有種走進醫院的錯覺。將箱子放到傳送帶上之後，我們要跨過一個安裝有體溫測量儀的通道，看到妻子穿過通道，我不由地有些慌神。雖然出門之前測量了體溫，但還是會忍不住害怕突然體溫不正常，被乘務人員拉住。
謝天謝地，沒有被攔住。我和妻子抓著扶梯上了候車廳。候車廳里人也不太多，無一例外，全戴著口罩。我們找了個離其他乘客很遠的座位，放下了行李。牆上的列車時刻表上顯示，現在是下午14時42分，距離我們那趟高鐵發車還有4個多小時。
等待的時間漫長而無聊。我想到回京後，上下班坐地鐵需要更多的口罩，於是給大姑家的堂弟發了條微信：“你那裡還能弄到口罩嗎？”
這個堂弟在江陰一家口罩廠做管理工作，以前每年回來，都會給我們帶回各式各樣的口罩。我爸媽除了收麥子、給玉米脫粒時會戴口罩，平時也不用，很多都浪費了。
今年臘月二十八，堂弟就回了老家，原本打算初七再返回江陰，沒想到回來的路上便接到老闆的“奪命Call”。武漢的疫情給他們的口罩廠帶來巨大商機，原來廠裡積壓的口罩，不管是合格的還是有瑕疵的，全都被搶購一空。老闆許諾發3倍工資，但還是沒能召回多少員工，堂弟只好把老婆孩子送到老家，第二天便連夜開車回去了。
消息發過去一會兒，他回覆我一條語音信息，語速有些快，背景是轟隆隆的機器聲：“現在有點緊張。正忙著部隊的一個訂單，估計出廠價一隻要賣到1.5元了。”
我把價格講給妻子，她有些不能相信，說，“應該是一包1塊5”。我們除夕那天在藥店逛時，10只裝的口罩才賣3元錢，出廠價應該是一包1元左右。我又確認了下，表弟說沒錯，是一隻的價格。
“你們公司要發了。”我說。
“活兒幹不完，也急著呢。”他匆匆回完信息，又忙起來了。
儘管候車廳里人不多，我們也沒敢摘掉口罩吃東西。又枯坐了一會兒，一看手機，才過去15分鐘。我突然想，何必在這裡傻等，增加感染的幾率，可以改簽車票呀！於是匆匆改了一趟昆明發往北京西的高鐵，16:09分從鄭州發車。
改簽之後，我發了個截圖到家裡的群聊。沒過多大會兒，姐姐的電話便打過來了：“你趕緊看看，能不能再改回去？這趟車是從武漢過來的！”
姐夫和弟弟也在群裡給我留了言，我兩隻耳朵立刻鳴叫起來，妻子也不知所措，緩緩地說：“沒事兒吧？進站不是要測量體溫嗎？”
距離發車還有18分鐘，手機上沒辦法退票。我一路飛奔，尋找退票窗口，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真是怕什麼來什麼。”跑到出口處，我問了一個執勤人員“退票口在哪裡”，他睜眼望著我，先是退後了兩步，才伸手給我指了指右邊。
一個40來歲的女人坐在退票窗口裡面，口罩遮住了大半個臉。沒等我講完，她就打斷了我：“你已經在網上改簽過一次，馬上發車，沒辦法再退了。”
我急了，慌慌張張給她解釋：“這個404，不是從武漢那邊發過來的嗎……”
“那邊早都封站了。”她用河南話說。
我這才突然醒悟過來——自己慌成這樣，真的有些“草木皆兵”——那一刻，我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生物體，原來有這麼強的求生慾望。
離發車還有12分鐘，我顧不上喘息，又跑著去找妻子。戴著口罩、穿著笨重的我跑起來有些費勁，候車大廳的地面特別光滑，映照出我趔趄不穩的身影。
每經過一處，都有候車的人抬起頭打量我，他們下意識地將身體往後退了退，以躲開我帶來的那陣風，然後又伸出手，將口罩上方的鼻夾捏了捏。
後記
回北京後，我和妻子開始了真正“足不出戶”的生活。從家裡帶的食材足夠吃一段時間，只有桶裝純淨水需要在網上訂。
初七那天，我們總算等到了送水公司營業，老闆讓我把桶放到門口，避免送水工和我們接觸。接連幾天見不到外人，我們都有些躁動，妻子經常站在窗口往外看，偶爾喊我：“有個遛狗的大爺出來了，沒戴口罩！”話音激動，好像很久沒有見到活人。
為了監督家人，我每天往家中打一個視頻電話。我們縣已經確診了7例感染者，管控的力度加大了，我爸卻還抱著僥倖心理，每天找理由往外溜。弟弟感冒剛好，就被公司喊去發貨，出於安全的考慮，他每天下班了也不回家，晚上住在公司的倉庫裡。
小璐的婚禮最終還是辦了，只是比我們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冷清。聽弟弟說，出嫁那天上午，因為村子封路，迎親的車隊停在了村口馬路上。小璐穿著婚紗，跳過了村頭的土堆，沒有嫁妝也沒有送親，一個人坐上了新郎家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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