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盛世”，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彙。
通常，人們將中國歷史上兩個時間不相聯結的朝代漢朝（前202年—220年，中間有短暫的王莽新朝）和唐朝（618年—907年），以“漢唐”作為一個名詞，即所謂“漢唐盛世”。
從時間跨度來看，漢朝和唐朝兩個朝代的時間跨度，共計約十個世紀，當然對中國史乃至世界史的影響更是深遠：當今中國人的主體民族為漢族，語言為漢語，文字為漢字，系因漢朝而來；在中國境外，華人聚居地被稱作“唐人街”，也有很多國族仍然將中國人稱作“唐人”，顯因唐朝使然。
作為中華民族無上榮光和自豪的封建王朝來說，漢朝和唐朝具備了大量相近之處——
大一統，漢、唐的疆域都很遼闊。
據研究，漢朝極盛時期直接統治疆域約700萬平方公里，若加上羈縻統治地方則約1100萬平方公里；盛唐時，中央政府實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疆域面積約1300萬平方公里。兩個朝代存續時間都很長，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很高，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仔細研究對比，漢朝與唐朝在統治理念、政策方面有著很多不同。
（參見拙作）
【漢朝】
統治階級劉氏皇族是中原華夏人出身，有著深入骨髓的“華夷之辨”的界線，因此漢朝軍隊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原人組成，甚至包括讓匈奴都為之色變的彪悍騎兵部隊；只是一度制約漢朝最大的問題是戰馬，因此，在獲得河西走廊和西域疆土後，最大的意義就是擁有了一片“天賜”的寶馬良駒供應之地。
在民族間戰爭勝利後，漢朝的通常做法是將降服或內附族類，與漢人雜居，強制性地進行文化、語言、行為模式等方面的教育灌輸，使之歸化為漢人，這是漢朝與唐朝很大的不同點（對照下有關鄰國是否也有強制同化呢）。
除了用先進的漢文明進行同化融化，漢朝還委派中原人在新拓殖的疆域屯田墾殖，亦兵亦農亦牧。
同時，漢朝長期擁有著強大的常備軍或野戰軍，平時進行嚴苛的正規化軍事訓練與準備，一旦發生戰事，便可以迅速調兵平定。
兩漢數百年，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北方、西北的匈奴人，但經過100餘年不斷的反擊戰，在名將衛青、霍去病、竇憲等軍事家和張騫、班超等文武雙全的外交家們領率下，到漢末時，匈奴已不再是中原的重大威脅了，其北匈奴不得不西遷，南匈奴則在投降後被安置在內地，逐步由遊牧改變為半牧半耕或農耕生產生活方式，使其走向文明。
因此，漢朝所拓殖的疆土諸如河西走廊，一旦被中原擁有，便很難失去，其統治的穩定性或言其軍事與政治、經濟、文化策略的匹配性是不錯的。
（西漢疆域/來自網絡）
（東漢疆域/來自網絡）
【唐朝】
其經濟文化社會之發達舉世矚目，也是中國歷史上疆域面積最大的朝代之一。但唐朝具有別的朝代所不具備的一個特點是較短時間內面積“縮水”驚人：強盛時的唐國疆域面積共1240萬平方公里，“安史之亂”後竟縮為800萬平方公里，可謂史上最為“迅猛”的疆域“縮水”。
究其原因，統治政策和軍事策略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唐李皇族祖上出身於隴西狄道，
狄道即今甘肅省臨洮縣，西周稱隴西邑，東周戰國稱狄道。狄者，古代中原人對北方、西北方非華夏族人群的泛稱，有赤狄、白狄、長狄等多個種落。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在此設“隴西郡”，治所在狄道。
從戰國到秦漢近五百年間，隴西郡轄地約為今日之甘肅中部、寧夏南部、青海東部的廣大區域，而狄道一直就是隴西郡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這裡歷來是族群雜居之地，加之經歷了五胡十六國與南北朝以後，作為唐朝統治階級的李氏皇族而言，對少數民族並不陌生或言“親切感”更強些。也有人說，唐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就具有非常鮮明的“胡羯之血”——李淵的母親獨孤氏為鮮卑人，其妻、李世民的生母竇氏為鮮卑人。
（唐朝疆域/來自網絡）
當然，經過數百年的族群融合，又經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到隋朝時，進入中原的鮮卑人除了少數人還留下姓氏方面的印跡外，其他與漢人無異了。
並且很重要的是，從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來看，民族的差異性從來就不在外貌、形象、氣質、服飾等方面，甚至和人種、口語都沒有太大關係，而是看是否認同共同的文化傳統，是否具有相近的心理，是否共同使用漢字，這樣的例子在古代舉不勝舉，比如元朝建立後，大量色目人進入中原，他們深目高鼻、頭髮黃褐，但都尊儒道釋，以書寫漢字書法為榮。
即使在今天，從人種、骨骼、口語看，中國南北方有顯著區別，但在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理念的認同上，又何其高度一致！
但是，出身環境與氛圍的差異，必然帶來一些治國理念的不同。
唐朝能夠迅速將隋末動盪局面穩定下來，中原地區自不必多說，而西部諸部族的迅速歸附，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那裡在漢朝就已經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基因；李氏皇族的胡人血統，也是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李世民被尊稱為“天可汗”即是少數民族在情感、血緣上對李氏高度親近認同的一種直接證明。
（唐三彩/來自網絡）
【漢、唐之不同】
唐朝與漢朝的統治政策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
漢朝，有很強的國家戰略，也為此進行了高明的戰術設計。拓疆穩紮穩打，非常符合農耕民族的共同特點，但是一旦擁有了疆域，其統治的穩定性、安全性、承繼性很高。
唐朝，更多依賴於邊陲地區口頭或形式上的“效忠”，獲取疆土似乎更容易些，但失去時也非常迅速，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漢朝軍隊幾乎清一色中原人組成，而唐朝軍隊則是標準的“各族聯軍”，其軍隊中有大量漢人，但也羼雜了突厥、吐谷渾、突騎師、契丹、羌等族群；漢軍的軍事指揮官絕對是漢人，如著名的衛青、霍去病等，而唐朝大將固然有李靖、薛仁貴、王孝傑、張孝嵩、郭子儀、封常清等，但亦有眾多阿史那氏的突厥將領，也有安祿山、史思明等“雜胡”將領，也有突騎師部出身的哥舒翰等，也有來自契丹部的李光弼，還有高句麗人高仙芝，與漢朝顯著不同。
在民族政策方面，從包容性看，唐朝顯然比漢朝要大得多，漢朝對於歸附和納降者均使其與漢人雜居，施以漢文化的教化，實施與中原一致或接近的中央集權行政管理，最終使其漢化，這樣的益處在於增強了邊地與疆域的穩定性；而唐朝則是滿足於少數民族的稱臣納貢和遠播聲威，相對不很注重民族融合，這樣的好處在於能夠通過較小代價（主要是物質財富的賞賜或互市等），一段時間內獲得別人表面稱臣，但長期的、統一的行政管理很難建立。因此即使少數民族一時歸附，也會時叛時服。更重要的是一旦朝中有變或中原出現內訌（如長達數十年的武周系統與李氏皇族的皇權之爭和“安史之亂”），少數族群便會相應起事，引起更大禍端。
（參見拙作）
在軍事政策方面，漢唐兩朝的差別更為明顯。
漢朝模仿秦朝做法，長期保持著大規模的野戰部隊且進行高度戰備，特別是有一支忠勇的騎兵部隊，從而保證了在與匈奴這類強敵的長期軍事鬥爭中，不至於捉襟見肘，更不至於擔心關鍵時刻會不會發生譁變；反觀唐朝，有野戰部隊的建制，但是數量和規模與其要包圍的疆域相比，則顯得很不協調，一旦發生戰事，唐朝通常的做法是集結一直數千人最多一兩萬人的漢人部隊，然後邀集周邊各部族軍隊出戰，這種方式在唐朝威望極高（如盛唐）的時期是奏效的，然而在唐廷威望下降或與當地部族關係出現裂痕時，其弊端便立刻顯現，如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戰爭起始於751年7月—8月間，以唐軍完敗告終，從而失去了對西域西部的主權。怛羅斯，距離唐朝“安西四鎮”之一、著名詩人李白的出生地碎葉鎮不遠，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拉茲市）中，就是因為葛邏祿部軍隊臨陣倒戈，而招致全線潰敗。
也許有人會講說，古代戰爭中後勤保障困難巨大，是導致唐朝難以在西域保持大規模的常備軍的原因，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
然而，漢朝面臨的困難與唐朝是一樣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漢朝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主要有三：
· 一是派駐大量野戰部隊駐守西部邊地的同時，允許軍人帶家屬同往，並且由國家財政出資，鼓勵軍屬在當地開荒種地，還補貼種子、農具等物資，這樣一來，許多在原籍因人多地少而生活困苦的中下級軍人及其家屬，退役後乾脆徹底“移民”；
· 二是將大量中原無地平民、罪犯和流浪者遷徙到西部，拓荒墾殖；
· 三是通過固守河西走廊和西域，從而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不少來自中原內地的商販往來其間，有些定居在西部新土。這些措施的長期執行，使得漢朝在其西部疆域逐漸建立了居民點、城市。基層組織建設和人口、經濟、社會的發展，為軍隊的後勤保障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支持，從而漢朝從內地調運的軍用物資數量也相應大大減少，國力負擔明顯減輕。
當然，無論漢還是唐還是今天的中國，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自然條件都非常優越，儘管有一些沙漠戈壁，但總體而言，較低的海拔，相對平坦的地勢，水草充沛的草原，沃野千里的綠洲良田，是非常適合農耕文明的地方。
【參考書目】
1、《一本書讀懂中國史》
2、《黃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
3、《大遼帝國》
4、《西夏王—英雄之生當為王霸》
5、《金太祖阿骨打的完顏家族》
（漢代“燕然勒銘”/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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