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是如何看待大中學校課程設置、考試及學生課業負擔的？是怎樣教導青年處理好身體、學習與工作之間關係的？
只因少見有公諸於世的報道，所以類似的資料彌足珍貴。結合近年來閱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的一些所得及感悟，略梳理一下毛澤東同志對這些問題的論述。
（毛澤東和毛岸英）
01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不同年齡階段應當倒置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有一篇《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是毛澤東同志於1941年1月31日寫給遠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的書信，信中這樣寫道：
“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詳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第327頁）
這段話自讀到後，就給我很深的印象。數年來，我在不同的場合，跟許多的青年朋友都曾談起過。
到什麼山唱什麼歌，什麼年齡段就該做什麼事。有價值、有意義、最終有所成就的人生，都是在正確或恰當的時間做合適或對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就比如說，在校期間，對的事情，就是讀書學習，求得真知識，提升綜合能力和素質，塑造健全人格，把自己鍛鍊成才，為以後更好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工作以後，對的事情，就是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幹一行愛一行，在做好本職的前提下儘量發揮出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自我人生價值。
在校時成天想與學習無關的事務，畢業後不盡心工作，這兩種傾向都是本末倒置、不分輕重，最終是得不償失，註定成為失敗的人生。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體會、感悟毛澤東同志的教誨，就能理解他作為一個父親的良苦用心。
從怎樣更有利於青年接受教育的角度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文化知識，在不同年齡階段倒置的觀點，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
青年人可塑性強，接受新事物新知識的能力強，記憶力也較好，但缺陷也十分明顯，就是價值觀尚在形成時期，易受“不良”傾向影響。這時更適合學習一些自然科學。
待其思想較為成熟後，擯棄了先前對社會幼稚的看法，也增加了對一些“不良”社會思想的免疫力，再來從事社會實踐活動，就會避免誤入歧途的危險。
只有學到了真本事，才是受益無窮的事情。否則，都不過是在虛擲生命、浪費時間。
02 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不要翹尾巴、有優越感
毛澤東同志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因為自己的關係而比他人有特權。他在寫給兩個兒子的信中接著說道：
“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於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總之我歡喜你們，望你們更好。”
在幹部子弟接受教育問題上，建國之後，毛澤東愈發感到迫切而必要。
1959年冬天，毛澤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詳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第130頁）
1959年12月30日，毛澤東寫信給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的李訥：“要讀淺近書，由淺入深，慢慢積累。大部頭書少讀一點，十年八年漸漸多讀，學問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 第290頁）
作為幹部子女，李訥多少有些不能適應，產生一些苦惱，但她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毛病，應當改變對己對人的態度。於是她寫信向父親傾訴心中的苦悶，也彙報自己的成長。
1964年1月4日，毛澤東給女兒回信道：
“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幹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裡了。”
“沒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這就好了，這是大學比中學的好處。中學也有兩種人，有社會經驗的孩子；有嬌生慣養的所謂幹部子弟，你就吃了這個虧。現在好了，幹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讀了秋水篇，好，你不會做河伯了，為你祝賀。”（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180頁）
數日後，李訥給毛澤東回信，他非常高興。1月15日，毛澤東又給女兒回覆：
“大有起色，大有壯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評，大有痛苦、傷心，都是極好的。你從此站立起來了。因此我極為念你，為你祝賀。讀淺，不急，合群，開朗，多與同學們多談，交心，學人之長，克己之短，大有可為。”（ 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181頁）
03 學生三大負擔：課程太多、講授不得法、考試搞突然襲擊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談青年工作時，專門提到青年學生的睡眠不足問題：
“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著。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青年們要睡好，老師也要睡足。”（詳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第277頁）
1964年這一年，毛澤東同志對學校教育問題格外重視。
2月13日，是農曆春節。據《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就教育問題發表談話。出席座談會的有16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等。
毛澤東主要對教學制度、課程設置、考試方式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談話要點主要有：
“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
“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提倡，要學一些於實際有用處卻不必要考試的課程：
“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麼是語法，什麼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繁瑣哲學。繁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麼多註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
毛澤東本人幾乎手不釋卷，但他從來不迷信書本知識，而是更加註重消化、吸收，並用於實踐：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315頁）
一個月後的3月10日，毛澤東同志閱中辦《群眾反映》摘登的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一“關於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的來信，批示中央領導及北京市委，請他們加以研究。
毛澤東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322頁）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閱《團的情況》刊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批示道：“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507頁）
04 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
1964年7、8月間，毛澤東同志在北戴河與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侄子毛遠新作幾次談話。毛澤東說：
“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
“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後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不看重分數，而是重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毛澤東教育觀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同樣反對注入式的、填鴨式的教學方法：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在毛澤東看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不是敵對的雙方之間的關係，而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教學過程重在研究問題，而不只是一個只講、一個只聽，然後以考試分數定高下。
“教員應該把講稿發給你們，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學生，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麼多幹什麼？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為什麼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
“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說不知道，和學生們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380-381頁）
我們當然不是說，毛澤東關於教育問題的看法都適合現時代，畢竟時代不同了，應變策略自然要有所變化。但是，這些思考與探索，仍然會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這就是當下的時代意義。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和鄧小平來到莫斯科大學中外學生中間）
05 不能只要青年工作，而不照顧青年的身體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健康的體魄則是美好人生的“本錢”。
早在1917年，毛澤東就發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命題。並闡釋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可以看出，兩者絕非平行並列的關係，“野蠻體魄”顯然佔據了更重要的位置。
對國民身體素質的重視，一直是毛澤東關於教育觀、體育觀思想的重要方面。
1950年6月19日，毛澤東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提出：“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全國一些學校都應如此。”（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 第158頁）
1951年1月15日 ，毛澤東又在給教育部長馬敘倫的信中指出：“關於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採取行政步驟，具體的解決此問題。中共華東局……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 第282頁）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比較全面地談了如何做好青年團的工作，就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發表重要講話，主要要點有：
“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會成年人已經學會了的許多東西。但是，他們的學習和工作負擔都不能過重。”
“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祝賀他們身體好；二、祝賀他們學習好；三、祝賀他們工作好。”
“現在要保證大家身體好，保證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幹部都要身體好。當然，身體好並不一定學習好，學習好要有一些辦法。”
“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有些領導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你們就用這句話頂他們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為了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詳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第277-278頁）
“三好”之中，毛澤東同志把“身體好”放在第一位，這讓當時一部分對開展體育運動採取冷淡和漠視態度的人感到不理解，甚至有一位主管教育的領導懷疑，這是毛澤東同志的“筆誤”。
但這絕不是什麼筆誤！
毛澤東同志歷來愛好體育鍛煉，身體力行一生17次暢遊長江。不能在黃河游泳，是其終生遺憾，直到71歲高齡，他還想作黃河探源之行，為此還在北戴河練習了一段時間的騎馬。
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會見蒙哥馬利。談話結束後邀請蒙哥馬利同遊長江，蒙哥馬利說不奉陪了，便坐在船上觀看。
當蒙哥馬利問他為何不在游泳池裡遊時，毛澤東不乏風趣幽默地說：“哪裡能修那麼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長江就等於幾萬個游泳池。多遊幾次膽子就大了。”
毛澤東然後問蒙哥馬利，英吉利海峽有多少公里寬？水有沒有長江這麼急？他還說：“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遊一次，還有亞馬孫河，不過恐怕不好遊，太熱。”（詳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第29頁）
說這話時，毛澤東已是68歲了。
（毛澤東遊長江）
06 文武兼備才能坦白光明
史學大家雷海宗先生認為，中國武德的不振興與整個文化的不健全，其實是同一件事。在《中國的兵》一書中，先生這樣寫道：
“一般的說來，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而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個人與文弱的社會難以有坦白光明的風度，只知使用心計；虛偽，欺詐，不徹底的空氣支配一切，使一切都無辦法。”
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國民身體健康的一系列論述，讓我想到電影《無問西東》裡的一個鏡頭：
由於雨聲太大聽不清老師講什麼，沈光耀和同學們只能在鐵皮屋頂的教室裡，無奈地“靜坐聽雨”。
窗外滂沱肆虐，泥濘的操場上，跑過一隊男生，最前面的老師，頭髮花白，短褲長襪，果敢堅毅，雨越下越大，他喊出的口號，也越來越響。
這個鏡頭只有三秒鐘，卻讓人記憶深刻、長久難忘。那個帶隊老師是馬約翰先生，西南聯大體育部主任，時年六十歲，是整個學校年紀最大的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馬約翰在82歲時，與一位中年教授合作，輕鬆奪得北京市網球雙打冠軍，被評為國家一級運動員。在他身上詮釋著一種剛毅堅卓的中國精神。
1959年9月30日，在國慶10週年招待會上，毛澤東接見時任清華大學體育教研組主任馬約翰，稱讚他是“中國最健康的人”。
讀書有助於自我提升，運動則是自律者的標配。讀不讀書，運不運動，一天兩天，一月兩月，看不出分別；但一年兩年，五年十年，必定大有不同。
面對接踵而來的各種競爭壓力，我們不僅要在思想上做好準備，更須在身體上做好準備。
就像蔡元培先生呼籲青年們的，“醒來吧！趕快恢復你的獅子樣的體力，好與世界健兒一較好身手；並且以健全的體力，去運用思想，創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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