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要了解一個民族，就要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中日文化的互動交流過程中，卻呈現出一種信息非對稱性；日本對中西優秀文化採取的是“鯨吞”式文化輸入方式，經過日本式的改良和轉化，成為適合於日本的文化。我國學者看待日本文化時則不自覺地採取了“文化俯視”的態度，我們“應該以宏闊的歷史氣度、放的文化心態瞭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瞭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比起對西方國家的研究，我國對於日本這個近鄰的研究相對較少、起步較晚。歷史上，特別是在元代以前，中國幾乎無視日本的存在。黃遵憲曾感慨：
“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量與質量都無法相提並論。”
我國乃至世界都對日本這個民族性國家有很強的好奇心，因為在亞洲它很特別，在世界上它也常出人意料地做事。在造成日本獨特民族性的眾多原因中筆者找到一點,那就是他們竭盡全力的護國的精神。日本護國精神在日本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有極大的重要性，也是指導並左右日本發展對外關係的精神內核。長期堅守的護國精神已經昇華為日本的民族性的一部分，日本的護國精神是充斥在日本社會的各方面。而護國精神催生出了日本特有的文化和民族性，也對我們的國家精神構建有大的借鑑作用，本文筆者將帶大家來聊一聊日本的護國精神。
日本護國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從周朝以來建立的直到清朝最終完備的朝貢體制一直是古代中國外交的基本方式，在朝貢體制下，各國接受與中國不平等的觀念。這是由於<strong>“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是東亞前國際體系內生成的唯一國家，這不僅使中國人形成了將自己國家的空間範圍等同於東亞前國際體系的空間範圍的觀念，也使周邊地區的各部族自動地認同於中國人的這種並不準確的觀念。”周王朝的朝貢體制從這個時候始就已經顯現出向著象徵意義方向發展的趨勢。從理論上講，諸夏之國與蠻夷戎狄之國處於同一政體之內,應該存在某種心理上的認同。可是在實踐中，周人對異族的排斥卻是顯而易見，常常要求分清華夏與夷狄之間的親疏關係對蠻夷戎狄沒有心理上的認同感，認為他們是低等民族。此後歷代王朝都繼承了這樣的華夷觀,並不斷完善周代以來的朝貢體系。中原王朝在心理上鄙視蠻夷,在實際的對外交往中卻希望蠻夷從心理上崇拜中華,政治上臣屬中華,這是朝貢體系的內部矛盾性。這種對中華眼中的蠻夷明顯的非平等看待，也正是催生日本護國精神的動力之一。
唐朝時期萬國來朝
在早期的國家觀念中，日本被視為未知世界,所以未受到中國統治者足夠的重視,以至於在唐、元、明都發生了對日戰爭都不能引起足夠重視。中國也許不是不能容忍和自己對等的國家,而是根本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和中國對等的國家。唐宋時期，中國的強大讓日本覺得自慚形移，也讓日本一直處於追逐先進的狀態中。中國一直是日本學習的對象,但是日本在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時,也學會了中國的華夏中心意識和華夷觀。儘管中國將日本視為蠻夷，但日本在國力日漸發展之時，民族獨立意識和自尊意識逐步增強，不自覺地將華夷觀和以日本為中心的小中華意識推廣到對外交往的關係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催生了日本的護國精神。近旁先進強大的中國的存在使日本感受到巨大壓力,在與中國交往中，日本也形成了自卑心理;積極吸收和消化中國的先進文化使日本有了飛速進步，而短期實現的巨大進步又催生了日本的自負。正是這樣的壓力與自卑,進步與自負之間的矛盾存在，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出現了特有的護國精神。
<strong>另一方面則是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對其護國精神形成的影響氣談到日本我們都會想到，國土面積狹窄，資源短缺這些不利的地理環境。但是，正因為這些不利的自然環境，才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充滿了憂患意識和護國精神。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對國家絕對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愛,是日本護國精神的重要特點。
日本國土
二、內部原因
日本民族是一個感性的民族，這是因為在理性思考的體系成熟之前，就有外來的成熟思想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理性思考方面沒有完全發展成熟。這種感性強而理性弱的狀態，使日本的護國精神中呈現出對國家那種非理性的愛，甚至不擇手段的愛，這也是日本護國精神的一個特點。在與周邊國家交往的過程中，日本的民族獨立意識在不斷刺激中逐漸覺醒，隨之產生的便是對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譽的維護。古代日本在外來文化的幫助下，國家各個方面呈現出跳躍式的發展，這就使得日本民族對自身成就頗為驕傲，也形成了虛榮與自負的心理。但是長久以來，日本無論如何發展，無論覺得自己多麼強大，始終都不是與中國的平等的國家,讓這個自負的民族感到自卑，產生了強烈的捍衛國家的意願，於是我們就看到日本充滿矛盾的民族性。
<strong>"對日本人而言，國家不僅只是讓人民考採金礦或收割農產的土地，而是列祖列宗等神明神聖的住所；天皇不只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和文化的護衛者，更是天上神明在人世間的具體代表，擁有神明的權威和慈悲。神道教徒必須遵守日本精神生活兩大主宰，那就是愛國與忠誠。”
這種對天皇的忠誠和對國家信仰一般的愛正是日本奮起抗擊蒙古的凝聚力之源，卻也是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內部驅動力。“武士道……認為國家優先於個人,個人生於國家,是國家的一部分,那個人必須為了國家或合法政權而生存或死亡。”日本人這樣混淆了國家和政權的概念，不管政權是否合法、政府指導下產生的行動是否合理，都要遵守，盲目愛國護國，只知愛而不知所以愛。這也正是日本護國精神中盲目性的表現。
武士道
日本護國精神在政治、軍事領域中的表現
一、朝貢觀
日本的“朝貢觀”是包含雙重標準的，一方面不是很認同中國的朝貢體系，不願承認古代日本曾經是中國的藩屬，一度向中國稱臣納貢；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把別國來日的交往通通視為來日朝貢。<strong>日本人“朝貢觀”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同於中國統治者對朝貢的態度，他們在重朝貢名之時不忘重其利。日本女王卑彌呼為了能夠在本土的兼併戰爭中有正統性上的優勢,向中國的曹魏王朝請封,並被封為親魏倭王。日本的史學家對這件事耿耿於懷有的稱那是卑彌呼利用中國威望建立統治的個人行為，不代表整個日本；有的學者甚至不承認卑彌呼是日本的女王。
無論如何，卑彌呼確實是利用這種遙封的、形式上的宗藩關係建立了威望，在兼併戰爭中掌握了優勢。兩晉南北朝時期倭五王主動稱臣納貢請封的事也為部分日本學者所詭病。一些日本學者對倭五王遣使請封的原因分析比較注重外部原因，
鈴木靖民認為:“在外部危機的壓力下,由於百濟的勸告,倭國才開始對宋外交的。”但根據沈仁安的分析，倭五王遣使的主要原因是維護統一和提升國際地位的需要。可以看出,鈴木靖民的論述是有失偏頗的。倭五王請封是由內外部原因共同作用下的舉措。<strong>筆者認為沈仁安對樓五王遣使朝貢的原因分析是合理的,論證充分可信度較高。由於史書明確記載了請封的事實這是日本學者所不能否認的，但又出於維護日本尊嚴的需要,只能否認侯五王遣使請封是出於自願。從倭五王請封的封號上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矮王的請封都是有著明確政治目的，想通過中國的冊封實現日本對朝鮮半島領土和權力的野心。這不應該是日本學者詭病的事，而正是日本護國精神發揮作用的表現。同抗拒日本為中國朝貢國之身份相反的是，日本“朝貢觀”中的另一面與中國一樣，將別國來本土的正常交往一概視為對日本朝貢，而且很享受這種天朝上國的滿足感。聖武天皇時期渤海開始派遣使節到日本，後來便不斷派遣使節。渤海起先也許是想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以獲得穩定和平的政治環境，但不久便將與日本交往的重點轉為獲得貿易利益。對此,
"矮國卻滿足於宗主國的虛名，並喜歡他們帶來的珍奇物品和唐朝的文物，用大國的姿態加以款待。”日本冊封周邊小政權和民族，將渤海和朝鮮半島國家對日的正常交往視為朝貢，實質都只是在精神上的主觀臆想而己。與中國自始至終都是看重朝貢制度的象徵意義不同，日本在滿足了心理上的大國虛榮之外，並不忽視朝貢關係能夠帶來的實際利益。
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
二、“爭位”心理
史書記載了幾次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之下的國家爭位、爭禮事件。其中在中、日史學界有較大爭議的是“天寶爭位”事件,載於《續日本紀》：
天平勝寶六年)丙寅,古麻呂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753),歲在癸巳,正月朔癸即。百官諸藩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以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瑜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寶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以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strong>對於這次的爭位事件,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史書均不見載,只有日本的史書記載了,所以其真實性一直受到懷疑。《大唐元禮》嚴格規定了皇帝受朝賀時蕃國的座次,不會因古麻呂的個人意見隨意變更。如,元十八年突厥使者與蘇祿使者爭長時,唐朝廷經過“中書門下及百僚議”才作出最後決定，此次新羅與日本的位次由殿值將軍隨意調換,這在律令制國家和禮儀之邦的大唐是不太可能的。在唐史的列傳中,日本與新羅均被著錄在東夷條下,兩國應當不會分列東西兩邊,這樣便否定了爭長事件存在的可能。
筆者認為，即便這一事件是平安時代官方史書編寫者們杜撰出來的,或者是大伴古麻呂杜撰出來的，也都體現了他們愛國、鎮護國家尊嚴的精神。
唐朝朝貢場面
三、對待戰爭的態度
日本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充分體現了一個島國的護國精神。他們深知島國地域狹小、人口和資源都缺乏,所以在對待戰爭是十分謹慎的，會在戰之前做好充分的準備，也會在戰爭之後迅速做出正確的反應，或是改進武器、戰術和防禦工事，或是在戰後學習對手的優點迅速提升自身。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也正是因為島國的地理因素，讓日本人覺得有易守難攻的戰略優勢，他們對戰爭的結果往往會有比較樂觀的估計，因此也會更加輕率地發動戰爭。日本在尚未認識到唐朝的真正實力時，為了維持在朝鮮半島的利益與百濟結盟對抗唐羅聯軍。以當時日本和百濟的實力根本不可能是唐羅聯軍的對手，但是他們還是樂觀地開戰了,放手一，,結果在白村江一帶大敗。《日本書紀》記載:
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
日本軍隊對戰爭估計樂觀，策略草率行事，給日本帶來了嚴重後果。“戰敗是全國人民的不幸,和平是大家的幸福。” 這是日本人的戰爭態度，似乎表明在他們心裡不認為戰爭是不幸,擔心的只是戰敗而不是戰爭。
白村江之戰示意圖
白村江一役戰敗使日本人立刻認識到自身的不足，之後便全方位學習先進文明，迅速提高日本的實力。他們除了從中國汲取先進文明之外，還在日本列島接近朝鮮半島的地方修建了城牆等防禦工事，做了兩手準備。自白村江戰敗的第二年即天智三年開始到天智天皇統治結束，日本連年逐次修築各種防禦措施。天智天皇不僅在靠近唐朝勢力所達方向的地方設置烽火、派部隊駐防,還在筑紫國建立大堤,這樣利於小型船隻行駛,還可以防止的大型軍船靠岸。根據《日本書記》記載
日本於天智四年(665)八月、六年十一月、八年十二月在對馬、長門、北九州、河內的高安、贊吉的屋島修建城堡,同天智三年的防禦工事構成三道防線。
如果對馬、壹岐和北九州等地失守,還有後面的城堡可以阻止敵軍深入。此外，日本政府為了更有效控制西部各地防務，提高了大宰府的地位，令其專一負責軍事防禦。白村江戰後日本採取的第二項措施就是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並積極地將眼光投向擊潰日本的唐朝。在謀求穩定的外部環境方面,日本不斷遣使與昔曰的敵手——新羅，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發展對唐關係，不斷派出遣唐使全面吸收唐朝的先進科技和文物制度，建立律令制，大大促進了日本歷史的發展。如王輯五所言,
“白村江之役,唐高宗大敗日本後,患畏唐病之日人,愈崇拜景仰我國之文化,故遣唐使留學生之派遣,極達最盛時代。”
日本遣唐使船
<strong>經過了戰敗後的反思,日本政府作出了內政外交上一系列正確的改革，使日本在短時間內迅速建成律令制國家，在國家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島國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使日本能夠採取正確的態度看待戰敗，迅速認識到自身與唐朝的差距，面對戰敗他們沒時間消沉氣 ,而是很快對這一差距做出正確的反應,這正是日本特有的護國精神在起作用。雖然獨特的島國式護國精神讓日本人在發動戰爭時對結果估計過於樂觀,常會帶來損失,卻也使得他們在對待戰敗和戰後準備方面能夠做得充分。
結語：
任何民族精神與特性的形成都與其內外部環境條件有關，日本護國精神的形成也不例外。其形成的外部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對日本的人文影響。在古代的中國日本被視為低中國一等的蠻夷，對日本的小視甚至是漠視,。使日本民族尊嚴受到傷害，催生出了護國精神。在與強大的中國交往中，日本形成了自卑心理；日本在積極吸收和消化中國的先進文化,在短期實現巨大進步又催生了日本自負心理。正是這樣的壓力與自卑，進步與自負之間的矛盾存在，使得日本民族性中出現了特有的護國精神。二是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對護國精神形成的影響。獨特的島國環境使日本民族產生了島國根性，如閉鎖、排他性等，在一些歷史時期會表現出盲目自大等。影響日本護國精神形成的內部原因有：日本民族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國家意識和集體意識,這是護國精神形成的先決條件。強烈的集體意識使日本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注重感性而理性相對缺失的狀態，使日本護國精神中呈現出對國家那種非理性的愛，不擇手段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榮譽的行為又使得其護國精神充滿侵略性和佔有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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