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同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移動時代的都市民眾媒介行為與地理空間：基於跨數據平臺和信息可視化”（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 17JJD860001。
一 引言
（一）“自我量化”與“數據實踐”
隨著可穿戴設備和運動類APP的迅速普及，一場“‘自我量化’運動（‘quantified self’movement）”正在形成和發展（Lee，2014）。“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也稱為“自我追蹤（self-tracking）”，是指定期收集、記錄、分析有關自身的數據，從而達到監測、管理、優化自我及生活等自反性監視（reflexive monitoring）目的一種活動。在自我追蹤中，數據使我們成其所是（you are your data）。通過可視化技術，自我量化使人類在醫療保健、情緒、健身等方面的行為數據可視化，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自我調適。
自我跟蹤不僅是一種“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也是一種“數據實踐（data practice）”。以“實踐”的概念觀之，數據便成為了“活生生的數據”（lively data）。自我追蹤也可以更進一步被看作是一種“產生數據集合（data assemblages)的數據實踐”。一個“集合”（assemblage）是由人、非人、實踐、觀念、話語等因素組成的複雜系統（Marcus，2006）。這種“數據集合”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由許多以數據生產為核心的行動者組成（Stuart，2016），如政府、商業機構、用戶、技術、軟件等。
（二）“媒介特性”在數據實踐中的作用
在Lupton關於自我追蹤的研究中，人和非人的因素都成為數據實踐的行動者。技術的因素也添列其中。但問題是自我追蹤技術如何能成為行動者，其又在諸多行動者中發揮何種作用。從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理論”入手，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發。
梅羅維茨（Meyrowitz，1994，2009）提出“媒介理論（medium theory）”的概念，其認為每一種媒介都具有自己的“媒介特性（medium characteristics）” ，這種“媒介特性”是“媒介效果”產生的重要原因。沿著這一思路，我們應該關注不同的自我追蹤技術的“媒介特性”，如何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從而促成了相應的數據實踐。
（三）作為位置媒體的“運動世界校園”及其“媒介特性”
本研究以“運動世界校園”APP為例，來分析“媒介特性”如何促成相應的數據實踐。“運動世界校園”是由浙江萬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一款專門針對高校學生的運動軟件，目前已被國內很多高校採用。其宗旨是“改變高校運動模式，讓運動有‘記’可循”。其能夠量化學生的跑步運動，有三種跑步模式，分別為“自由模式”“隨機終點模式”“約跑模式”（如圖1所示）。在跑步過程中產生“‘即時數據”，從而“讓運動可以監管”。最終“‘計入成績，讓學生重視運動”。這一軟件也採用“遊戲化”的設置來鼓勵學生跑步，養成跑步習慣，進而增強身體素質。
“運動世界校園”突出的媒介特性是技術、空間、身體三者的共同在場。位置媒體將用戶的身體、位置媒體自身與用戶所處的空間緊密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體，不可分割。這種“媒介特性”使特定空間中個體日常身體活動的數據記錄便利化，這也是眾多跑步類APP的“工作原理”。我們在討論基於位置媒體“媒介特性”的數據實踐時，應該注意，具體場景中的數據實踐是不盡相同的，因為共同在場的技術、空間、身體都有其特殊性。正是特殊因素的交織和互嵌，促成了具體場景下的數據實踐。
（四）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
GMY高校位於廣東省，2017年開始採用“運動世界校園”對大一、大二的學生進行體育考核。2018年3-9月，採用滾雪球和公開招募的方式，對GMY高校大一、大二學生在體育課中使用該APP的20位學生（其中10位男生、10位女生），5位體育老師（男教師2位，女教師3位，其中有一位是主管這一項目的領導）進行了深度訪談。此外還使用學生賬戶，多次親身參與這種跑步活動，進行了參與式觀察。
本研究試圖回答：在GMY高校這一具體場景的數據實踐中，“運動世界校園”的技術、空間、身體共同在場這一“媒介特性”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其又是如何將諸多人與非人的因素聯合成為一個數據實踐網絡（人的因素包括體育老師、學生、軟件開發商等，非人的因素包括手機、學生的身體、“運動世界校園”APP、校園跑步空間等）？促成了何種數據實踐？在下文中，首先，我們從運動世界校園的媒介特性出發，認為運動過程中空間、身體、技術共同在場的特性，使數字設備實時記錄了特定空間中身體的運動情況。教師得以藉此“凝視”學生，督促學生的日常身體鍛鍊；其次，我們深入探究了運動世界校園媒介特性的三種元素如何相互勾連。在此過程中技術、空間、身體互嵌、互融，促成了一種複合空間中的跑步活動；最後，我們關注學生如何利用運動世界校園的媒介特性來“作弊”、逃避“凝視”。其採用的“戰術”主要表現為使“身體不在場”。總之，從經驗材料出發，本文試圖在中國場景裡具體化數據實踐不同維度的意義。在此基礎上，在理論方面，我們試圖從媒介技術出發，將“媒介特性”與“數據實踐”相勾連，凸顯、闡釋技術在數據實踐中的作用。
二 “讓運動有‘記’可循”：
新式“體測”與“被動式自我追蹤”
在這一部分我們追問：“運動世界校園”的何種媒介特性，促使基於“運動世界校園”的跑步活動（即“校園跑” ）成為新的體測形式？總的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運動世界校園”、學生的身體、校園空間的共同在場，使軟件實時記錄了學生在日常跑步過程中的相關數據。這些數據呈現了學生跑步的相關情況；其次，“運動世界校園”規定了學生的跑步路線、速度、里程等；再次，在每次運動結束，學生需將這些數據提交給給軟件運營方審核，合格後才能夠計入有效成績。這使體育老師能夠通過數字化、數據化的方式“凝視” 學生的體育鍛煉活動（即校園空間中的身體活動），從而督促學生進行體育鍛煉。
（一）“記錄成績”：“讓運動可監管”
在運動類APP中，空間不僅僅為人們提供了跑步的場所，其也是數據生產的必備因素。“運動世界校園”就是這樣的一種應用，使用之前必須開啟手機的GPS功能。這樣身體所處的實時位置便通過移動設備及相關應用準確地被記錄下來。
在跑步過程中，“運動世界校園”並不是一種如測量身高、體重、血壓、步頻等數據實踐中的“技術+身體”的模式。其記錄的是特定空間、特定路線中的跑步行為。只有在指定的空間、路線中的跑步行為才能夠算作是有效成績。因此，我們說“運動世界校園”是一種位置媒體，是“身體+技術+空間”的模式。這三種因素在數據生產的過程中必須緊密、同步結合在一起，缺一不可。
GMY高校的體育老師對於“校園跑”的評價大都是正面的。老師們大都認為這種“監管” 能夠督促學生自覺養成體育鍛煉的好習慣，這才是大學體育課真正的目的。
（二）“運動世界校園”規訓下的身體活動
“運動世界校園”對運動的方式有所限制。“運動世界校園”APP為學生提供三種跑步方式，分別是“自由跑”“隨機終點跑”和“約跑”。“自由跑”類似於咕咚、KEEP等跑步軟件，記錄跑步的里程及軌跡，對於學生跑步的路線、速度、時間並沒有明確的限制，但因為其不計入考試成績，在訪談對象中幾乎沒有學生使用這種跑步模式。像吳同學的跑步愛好者，平時大多用KEEP、咕咚等知名的跑步軟件。“隨機終點跑”和“約跑”是可以計入考試成績的，也是學生們經常用的兩種跑步方式。但定點跑和約跑都有路線、速度、跑步時間的限制。
1.對跑步路線和里程的限制
這一軟件規定了跑步的路線。在跑步過程中，必須經過三個點，一個必經點，兩個隨機點（可以從系統中顯示的七八個位置中選擇）。校方對每學期計入成績的有效里程是有規定的，男生及格成績每學期是六十公里，女生是四十公里。其中，每天能夠計入期末成績的里程男生是1.5公里，女生是1公里。在每次跑步活動中，里程不足，不能計入有效成績；多跑，也只能計入1或1.5公里。
2.對跑步速度和時間的限制
軟件會感知跑步的速度，以防用走路或者騎自行車代替跑步。此外，這個軟件在跑步時間方面也有一些限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定點跑的時間是在6：00—22：00，約跑的時間是在18：00—23：00。約跑只能在晚上進行，22：00之後如果想完成校園跑的任務，只能約跑；其次，1或1.5公里的跑步活動，必須在5-10或5-15分鐘內完成，跑得太快或者太慢都會被算作“跑步異常”。GMY高校處於熱帶地區，白天很熱，大部分同學都會選擇太陽落山後跑步，一般是晚飯之後，或者晚課之後。
（三）“被動式自我追蹤”與被“凝視”的身體活動
在一般的自我量化的數據實踐中，監管者是個人。但在“校園跑”中，監管者除了個人之外，還有校方（以及軟件運營商）。Lupton（2016a）將自我追蹤分為五類:“私人化的自我追蹤（private self-tracking）”，指自願的、出於個人目的所進行的自我追蹤；“鼓動式的自我追蹤（pushed self-tracking）”，指在他人鼓勵下進行自我追蹤；“社交化的自我追蹤（communal self-tracking）”，指為了將自己自我追蹤的信息在社交媒體平臺中與他人分享，而進行的自我追蹤；“被動式的自我追蹤（imposed self-tracking）”，指在他者“逼迫”下不得不進行的自我追蹤；“探究式自我追蹤（exploited self-tracking）”，指個人數據被他者公開或秘密地使用的自我追蹤。
按照Lupton（2016a）的分類，基於運動世界校園的跑步活動應該是屬於“被動式自我追蹤”。“被動式的自我追蹤”具有制度性的特徵（a feature of institutional setting），人們較少有選擇機會去拒絕這種數據“凝視”。在國外，被動式自我追蹤也被用於校園健康和體育教育中 (Lupton，2016a)。在“校園跑”中，學生必須按照軟件規定的路線、速度、里程等進行。在每次運動結束，學生必須依次點擊“跑步結束”“提交成績”的圖標，將相關數據“提交”給體育老師。這也就導致了我訪談中的大部分學生，並不關注於如何使用這種自我量化來提高身體素質，而是更為關注是否能夠獲得相應的期末成績。
“運動世界校園”通過將身體運動數據化的形式來達到“記錄成績”“讓運動可監管”的目的。通過“運動世界校園”這一位置媒體，身體和自我以多重方式被空間化、數字化。數字化自我追蹤技術促成了一種數字監督文化（a culture of dataveillance）。同時也促成了教師對於學生“凝視”。
三 “校園跑”：
複合空間中的身體運動與數據實踐
這一部分，我們認為在“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中，基於“身體-技術（作為位置媒體的‘運動世界校園’）”這一人機複合體，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相融合，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複合空間”。這一複合空間反過來又影響了身體本身的活動及感知銘刻。
（一）“複合空間”：“運動世界校園”與校園空間的融合
在“校園跑”中，通過手機界面的中介，校園的物理空間和“運動世界校園”中的虛擬空間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種複合空間。這種“複合”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物理空間通過交互界面，將自身的相關情況“投射”到運動世界校園這一虛擬空間中，如校園中的道路、建築、綠地等信息都呈現在數字界面中，並隨人的身體的移動而實時變化；另一方面，虛擬空間中的相關信息，又重新定義了物理空間，如運動世界校園界面中的必經點、隨機點等信息，使相關物理空間在“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中具有了新的意義。
（二）複合空間中的“校園跑”
身體、技術、空間這三種要素在“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中相互勾連，共生、共存。在田野過程中，我發現在“校園跑”這數據實踐中，產生了與複合空間緊密關聯的“另類”身體活動，如“邊看手機邊跑” “重跑”“受傷的膝蓋”等身體活動。這些身體活動充分體現出了身體、技術、空間三者間的緊密關聯。
1.“邊跑邊看手機”：“複合空間”中感知銘刻的身體
在數字環境中，我們的身體是一種“感知銘刻”（sensory-inscribed）身體，即影響感知（即具身）的因素，既包括身體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也包括數字化、物質化的媒介因素(Farman，2012：47)。在這裡數字技術成為一種重要的感知銘刻形式。具體到數據實踐中，經由數字設備所產生的數據成為感知銘刻的重要途徑。個體藉此技術具身感知空間環境、調節身體活動。
在“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中，學生在實體空間運動的同時，需要頻繁關注虛擬空間中的運動軌跡及相關運動數據。這種經由媒介技術的感知銘刻，使學生不斷根據相關信息調整身體活動。因此便形成了“邊跑邊看手機”的特殊場景。
2.“重跑”：感知銘刻失敗時的數據實踐
作為一種感知銘刻，虛擬空間中身體的運動情況及相關數據，使人們通過數字化的手段感知了實體空間中的身體運動及空間信息。技術設備的失靈會影響人們的具身活動。在“校園跑”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定位不準確”。於是，為了獲得有效成績，學生便需要“重跑”。比較特殊的是，校園跑是一種被“凝視”的“被動式自我追蹤”。虛擬空間中的跑步活動及其記錄，是一種對實體空間跑步活動的確證。也就是說，數據這種感知銘刻的形式，在這一語境下又增添了新的意義：其不僅影響人們對跑步環境、跑步活動的感知，同時需要被當作“證據”呈獻給校方。這種感知銘刻形式如果失敗，則會對跑步行為產生很大影響。在訪談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這也是同學們對這個軟件的最大不滿之處。
3.“受傷的膝蓋”：複合空間中“受傷”的身體
空間能夠影響人們的行為，這在以往的傳播學研究中被忽視。空間，即人造環境，能夠支持或者扼殺公共空間中各種類型的生活（蓋爾，2001/2002：10）。
揚·蓋爾（Jan Gehl）將戶外活動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必要性活動、自發性活動、社會性活動，其認為當戶外環境質量良好時，自發性活動的頻率增加。與此同時，隨著自發性活動水平的提高，社會性活動的頻率也會增加。在本案例中，跑步空間的相關因素，如路面狀況、燈光照明、網絡信號等組成的空間環境，對於人們的跑步決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複合空間中，一方面學生需要按照虛擬空間中的規劃路線完成跑步行為，另一方面學生的身體運動又受到物理空間相關狀況的影響。因此便產生了一種複合空間中的矛盾：物理空間不適合跑步，但虛擬空間規劃的線路又使學生必須經過這一物理空間。
麥同學（A001）是G校區大二的學生，不太喜歡運動，身體瘦弱，她說自己是易受傷體制。她對學校的路很不滿。她喜歡跑距離宿舍比較近的路線。但這些地方路面不太平整，有些地方還堆放了一些建築材料。照明也不是很好，一路上只有稀稀疏疏、光線較弱的路燈。所以麥同學兩個月內摔了四次，訪談的時候見她左腿膝蓋處還有傷疤。
但並不是所有的同學都認為上下坡對於膝蓋傷害大。那些不愛運動的同學，對於上下坡的看法似乎不大一樣。比如，大部分同學都不喜歡上坡，因為太費勁。上坡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是用走的。那些不太關注運動損傷的同學，倒是很喜歡下坡路，因為省力，跑起來比較輕鬆。
四 “作弊”：
“不在場的身體”與數據生產“戰術”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喜歡運動的同學和比較宅的同學都普遍有作弊行為。遵循德塞託的日常實踐與戰術理論，我們認為在“校園跑”中，學生採取種種“實踐的方式”，即“戰術”，反規訓。這種戰術具體表現為種種作弊手段。這一作弊行為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藏匿”身體、使身體“不在場”的“戰術”完成的。總的來說，這些“戰術”都是通過充分利用運動世界校園的“媒介特性”完成的。
（一）利用“任我行”等虛擬定位軟件“跑”
在位置媒體中，位置成為信息的前提條件。因此在種種反規訓“戰術”中，較為突出的是使用各種虛擬定位軟件。學生說這是“通過虛擬位置來跑步”。在此過程中，身體已經完全脫離了位置媒體所在的空間。跑步這一行為通過更改“必經點”和“隨機點”，在移動界面上得以完成。在這一虛擬跑步的過程中，無論是空間還是身體都是虛擬的。這樣，位置媒體的“媒介特性”就被打破，身體、空間都缺場，只剩下被篡改的技術本身。
（二）騎電動車、自行車“跑”
軟件設計者為了防止作弊行為，對有效成績的跑步速度進行了限制。但這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學生依然可以更改騎自行車、騎電動車、走路的行為，來適應這一軟件所規定的有效成績的速度。如以較慢的速度騎自行車、電動車，走路時加快甩胳膊的頻率，這也能夠“達標”。在這一“戰術”中，位置媒體中用戶的身體、空間、技術都是在場的，只是其中的身體已經並非跑步中的身體，而是電動車、單車上的身體、行走的身體。
（三）走路時甩胳膊“跑”、接力“跑”
不懂虛擬定位技術、沒有電動車和單車的同學，也發明了步行時加快甩手的頻率、接力跑等作弊的手段。接力跑主要集中在H校區，因為其跑步路線只有足球場外圍跑道一條。H校區某女生宿舍，就經常使用這兩種作弊手段。
（四）讓他人代“跑”
在這一策略中，學生並沒有假借虛擬定位軟件、電動車、自行車等技術形式，其完全遵守軟件的相關跑步規則，但卻“偷樑換柱”讓他人拿著自己的手機跑，這樣就創造了特定空間中不在場的身體。情侶和“好基友”間的代跑比較常見。讓他人代跑還成為了一種“生意”。
（五）尷尬的“作弊榜”
當然，軟件開發商會採用多種措施，防止學生作弊。“運動世界管理員”在“運動世界校園”公告欄中發佈的《處理作弊數據通知》：
為廣大學生提供的良好運動氛圍、消除負面影響，系統最近在持續清理作弊數據。其中一臺設備登陸三個以上賬號、一個賬號登錄三個以上設備將判為作弊數據、賬號異常及操作軌跡異常。將被判定為疑似作弊行為，在此設備登錄過的賬號有重大作弊嫌疑，平臺將重點跟進此部分賬號的跑步數據，一旦查實，將聯合校方嚴厲懲處！
防止作弊的手段除了對於跑步速度的限制、防止一個賬號多次登陸（一個賬號在多個手機中登陸，會被視為作弊）之外，比較典型的是“作弊榜”。如果作弊被系統察覺，就會登上作弊榜。作弊被抓的次數越多，在作弊榜中的排名越靠前，會被全校使用這一軟件的同學看到。雖然訪談對象基本上都不願意登上作弊榜，但他們依然會“小心翼翼地作弊”。弔詭的是，大部分學生並不覺得登上作弊榜上的同學是“可恥的”。反而覺得“好玩兒”“刺激”。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大家都在作弊，只不過有人作弊手段低劣、比較倒黴而已。
根據Lupton對於數據實踐的定義，數據實踐包括數據的生產、收集、應用等形式，在這一實踐過程中，數據生產者一方面受到自我追蹤技術的規訓，在其限制範圍內進行數據的生產活動。體育老師通過自我追蹤技術間接“凝視”學生的體育鍛煉活動。“凝視”的內容是身體在特定時間、空間中的身體活動。但這種“凝視”是有侷限的。因為，權力者“凝視”的是數據。而這些數據究竟是如何生產的，凝視者則不可得知。學生利用這一漏洞，創造了多種數據生產策略，進行反規訓。這些策略巧妙地利用了位置媒體的特性，集中表現為“藏匿”身體，使身體以各種方式“不在場”。
五 結語：基於“媒介特性”的“數據實踐”
在本文中，我們重點關注媒介技術（尤其是媒介特性）如何促成了相應的數據實踐。作為位置媒體的“運動世界校園”具有身體、技術、空間的同時在場的“媒介特性”。“校園跑”是一種“被動式自我追蹤”，在此過程中身體與技術的互嵌促生了一種“複合空間”，這一複合空間同時又影響了身體的感知銘刻、調節了身體的相關活動，如身體在空間中的運動路線、速度、里程等，以及“邊跑邊看手機”“重跑”“受傷的膝蓋”等跑步實踐。與此同時，“校園跑”方便了教師對學生日常鍛鍊的“凝視”、規訓了學生的跑步行為。但是，相關的技術因素又為學生作弊提供了可能性，這主要體現在使跑步過程中的種種與身體相關的、使身體“藏匿”“不在場”“戰術”。總之，在GMY高校這一具體場景中，人與非人的因素通過“運動世界校園”這一媒介技術相互勾連，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數據實踐。需要提及的是，在“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背後，確實存在著種種權力的因素，如校方、軟件運營商對於學生及其跑步行為的控制等等。但在本文中，我們重點關注的是媒介技術如何促成了這一進程，如何參與進了學生“校園跑”這一數據實踐。
本文從技術出發，強調技術在數據實踐中的作用。這是實踐路徑的題中之義。在以實踐為導向的社會理論中，作為中介的物的因素，被置於重要地位。“實踐是由人類活動和非人類的活動構成的……研究實踐的理論家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設想實踐是具身的、是以各種物質為中介的各種系列的人類活動。”（夏茲金，2001/2010：4）這種實踐的路徑在Lupton所提出的“數據實踐”這一概念中有充分的體現。Lupton（2018）認為，自我追蹤技術的可供性對於人們收集和闡釋自我數據具有重要的影響。Lupton（2016b）指出“變化”的概念是自我追蹤過程的核心，數據是被不斷地再生成、再闡釋的。這種變化源自諸多行動者間的互動。這其中就包含了媒介技術。也就是說，這種“變化”是與媒介技術密切相關的。我們也可以從從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媒介化”的視角來看這種數據的“實踐”或“變化”。夏瓦認為，媒介本身便具有雙重性，其“在不同的技術語境下介入人際交流互動，同時也將媒介建構為半自治的制度”。這裡所謂的制度“指涉現代社會中穩定、可預測的構成部分，其形成特定生活領域、特定時間和地點中傳播與活動的框架。”（夏瓦，2013/2018：25）夏瓦“媒介化”概念中的這種“制度”，是與梅羅維茨所謂的“媒介特性”緊密相關的。夏瓦（2013/2018：23）認為：“媒介化的結果取決於語境，也取決於媒介的特質。”可以說，梅羅維茨“媒介特性”的概念，闡釋了這種“制度”形成的原因。承接這一概念，我們或許可以將“數據實踐”引申為一種“媒介化數據實踐”，試圖強調媒介技術在數據實踐中的作用。按照“媒介化”的路子來看，媒介本身可以促進、限制並型塑傳播與行動。那麼，不同的媒介技術所中介的數據實踐必然不同，這是“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自我追蹤技術所激發的數據實踐是不同的，其所勾連、中介的行動者網絡也是不同的。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1期。
本期執編 / 庫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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