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食貨志》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

這句話，可以說是對宋朝政經發展的鮮明寫照。

一方面，宋朝擁有著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宋代君臣靠著隱忍與妥協，換來了帝國百餘年的內外和平，一躍成為世界經濟領先國家。正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所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宋朝繁榮的經濟生活

但另一方面，宋朝“冗兵、冗官、冗費”又成為其在國人內心中的第二標籤，成為帝國“積貧積弱”的代名詞。所謂“冗”，即多而無用者也。宋朝軍隊數量之多、官員數量之多、財政支出之多，均為前朝之最，但其軍隊戰鬥力之弱、官員行政辦事效率之低、財政收支之艱難，也為歷朝歷代之最。

“冗兵、冗官、冗費”不但使得宋代政事、軍事荒怠，還使得其帝國國力時刻處在損耗之中，甚至最終成為趙宋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我們就從宋代“冗兵、冗官、冗費”之現象，全面、系統、客觀地分析宋朝“國富力微”的深層次原因。

一、宋代冗兵、冗官、冗費之嚴重程度

陳演恪先生曾說：“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

誠然，宋朝繼承並發展了自中後唐期興起的兩稅法，進而引出國家管理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兵制，成為最先變革的一項制度。

由於沒有了“庸”，百姓不用再服兵役，於是募兵制橫空出世，“常備軍”開始進入到世人視野。

宋朝軍隊

從“全民皆兵”到“常備軍”，軍人的數量自然會下降很多，但由於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威脅，加之宋朝軍人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能，比如消防、治安等情況，因此宋朝軍人的數量又不得不開始劇增。當然，導致宋朝軍隊人數增加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士兵戰鬥力太弱，官方不得不在民間組織民兵隊伍，嘗試恢復兵民合一的制度。

據《宋史》記載，宋朝見於記載的軍兵人數最高時，為“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萬矣”。而在其《兵志》中，也記載了慶曆年間軍兵總人數為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其中禁軍八十二萬六千人，廂軍四十三萬三千人。這還僅僅是正規軍的數量，在宋朝州縣一級，仍有數量眾多的民兵隊伍。宋朝士兵之多，可見一斑。

那麼如此龐大的軍人數量，軍費開支又會有多少呢？據《兩宋財政史》記載，宋朝軍費的開支，要佔到宋朝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宋朝官員

除了軍人數量為當時世界之最，宋朝的官員數量也是歷朝歷代不能比擬的。實際上，冗官，是宋代官僚政治最突出的一個特徵之一。據統計，宋代平均每年錄取士人的人數，大約是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由於北宋考取進士者，全部要被授予官銜，因此宋朝被授予官銜的人，數量最多時一年就有1000多人。同時，在

隨著官員數量越來越多，他們的俸祿又稱為宋朝必須要解決的事情。據《宋史·職官志》中記載，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正俸是每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其祿粟為月一百石。各個州縣的官吏也不會低了，在王安石《上皇帝萬言書》中說“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當然，除此之外，宋代官員還有各種各樣的補貼，“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

要養活數量如此眾多的士兵和官員，宋朝的財政可以說難上加難。據史料記載，仁宗皇佑年間，歲入3900萬，支出月1300萬，英宗治平年間，歲入4400萬，支出約880萬，等到了神宗熙寧年間，歲入5060萬，支出殆盡。再到徽宗時，宋朝財政早已入不敷出。

宋神宗畫像

可見，在宋代財政支出中，僅軍費與官員俸祿，就佔用了財政的絕大多數。實際上，冗兵、冗官是現象，冗費是二者結合下的突出結果。

那麼宋朝對此現象一無所知嗎？事實上，宋朝君臣對此是非常清楚的，在南北宋存續的近三百年間，宋朝統治者進行了多次“變法”，力求改善“冗兵、冗官、冗費”之局面，但

二、“變法”依舊難解宋朝財政之困局

據史料記載，嘉祜年間，宋朝每年入3680多萬緡；元豐年間，歲入6000多萬緡。這在當時已經處於歷朝歷代收入之最，但對宋朝而言仍舊處於“緊平衡”狀態，甚至入不敷出——宋朝財政早已在“冗兵冗官冗費”的折磨下不堪重負。

對此，宋朝皇帝當然清楚。為此，他們想了兩個辦法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一個辦法是減少支出，裁撤官員，即“省官”；第二個辦法，增加收入，緩解收支平衡。

冗官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辦法——“省官”。在宋太祖、宋高宗、和宋孝宗三個時期，宋朝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裁官舉措，分別稱為“開寶省官”、“建炎省官”和“隆興省官”。

• “開寶省官”

按照各州縣戶口和人數的多少來確定官吏的數額。

• “建炎省官”

減少虛設機構，廢除各路的都監、巡檢監、押監等，並進行機構革新，重定吏額。

• “隆興省官”

限制蔭補特權，嚴格退休制度，降低科舉考試中“特奏名”的錄取率。

除此之外，宋朝還在仁宗、真宗、神宗、徽宗時期進行了大大小小的“省官”舉措，比較有名的就是被世人所熟知的

既然第一種辦法不可，我們再來看第二種辦法——擴大收入，緩解財政失衡。

兩稅法作為自唐代以來最為先進的稅收制度，為帝國財政的發展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但對宋朝而言，兩稅法所帶來的財政收入依然不能夠養活如此多的軍隊和官員，因此宋朝君臣必須創造新的收入。

宋代財政

縱觀宋朝財政史，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做法主要有三條。

• 第一，對鹽酒茶禁榷制度的繼承和發展。

所謂禁榷制度，就是國家壟斷某些重要商品的專賣制度。鹽酒茶作為古代民眾最不可缺少的生活品，實行壟斷專賣便能夠實現帝國財政的穩步增長。

宋代不僅繼承了前朝的禁榷制度，還將其與帝國財政和軍隊聯繫起來，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鈔引化，進而增加了宋朝財政的收入，比如海鹽帶來的收入、榷酒的收入均比前朝增加很多。

據記載，唐代官方海鹽歲收大約為900萬貫，而北宋的海鹽禁榷收入至少在1000萬貫，等到了南宋時，收入已經增加至2000萬貫。榷酒收入在宋真宗後期就已經超過了1000萬貫，同時由於宋代許多部門都可以榷酒，

禁榷制度

宋朝由於實行募兵制，因此“庸”所包含的勞役和兵役基本上得到廢除。但是在具體實行過程中，又出現了職役，即百姓為州縣提供人力勞動的特殊勞役。後經王安石變法，又改為代役稅，即免役錢、助役錢。簡單來說，就是通過交稅來免除自身的職役。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在宋神宗熙寧九年，歲收免疫錢為1041萬貫石匹兩；元豐七年為1872萬貫石匹兩。可見這時免役錢的收入就已經與禁榷收入大體相平，成為財政收入中的大項。

• 第三，官民間不平等交易間接增加了宋代財政的收入。比如和預買絹和科糴糧草。

所謂和預買絹，即官方在農民青黃不接之季，預先貸款給百姓錢，幫助百姓度過耕作艱難時期，在收穫季節再讓百姓以絹、綢、布、絲、綿等償還。

所謂科糴糧草，即官方為保證邊疆駐軍的糧草，便提前給百姓支付糧款，待到收穫季節，官方得到平價的軍糧。

宋代農民

這兩種官民交易方式，出發點是好的，但隨著物價上漲和財政入不敷出，起先平等的交易逐漸變得不平等。官方在資金困難時便用其他雜物代替現錢支付給百姓，或者延期付款，甚至強行攤派。當然，這種不平等的交易方式也為宋朝間接增加了數百萬石糧食收入。

可儘管如此，宋朝財政依舊運轉困難，經常收支失衡。看似強盛繁榮的宋帝國，實則“積貧積弱”、“國富力微”。“冗兵、冗官、冗費”這些問題久拖不決，卻又“決而難解”，甚至變本加厲。

究其根本，造成宋代官兵冗多、財政運轉艱難的還是出現在制度設計和宏觀背景上面。下面，我們就以這兩大方面為出發點，探析其深層次原因。

三、中央集權化的制度設計和難以解決的內憂外患，是宋朝積貧積弱、國富力微的深層次原因

宋朝統治者鑑於唐末五代以來軍閥專權、地方割據的歷史教訓，吸收了前代的先進治國經驗和制度設計，加上宋代疆域偏安東南，而北宋建都開封，無險可守，需時刻警惕北方遊牧民族對他們的騷擾與攻擊，因此宋朝逐步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高度專制統治的集權化國家，將政權、財權、軍權一併收歸中央，集權於皇帝。

宋朝疆域圖

但皇帝也是人，並非萬能，因此集權之下必有授權，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帝國的正常運轉。可授權有風險，選官需謹慎，為了避免授予權力對皇權自身帶來反向作用，宋代皇帝便以犧牲效率和金錢為代價，重視官員相互制衡，重視對軍隊的把控，希望通過先進的制度設計，來維護趙宋王朝的穩定性。進而出現了“多而無用之官（冗官）、支無效之費（冗費）、徵無用之兵（冗兵）”的現象。

• 對官員來說：

一方面宋朝加強對他們的監察力度，限制他們的權力，寧可使其相互制衡拖慢行政效率，也不給其坐擁地方一人獨大的可能。同時另一方面，宋代朝廷擴大科舉取士規模，給官員多種好處，利用恩蔭制等制度把這些官員養起來，哪怕出現了“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也不能讓臣駕馭君。

由此帶來了宋代國家機構越來越膨脹臃腫，人員越來越冗濫，行政效率越來越低下。從而進入到“人浮於事、無人可用”的惡性循環中。

宋代社會生活圖

比如，為了防止宰相專權，相權危及皇權，宋朝皇帝們一手增設職位牽制宰相，一手分割權力削弱相權。

再比如，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宋朝除了要在軍事上、財政上控制之外，還實行了官職分遣分授的辦法，把“官”與實際的“職權”分割開來。正如《文獻通考》中所說的，“官人授受之別，則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也就是說，官與職權被分割開來，有官無職或者有職無官成為宋朝官員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長此以往，宋朝就需增設一倍的人員才能保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 對軍隊而言：

我們知道，宋朝實行募兵制，軍隊職能多樣化，因此宋代對軍人的招募開始劇增。但在擴大“常備軍”的過程中，宋代君臣又擔心重蹈“陳橋兵變”的覆轍，因此更加註重對兵權的分割，對軍隊的掌控，從而出現了軍隊統領由“文官”擔任的現象。

• 對財政來說：

雖然宋朝千方百計增加稅收，但在“冗官”、“冗兵”之下，“冗費”則是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儘管宋朝經濟繁榮，但是我們深入其中就會發現，這種不可持續的財政體系，使得宋朝早早就喪失了帝國初期時的那種雄壯和豪邁，走向了婉約與收斂。

宋朝官員

當然，並非宋朝統治者昏庸無能，難以解決“冗官冗費冗兵”局面。宋朝統治者自身肯定明白冗兵冗官冗費對國力損耗之巨大，也曾有過官員吶喊出“方今之患，在乎官冗”的呼聲，但這一問題卻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難以解決，反而越裁越濫，屢遭破產，成為宋朝常年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

四、總結

由於歷史和自身經歷的原因，宋朝建立之初，就面臨著內部和外部雙重的壓力。對外而言，宋朝受到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對內而言，“黃袍加身”又怎會是趙氏特權？權力之爭、權力分配，始終是宋朝統治者鑲刻在“基因”內的事情，因此宋朝皇帝非常注重對“兵權”和“官權”的掌控，求穩也成為我們分析宋朝歷史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在外部壓力和中央集權的制度設計下，宋朝“冗兵冗官冗費”可以說是政經高度發展之下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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