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六艦》:一個新生國家為何迅速走上海權強國之路的

《六艦:美國海軍的誕生與一個國家的起航》是美國學者伊恩·托爾的著作,由中信出版社翻譯出版,對美國創建後初期的海軍發展做了翔實論述,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生動、真實而又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這是本軍事史,但是由討論軍事活動和軍事政策而研討政治分歧與黨派活動,因此也涉及了大量政治史內容,幾乎也是關於外交史和國家決策史的專著。書名強調“六艦”,是因為曾有六艘由執政智者克服難阻,集傾國力建造的巡航艦發揮了戰略作用,戰艦指揮者和戰士曾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廣闊水面上發生了英勇機智與悲壯慘烈的事蹟。美國建國後到19世紀初的最初的幾次戰爭,是以六艦為主力完成的,以此命名可以突出主角的英雄色彩。

該書史料蒐集不遺餘力,日記、信件、檔案、回憶錄等等,就連英國名將納爾遜的棺材裡盛放了那些防腐物種類都被精確提到,再加上書中不少有關歷史場景的精美油畫,可謂栩栩如生。對專業研究者來說,可能會為史料面貌的豐富而鼓舞,但普通閱讀者可能需要更多的好奇心來驅動,然而也是不錯的閱讀經歷,因為細節清晰的戰事記錄會使讀者學習到有趣的技術細節知識,並對海戰有生動了解,對於美國國家發展及其海權之路也將有新的深刻認識。一般來講,海權國家是自農業國家發展成為出口型工商業國家,再謀求海權。美國則縮短甚或說省略了一般的發展過程。在華盛頓總統任期內美國就迅速開啟了海權發展道路,併為自由貿易開戰數次。看來海權戰略竟可看做美國立國傳統。一國誕生之初投身海洋求發展的願望和本能即如此強烈,史上罕見。筆者淺讀之後,有幾則心得分享。

我读︱《六舰》:一个新生国家为何迅速走上海权强国之路的

一、美國發展海權的先天動力:殖民地經濟結構的烙印和英語民族的生產方式

殖民地經濟結構的烙印和英語民族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美國自誕生初即存在對海外生命線的嚴重依賴。刺激海權的根本因素即為海上生命線和海外利益。

在英國統治之下美國貿易就依賴於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群島包攬美國2/3以上的食品出口。1783年英國禁止美國船進入英屬西印度群島。美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價格跌了30%至50%。但是很快美國商人轉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地中海、波羅的海和幾內亞尋找新市場,1785年紐約船“中國皇后號”繞過好望角到廣州貿易,投資12萬美元,獲利3.7萬美元。18世紀80年代中期,每年有100艘美國商船和1200名美國水手向地中海港口運送2萬噸糖、麵粉、米、鹹魚和木材,返航時滿載葡萄酒、檸檬、橙子、無花果、鴉片和橄欖油。

這一切都在於美國的航海工業基礎良好。中心城市費城是北美最大港口,1793年價值近700萬美元的貨物自此出海,並造船8000多噸。當時美國幾個最大的城市都是海港,有大量的專業海員和所有航運配套產業,海邊都有數不清的倉庫、工棚、賬房和製造車間。熟練的工匠從早忙到晚,“每艘新船揚帆起航後都能為下一艘新船的龍骨騰出位置。”巴爾的摩帆船將穀物、麵粉、桶裝幹玉米、乾魚、醃肉、大米、奶酪等食物運送到法國、荷蘭和德國;塞勒姆和波士頓的遠洋帆船,繞過好望角,開往東南亞,或從合恩角開到南太平洋。美國船在蘇門答臘收購胡椒,在中國收購茶葉、絲綢、香料,在馬來西亞收購象牙、檀香和漆盒。楠塔基特和新貝德福德的捕鯨船去北極圈和南太平洋。新英格蘭和賓夕法尼亞的貨船運載了牛、羊、馬和豬,以及大量的鏟子。紐約商人則滿載麵粉、三文魚、白蘭地、幹火腿、桶裝醃豬肉和醃牛肉、豌豆、蠟燭、肥皂、黃油、鯡魚、紅葡萄酒、玻璃器皿、油、杜松漿果、奶酪、靛藍染料、雲杉木和山核桃去加勒比,帶著朗姆酒、咖啡、糖、甜椒、糖漿和黑砂糖回來,也可能橫渡大西洋去歐洲。各類船隻從上百個美國港口出發,滿載著上千種貨物。

發歐洲戰爭財的傳統不用等到兩次世界大戰就已經發生。其實這也得益於美國的地理位置,因為美國孤懸於新大陸,可以在歐洲作戰雙方間發戰爭財,不獨立的美洲殖民地沒有這種選擇權。比如在拿破崙戰爭時期,“一段長達半年的航程掙的錢足夠20年生活的開銷”,從1792年(歐洲)戰爭爆發到1809年,美國出口貿易額增長了4倍多,年均達1.08億美元。這樣一個孤立的小國,在船舶噸位和貨運規模上逐漸超越了除英國外其他海洋大國。美國人繞過英國人發佈的《1756年法令》,購買大量糖和咖啡經由美國運到法國佔領的地區,貿易額從1796年的2600萬美元增長到了1805年的5300萬美元。1807年美國出口達到1.08億美元的峰值。美國造船業空前繁榮,在1804年、1805年和1806年每年都有超過10萬噸新船開建和下水。 結果美國一度取消內部稅收。在1803年,美國從法國收購路易斯安那領地,使美國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在無須加稅的情況下,籌集了1125萬美元現金。

這種貿易形勢當然召喚強大的海權來保護。和後世新興崛起國家一樣,美國海權是通過跨遠洋打擊海盜邁出這第一步。在1785年美國船瑪麗亞號和多芬號被阿爾及爾海盜俘虜。阿爾及爾(阿爾及利亞)總督乘機向美國索要贖金和貢賦。當時美國在地中海有200艘船和價值20萬英鎊的貨物。因此引發第一場海外戰爭。1798年美國海軍則已在加勒比海一帶進行巡航護航任務。

二、美國初期的重商主義價值觀與樸素的海權思想

美國重商重海的歷史傳統始自獨立之初。美國建國初依然地廣人稀,可以向西部和土地謀發展,農業發展潛力大,此外海外商業紐帶的強大,向海洋謀發展的潛力也很大。海陸兩個不同發展方向各有支持者,但是總的看重商主義思潮和海權思想萌芽很快佔據上風。重商主義觀念先於獨立。最初美國兩大黨派是聯邦黨和共和黨。《聯邦黨人文集》中已經提出了通過商業和航運促進繁榮,並因此發展海軍的思想。在建國初體制討論中海軍作用已被充分提到。1789成立美國新政府後在紐約慶典上出現了房子大小的巡航艦模型,船頭是聯邦黨領袖漢密爾頓的雕像。合眾國立國理論的基石中有一塊其實就是萌芽的海權思想。

獨立之初有識之士即對航運和貿易將會因此出現利潤豐厚的新市場而充滿希望:

“革命小冊子的作者允諾.一旦擺脫英國的稅收和貿易限制,商業便會繁榮,美國便會興盛,這一切將超出他們最瘋狂的想象。在戴維,拉姆齊1778年想象的戰後世界裡,美國船隻將‘不再受限於貪婪繼母的自私規定’,而會‘緊跟利益的步伐’。”

革命家、思想家托馬斯·潘恩也在名著《常識》中講“我們計劃發展商業。如果一切進展順利,我們將與整個歐洲維持和平與友好,因為美國成為自由港符合歐洲各國的共同利益。”他稱美國食品“永遠有市場,因為歐洲人愛吃。”

1799年亞當斯總統在給波士頓海洋協會的信中說:“32年來,我一直偏愛將浮動炮臺和木牆作為國家的戰爭防禦系統。”在退休後他仍致力於推動發展海軍,在1802年給海軍將領特拉克斯頓的信中寫道,“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權力紛爭必定是由海軍來決定的……(因此)應充分建設海軍。”亞當斯自昆西寄來的信中,不停重複一句格言:“海神的三叉戟才是統治權的象徵。”1800年發生美國曆史上最激烈的選舉之一,當選的傑弗遜在就職演說中說“一個沃野千里的新興國家,帶著豐富的工業產品跨海渡洋,同那些白恃強權、不顧公理的國家進行貿易,向著世人無法預見的天命疾奔。”

可見美國海權思想傳統出現早於馬漢的海權理論很久。

三、美國初期的海軍文化的幾個側面:決鬥、鞭打、獎勵

有不少優秀的海軍傳統在美國初期就已形成,美國建造最初的一批巡航艦建造一開始就遵循了超勝原則,以不亞於其他國家(歐洲列強)的標準來建造。後來美國在世界大戰時整頓軍備也遵循“超勝原則”,即敵人有的好裝備我一定要有,敵人沒有的我也要有,玩高質量高要求。

但是當時美國艦隊文化是粗鄙的。海軍艦艇紀律管理野蠻如同海盜匪幫,地中海艦隊費城號艦長班布里奇以殘酷暴力維持紀律。他蔑視海員,派水手長負責濫用鞭打酷刑,本人甚至用劍敲破了一名軍人的頭骨,然後再施以暴刑。海員中決鬥風氣盛行,1798年至1848年有36名軍官在82場決鬥中被殺,一半是在1815年以前。1806年美國國會通過全面禁止陸軍軍官決鬥的法律,但因海軍多數決鬥發生在海外,超出民事管轄權,所以這項禁令直到近60年後才被推廣到海軍。軍內槍戰不斷,年輕的見習軍官和尉官尤甚。1805年地中海派遣軍指揮官巴倫准將和其副手羅傑斯訂下決鬥,因巴倫病重之際通過指揮官中排名第三的弟弟發佈命令,引起代理指揮權的羅傑斯不滿,所幸二人決定把決鬥推遲到回國,否則遠征軍可能群龍無首。不過好勇鬥狠的軍人精神狀態確實也有助於戰場上克敵制勝。

美國海軍最初是募兵制,待遇較好,應了馬漢提出的“海軍貴族論”。當時海員待遇是不錯的,物質獎勵豐厚。如1799年法國戰艦起義號被美國戰艦星座號俘虜。一般俘船會被拍賣,或由聯邦政府購買,而收益部分將分給捕獲船每位官兵,按軍銜分成,艦長拿走15%,且按功取酬,即被俘船實力不如捕獲船,那麼船員和聯邦政府各得一半收益,而被俘船與捕獲船實力相當,或者比捕獲船實力更強,則成為“俘獲者的專屬財產”,船員獲得全部金額。面對出海作戰的巨大利益刺激,美國官兵將如何表現不需過多分析。“星座號”船長特拉克斯頓努力說服別人相信“起義號”更強大。海事法庭裁定船隻估價12萬美元。海軍部長斯托德特找專業人士重估為84500美元,但不願因此向法庭上訴,因為那將引起海軍部和海軍英雄訴訟爭端,損害公眾形象。特拉克斯頓心虛地接受,拿到了8000多美元。

又如1812年將領班布里奇想指揮“總統號”,想給羅傑斯5000美元,用“憲法號”指揮權交換“總統號”指揮權,羅傑斯拒絕,因為兩位準將都知道成功捕獲英國貨船會有大筆獎金,而船越快領到獎金的概率越大。

遠洋登陸後的美國軍人生活樂趣也很豐富。美國海軍有大把美元,地中海特遣艦隊的存在推動錫拉庫薩港駐地經濟。地中海各地的商船湧進錫拉庫薩,卸載貨物。軍官約翰·達比聲稱觀察到,西西里女性“喜歡”“美國軍官勝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軍官,她們自己的國家也不例外”。軍官們經常去看西西里最好的歌劇,並把錢扔向舞臺,甚至有人說首席歌手塞西莉亞·豐塔納·貝爾託齊被“斯科奇號”船長約翰·登特“非常慷慨地”包養了。因此海上遠航不僅是枯燥和危險的,也是浪漫快活的,也能令軍人樂在其中。至今美國兵有不少在海外也都享受這種航海家般的樂趣。

我读︱《六舰》:一个新生国家为何迅速走上海权强国之路的

四、戰爭的導火索為什麼是爭奪水手?

1812年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導火索是英國海軍在海上強徵美國海員服役,而英國指責美國商船僱用大量英國海軍逃兵。

逃亡的英國海員是初期美國海軍的重要人員來源。在英國軍艦上水手相對辛苦,而待遇差。英國需要大量優秀水手來維持海軍強國地位,而美國海上貿易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熟練水手,為此捨得花錢。於是出現了英美海軍相互掠奪人口。說穿了,水手是發展海上力量的寶貴人力資源。

自1803年至1804年夏有超過1500名美國人被迫加入英國海軍,在1796年到1812年遭到強徵的則有9991人,而同時也有大量英國水兵逃到美國船上,被好待遇和工作條件吸引。美國僱用的英國海員數遠遠超過被強徵的美國船員數,1803年到1807年每年增加的4200名海員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能是英國人,往往是“一等水手”。

1807年,很多英國水手航行到某地就突然逃走,在美國沿海尤甚。當地警長和治安官拒絕合作召回申請避難者。弗吉尼亞州法律規定任何傷害這些逃兵的地方官將依法懲處。1807年3月7日“哈利法克斯號”的5名船員制服軍官,駕駛小艇上岸消失。逃兵們還在諾福克街頭向人吹噓。在碼頭,湯森艦長與兩個逃兵不期而遇,哄騙他們自願返回,水手拉特福德揚言“死也不會回到那艘船上,他現在是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可以為所欲為”。英國北美基地總司令伯克利將軍得知後通告整個地區的指揮官,要登美國切薩皮克號進行搜尋。12天后,傳達命令的豹號與切薩皮克號發生遭遇戰,迫使後者投降,搜出四名逃兵帶走。亞當斯總統認為公憤代表著美國民族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實際上1813年美國商船、私掠船和海軍艦船上已經僱用了1萬多名英國水兵。

雖然終戰的《根特條約》沒有承諾不再強徵美國海員的做法給出任何保證,但英國海軍已下狠心,不允許再強徵美國海員。在人口、經濟生產和領土擴張三個方面,美國的增長速度都比英國快。亞當斯總統判斷:“也許在那一刻,美國人是最大的輸家;但考慮到所有爭端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得到解決,那麼美國是獲得了最大的勝利。他們可以完全信任時間這一最終談判者做出的決定。”

五、歷史對傳統的塑造:勇士崇拜、尚海精神與國家戰略

早期美國人對海軍英雄的崇拜,體現了崇尚冒險、勇敢、征服、制勝的海洋價值觀。而這種海洋文化對後世傳統的塑造也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美國而言,海權前輩英國是強大的對手,再次勇敢的鬥爭,而且是在海上展開,本身就是需要勇氣。1812年戰爭戰績讓美國人銘記和珍惜,海軍將領們成為19世紀為人稱頌的英雄,如同後世的明星和球星。不少地名以他們的名字命名,而很多家裝工藝品和餐具上面都刻印著第一批戰艦或其指揮官的形象。還有水手保留取勝的軍艦的木材碎片如同聖物。1816年也有英國製造商開始用美國海軍的勝利場景來裝飾瓷器出口美國。海軍神話喚起民族團結感,美國人才開始用單數而不是複數來指稱美國。戰後美國對新生海軍的熱情持續到戰後數年。總統麥迪遜要求國會實施長期海軍建設計劃,《海軍逐步擴軍法案》於1816年4月獲得通過,授權建造9艘戰列艦和12艘重型巡航艦。19世紀上半葉形成了以美國海軍為題材的文學傳統,有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其中不乏文學巨匠。

後世大力發展海權,組建“大白艦隊”的總統老羅斯福1879年在哈佛學院讀本科時開始研究1912年戰爭課題,形成論文。1897年羅斯福被任命為助理海軍部長,此後鼓動建設海軍,主張海外擴張,成為總統後他說服國會建造了10艘戰列艦、4艘裝甲巡洋艦和17艘小型戰船,使海軍支出增長近40%,首次超過1億美元。這是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和平時期海軍擴充行動。到了1906年,美國現役戰列艦的數量僅次於英國。

到20世紀20年代,最初的名艦“憲法號”船體狀況極差,必須每天抽水出船,預計維修費40萬美元。由海軍部長髮起的全國籌款活動最終籌集了66萬美元,很大一部分是學生募集和捐贈的零錢。由多位明星主演的經典無聲電影《老鐵殼》於1926年上映,因此修復“憲法號”的工作得到了廣泛支持。

結語

閱讀《六艦》,回顧那段歷史,會發現美國很多關於海洋的觀點和行為在建國初都已出現。歷史前進是自然的,進步卻是艱難的。海權發展的國內政治過程不可能是簡單的,生存危機促成了新生國家重視海洋的地緣政治戰略觀成型。《六艦》一書梳理了國家相關戰略和政策形成的曲折過程。發展海軍的最大難處並不是技術水平和經濟投入,而是“事外之功”,即如何克服觀點爭執和官僚主義。重要的是經歷了這一切,特別在1812年美英戰爭後,對海洋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形成普遍性的共識。精英的共識是國家謀求海洋發展的必要條件。今天回過頭我們可以指責古人的冥頑不靈,但是當事人的艱辛和執著後人未必能完全體會,甚至有時走過的彎路還會被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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