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幅員遼闊，氣候地質條件複雜，自古以來就是水旱地震災害頻仍的國家。實際上，也正是在對抗災難、征服災難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獲得了一種平素難以得到的勇氣、意志和精神，這種精神既有災苦帶來的悲愴，更有對抗艱難、戰勝災苦的歡欣。
《史記》記載，在堯帝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之人。堯先用鯀治水，九年不成。後又用舜，仍治水無狀。舜舉薦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禹勞身焦思帶頭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制服了洪水。《淮南子》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羿上射十日，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另一說是，神箭手后羿在世的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燒得草木、莊稼枯焦，民不聊生。為救百姓，后羿一連射下九個太陽，從此大地氣候適宜，萬物得以生長。數千年來，大禹、后羿這些敢於同自然災害抗爭的英雄人物在中華民族中代代相傳、連續不輟，並把他們的精神內化到我們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
在人禍面前，中國人民亦是不屈。自1840年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算起，直到20世紀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遭受的外辱接二連三、中國遭遇的人禍疊而不斷。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從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面對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民族災難，中華民族沒有屈服，也沒有任人宰割，而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圖存的英勇鬥爭。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從秋瑾的“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到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從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到毛澤東建國感懷先烈所寫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皆是救國救民和振興中華而不懈努力的志士仁人們的愛國精神。這種精神，探索和指引著方向，教育並感化著人們，並且在人民群眾中、在中華民族最廣大成員中尋找到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沃土，尋找到得以普遍培育和發揚的根基，從而使愛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的選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孱體多疾患，弱國無外交”，儘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國力羸弱的中國仍舊擺脫不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命運，由此激起的“五四運動”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新高潮，也使得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了新內涵，得到了新發揚。
由是觀之，無論是天災之患，還是人禍之虞，它們所賦予中華民族的，難免都有痛苦和悲愴，然而中華民族回敬給災難的卻不是沉淪、不是災難壓迫下的消亡，而是在與災難鬥爭時的奮起，是在災難中獲得的進步和補償。中華民族精神，正是在這樣的境遇中得到彰顯、昇華和創新的。
中華民族是不畏難、不怕壓的民族，一次災難固然會帶來損傷，但同樣會獲得精神的成長；一場浩劫固然會生出瘡痍，但同樣會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英國著名思想史學家伯林說過：“受傷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彎下的樹枝，因為是用強力硬壓下的，一旦放開就會猛然反彈。”這句話用在災難境遇中的中華民族精神真是恰如其分。在災難降臨時，中華民族精神得以迸發的大門也就開啟了。在對抗災難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岸力量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這其中，有著中華民族歷經歲月滄桑和風雨考驗後的成熟，有著倍經錘鍊的不畏艱險、果敢勇毅的精神傳統，也有著在變革中漸進、在創新中成長的新時代的民族精神的萌芽。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但是，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給俄國友人尼·丹尼爾遜覆信中所說：“像你們的民族那樣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歷史表明，中華民族同樣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她在災難中失去的一切，必將在戰勝災難的奮鬥中和在民族的進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補償。一次災難帶給我們一次振奮，同樣也帶給我們一種警醒，使得平日裡處於隱秘狀態和不顯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煥發出偉大的力量。
正如在此次無聲的戰役在打響的那一刻，我們看到了那麼多逆流而上的天使，看到的許多衝刺在最前線的戰士，看到了各地人民緊急支援的熱血身影，看到了舉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抗爭的豪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這場與病毒的鬥爭中，沒有孤島，也沒有一個人是獨自戰鬥。我們炎黃子孫與所有逆行者一起，守衛我們的城池，守衛我們的國家。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眾志成城，風浪何懼。中華民族歷來不畏艱險，向來不懼困難。不管是什麼樣的挑戰，我們都會迎難而上。我們堅信，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堅定性念，就一定能打贏這次沒有硝煙的戰爭。武漢加油!中國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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