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整天擺脫不了各類新聞及信息的纏繞，人常常陷入某種虛無的負面情緒中。
於是每天抽些時間讀書，看電影，以此聊以慰藉。想來即便沒有疫情，讀書看電影也應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情。
在此，把近來的讀書觀影筆記做個總結，每部作品的總結形式不一，或全篇分析，或局部分析，能寫出新意來那是造化，寫不出新意也只能作罷。
總之是分享出來了，既然如此，也不必擺出一副無所欲求的虛無架勢對此懷有不屑和敵意。
如果你不理解這種自我厭棄的情緒，也許看到下文有關《荒原狼》的內容便可有所領會。
《鼠疫》：關於社會
《鼠疫》是加繆的作品，相信很多人應該看過他的另一部小說《局外人》。與《局外人》以第一人稱敘事不同，《鼠疫》用的是全知視角，寫作手法相對平實。
但平實並不意味著簡單，整體結構有著精心的佈局，語言更具魅力，內容豐富且有張力。
故事人物主要有一個醫生、一個殺人犯、一個神甫、一個外國記者、一個作家，講述了幾個人面對一場鼠疫所表現出的不同行為，可謂人間百態。
醫生一心想救人；殺人犯因為鼠疫爆發，暫時逃脫了警方的追捕，靠投機倒把地做生意賺了些錢；神父教導世人，災難來臨時，每個人都有罪，都要自我反省；國外記者一心想逃出城，去巴黎和他女朋友團聚；作家則每天記錄城內發生的事。
裡厄醫生作為小說的主人翁，在沒確定那致死的病症是傳染病前，就對此懷有警惕之心，並建議把那些病患隔離。
然而，得到的回覆卻是：“這事應該由省裡採取措施。再說，誰告訴你這病有傳染的危險？”
是的，這個橋段與現實中的我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此，再次向已逝世的李文亮醫生抱以誠摯的敬意。裡厄醫生在與鼠疫搏鬥的過程中，與另外幾個人產生了一些交集。
比如，封城之後，記者本想讓裡厄幫他出城，理由是他不是本城人，城裡人是死是活都與他無關。後來他又通過各種關係，總算可以出城了，他卻在緊要關頭選擇與裡厄並肩作戰。大概是被裡厄的奉獻精神打動了。
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直到最後，也只有他們完好無損。神甫在鼠疫期間就染了病，早早離世，殺人犯在鼠疫結束後被警方抓捕，作家成為在鼠疫即將結束時最後的罹難者。
見證了這些，死者的不幸全都轉嫁給活著人的承擔，裡厄醫生負重前行。
結尾時，書中寫道，裡厄正是編寫這個故事的作者。當然，真正的作者仍然是加繆。另外，作者在結尾還提到了一段話，或許值得我們當下和以後學習。
“編寫的初衷，是提供對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證詞，使後世至少能記住那些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的待遇；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在災難中學到什麼，人的內心裡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比應該唾棄的東西多。”
曾經看過一篇討論加繆和薩特（存在主義學說發揚者）誰更偉大的文章，作者沒給出明確答案。
以我拙見，歷史證明，加繆作品的社會意義是遠超薩特的。《局外人》自不必說，《鼠疫》幾乎是可以應對任何瘟疫事件的範本，無論是現在發生的，還是未來即將發生的。
《荒原狼》：關於人生
沒讀之前，以為這是一部有關狼的小說，腦海裡浮現的是《狼圖騰》裡的景象。讀時，不但沒看到狼，反而被主人翁那副頹喪的形象深深吸引。
繼而發現，這是一本能激發人強烈共鳴的奇書，飽含激情的語言風格令人如痴如醉，主人翁苦苦追尋的問題，引人深思。
如果你對生活有所掙扎，有所不滿，有所憤恨，不妨來看看這本書。它解決不了你的困惑，卻幾乎能擊中你的所有心思。
傅雷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譯者獻詞中說：“戰士啊，當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個時，你定會減少痛苦，而你的希望也將永遠在絕望中再生了罷。”
這大概正是文學作品的力量所在。
荒原狼是個人，也是主人翁哈里的一種人格，人與狼的兩種人格共存於哈里身上。也就是，既有聖潔、美好的東西，又有兇殘、可惡的東西；既有母性的氣質，又有父性的氣質；既可以感受幸福，也可以感受痛苦。二者相互敵視，盤根錯節地並存。
起初哈里常以荒原狼自居，後來發現，人何止有兩種人格，而是有無數人格構成的主體。如此一來，他的痛苦的並未減少，反而成倍增加，並一心想在五十歲生日那天用刮鬍刀了結自己。
可以說，荒原狼並非是個普通人的形象，而是一個落魄文人、藝術家的形象。如果你想到了孔乙己，那就錯了，因為他並不窮，只是甘願讓其精神在時代當中沉淪。
他有著豐厚的學識，甚至社會地位也不低，但這些正是他反抗的初衷。他鄙視一切世俗，追求切身的痛苦，自認自己是個天才，可又擺脫不了市民階層的生活。
如作者黑塞所言：“市民階層中一直就有數量眾多的堅強而粗野的人，我們的荒原狼哈里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他身上不但具有一種強大的將其推向聖賢的力量，又存在著一種可以使其墮落的強烈本能。”
或許這句話更能一針見血地將其形象概括出來：“他將自己巧妙地偽裝成一位理想主義者、蔑視世界的人，憂傷的隱士、憤怒的預言家，而其骨子裡還是一位有產者。”
但同時他又反抗權威，質疑權威，認為歌德太愛虛榮，太裝模作樣，不夠誠實，歌德宣揚的理論和他本人過著的有產階級生活有著很大的矛盾。他甚至對歌德活到82歲這一事實都懷有成見，認為天才必須是短命的，例如莫扎特。
對此，歌德親切地回答他說：“我活了82歲，這或許是永遠無法原諒的……我的秉性中存在很多天真的東西，好奇、貪玩，樂於消磨時光。我用很長時間才看到，玩耍必須有個夠……在永恆之中，你要清零，這兒是不存在時間的，永恆只是一瞬，恰好夠開個玩笑。”
這些話該如何理解？大概可以從作者在前文提到的“幽默”二字上可窺一斑。黑塞對荒原狼做過如下描述：“若其精神在受苦受難中可以變得堅強靈活一些，那麼他們就會在幽默中找到妥協的出路。”
那麼，幽默最本質的作用是什麼呢？“在幽默中，一方面可以肯定聖賢和墮落的人，令社會的兩極彎曲儘可能靠攏。另一方面，還可以將市民納入到被肯定者的行列。”
看到這些，你是否仍然一頭霧水？也許我可以提供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參考人物，那就是李誕。說實話，想到李誕的那一刻，我變得很是虛無，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厭棄自我的程度達到了頂峰。這種落敗的情緒，大概正類似於荒原狼。
然而，黑塞在五十歲時還能飽含激情地寫出這種追求真理、反抗世俗的著作，他本人一定是一位崇高的理想主義者。而當下我們是否還需要這樣的人，很難看到希望和出路。
且到此為止吧。此書之豐富，又怎是三言兩語能說明白的，需親自開卷，方能真正有所裨益。
《辛德勒的名單》&《喪鐘為誰而鳴》：關於權力
之所以重溫這部老電影，並閱讀這本有關戰爭的書，同樣也是在疫情的驅動下完成的，戰爭和瘟疫，都是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社會事件。
口氣說的很大，實則好像剛剛才接觸這兩類命題，或者試圖對其重新審視一番。
《辛德勒的》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講述了一個德國商人拯救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的故事，電影情節自不必多說，這次觀看又有了新的體會。
印象最深的，是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頭目腐斯和辛德勒在天台上的對話。兩人端著酒杯，腐斯喝得醉醺醺，辛德勒看上去卻毫無醉意。
腐斯對他說：“我從沒見你喝醉過，你有自制力，自制力就是權力，你擁有權力。”
辛德勒如此回答：“對一個罪犯，如果我們殺了他，我們會感覺快樂；如果是我們親手殺了他，就更有快感了。但那不是權力，那只是制裁，它和權力並不一樣。真正的權力是，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去處死他，而我們卻不去這樣做。
著名學者徐賁在某課程中提出一個問題，他說，為什麼在那個時期，千千萬萬的人不像辛德勒一樣有良心呢？他們不但不幫助無辜的猶太受害者，甚至還和納粹合作，為虎作倀。
徐賁試圖從哲學家帕斯卡爾那裡找出答案。帕斯卡爾認為，人本身就是一體兩面，有善有惡，但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因而，那些走向偉大的人會成為辛德勒，而那些走向禽獸的人，就成了納粹分子。
《喪鐘為誰而鳴》是海明威的作品，說來可笑，直到現在我才體會到海明威作品的魅力，那簡潔的敘事中潛藏的是戰爭帶來的傷痛。
書中也寫到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殺人”情節，而這次殺人，不是法西斯分子殺平民，而是平民殺法西斯分子。
平民奪得小鎮後，對鎮裡的二十多位法西斯分子進行報復。他們在路邊排成長隊，手中拿著棍棒等兇器，讓法西斯分子一個個走出來，然後將他們一個個殘忍地殺害。
海明威對此情節的描述簡潔而有力，在殺人的過程中，人們也一度躊躇、於心不忍，但是在集體力量的蠱惑下，行兇一直進行到了最後。哪怕有的法西斯分子根本沒做過壞事，甚至很有善心，卻同樣死在了人們帶有仇恨的刀槍棍棒之下。
黑澤明曾說：“糟糕的是，當戰爭的槍聲響起時，即使是耶穌和天使也會變成軍事參謀長。”
這也許正是我們警惕戰爭的根本所在，戰爭可以讓權力失控，可以使善墮落，而它們背後正是一個個被扭曲了的人。
好在我們人類社會還有辛德勒這樣的人，他們的善舉值得全人類銘記，因為那是能影響後人的歷史，是文明進步的階梯。
正如和平年代，我們要記住李文亮一樣，作為災難爆發之前的吹哨人，他的哨聲曾為我們而鳴，也為後人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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