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向大家推薦的書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懺悔錄》。
有人該問了，沒搞錯吧，《懺悔錄》是盧梭的。
的確，前幾天，我發文引用《懺悔錄》，即使有書的封面為證，有人還是要糾正我：不好意思，《懺悔錄》是盧梭寫的。
盧梭的確寫過，很有名氣，但是托爾斯泰也寫過。
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與奧古斯丁的《仟悔錄》、盧梭的《懺悔錄》並稱“世界三大懺悔錄”。
這是一本值得讀的書，相對於他人的言不由衷，這本書算很坦誠之作了。在書中，托爾斯泰敢於道出自己的種種不是，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一步步試圖尋找活著的方式與意義。
宗教給不了答案
在書中，托爾斯泰主要追問了人生的意義。
首先，他在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人生的答案，宗教不僅指導不了現實生活，還與之格格不入。
“我自幼受東正教的教育和洗禮，此後，它伴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然而，當我十八歲並從大學二年級退學後，便不再相信他們教我的任何東西。”
1838年，一個在中學讀書的男孩到托爾斯泰家宣佈：其實根本就沒有上帝，我們所學的有關上帝的一切，統統都是謊言。
顯然，那是一個上帝已死的年代，整像尼采所言。
“我認為，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的：大家的活法其實都一樣，都是按照人生存的基本原則在生活。這種基本原則不僅與教義毫無共同之處，而且大部分與之背道而馳。教義不參與生活，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從來不涉及教義，個人生活中也不能參照教義行事。這種遠離生活並獨立於生活之外被信奉著的教義，即使涉及，也應該被當作一種表面現象，與生活沒有絲毫關係。”
奧伊肯說：“如宗教所說，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憂慮、煩惱和痛苦。宇宙的規律無法改變，人們的生活又被以上各種所困擾，根本容不下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幸福和舒適。事實上，從最初某種意義上說，宗教不但沒能減少人們的不幸和罪惡反而使它們增加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因無法長期忍受理想與現實的背離，突發精神危機，托爾斯泰撰寫《懺悔錄》。《懺悔錄》主體部分創作於1879年-1880年間，至1882年完成，首次計劃出版。但因有反對東正教內容遭到教會書刊檢察機關的強烈反對。1884年，稿件偷渡到瑞士日內瓦出版。
一切過往都是錯
掙脫宗教的思想束縛，托爾斯泰試圖於現實生活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他總結回顧了自己的過往經歷，深刻剖析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獲得的收穫。
對自己的剖析很坦誠，比如他寫道：“荒淫無度，謊話連篇，偷雞摸狗，信口雌黃，私通旁族，縱飲無度，兇殘暴庚．戕害人命……沒有一種罪行我沒幹過，人們卻以此來誇獎我。
這也折射出了世俗眼中的成功與成就，是多麼的不堪。”
從敘述當中可以看出，託翁也是一個普通人罷了，身上帶著各種惡行與不良品質。
當然，剖析自己的惡不是目的，目的是他想說，在一切的過往實踐中，他都沒有找到生存的意義。
即使當作家，也不是什麼高尚之舉，他也沒從中找到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不過是從事著賺錢騙人的勾當。
當時彼得堡的文學家們以充當“人類導師”自詡，自認使命為“教育民眾”，喜愛高談闊論。
“我的作家同事的處世之道就是：生活會越來越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些有思想的人是主要的參與者。在這些有思想的人中，我們這些藝術家和詩人最具影響力。我們的宗旨就是教化人類。為了不給自己提一些常見的問題，比如‘我知道什麼，我應該教什麼’，就說有一套理論能解釋，根本不需要了解這些，因為藝術家和詩人的教化是潛移默化的。”
於是，作家們為了名與利（“儘可能多地獲得金錢和讚揚，才是我們藏在內心深處的出發點”），儘可能寫書、開專欄，像“瘋人院一樣”。好為人師地企圖教別人，但是他們又會教什麼呢？“我們沒有察覺，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乃至關於生活最簡單的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
托爾斯泰甚至認為作家都是些不良之徒：“懷疑作家信仰本身真實性的同時，我開始認真地觀察創作者們，並且確信，幾乎所有投身於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們，都是一群無良之人。大部分是壞人，毫無品格，他們要比我過去尋歡作樂或是當軍人時見到的人還要壞得多。但是他們很自信，自我感覺良好，這隻有那些真正高尚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高尚的人才能這樣。我開始討厭這類人，同時也討厭我自己，但是我明白了，這種信仰就是用來騙人的。”
生命是一場虛空
無論做什麼，無論怎樣忙碌，到頭來，都是虛無的。
叔本華說：“生命就是罪惡，它什麼都不是，向虛無轉化才是生命唯一的幸福。”
受叔本華等人的思想影響，託翁也堅持認為，人生是虛無的。“我碌碌無為地活，兜兜轉轉地過，不經意間進入一個深淵，並且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前面什麼都沒有。不能停下腳步，不能回頭，也不能閉上雙眼不看前方的萬劫不復。除了生活和幸福的幻象，除了真正的苦難和死亡，前方什麼都沒有。”
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超越死亡從而永恆的意義？對於這個問題，託翁給出否定的答案。他認為，人生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我的那些事業，無論它們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那時我也早已不在。”
他向國外遊歷，並向眾多知識學科尋找人生的答案，結果未能如願。
那些學科可以給出星體的化學成分，太陽朝武仙座的運動，人類和自然萬物的起源，無限微小原子的形狀，無重極小以太粒子的波動等，但是，對於“生命的意義”卻給不出答案。
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當一切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已被回答的時候，人生的諸問題仍然沒有觸及。”（《邏輯哲學論》）
擺脫人生困局的方法
託翁總結出四種擺脫人生困局的方法：第一種解決方法就是無知，第二種解決方法就是享樂，第三種方法就是藉助力量和能量，第四種方法就是懦弱。
第一種方法是沒有意識到生命的毫無意義、空洞和罪惡，沒有意識到死了更好。第二種方法是按照現有狀況去過活，不去考慮未來。只有陷於世俗生活中才能苟且偷生，哪裡有酒哪裡醉。第三種方法是知道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後，停止生活並自殺。第四種方法是像所羅門和叔本華一樣生活。即便是知道生命就是拿我開的一個愚蠢的玩笑，卻依然活著。
成千上萬的人在忙於生計，卻不曾懷疑過生命的意義。
託翁也承認，或許是受制於認識的侷限，或許人生不是虛無的，只因自己認識有限。
於勞動中找到生存的意義
托爾斯泰是貴族，衣食無憂的莊園主，可以說，他沒有物質生活匱乏之痛，只有精神之痛。
他的痛苦不是底層人們所具有的，也不是急迫的，多少帶些無病呻吟之狀。對於窮苦的人、掙扎與苦難之中的人來說，談人生的意義，是奢侈的。
他厭倦了他所屬的那個虛偽頹唐的上層圈子，最後，走向了底層生活。
他開始和貧窮的、平凡的、沒有學問的教徒接觸，和朝聖者、僧侶、分裂派教徒、莊稼人接觸。雖說這些普通人信仰的也是基督教，也在基督教真理中摻雜了很多迷信的東西。但跟托爾斯泰生活圈子裡的教徒相區別的是，對於上層社會的教徒們，迷信的東西是不必要的，和生活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是為自己找了一些尋歡享樂的法子罷了；而對於勞動人民，迷信的東西已經左右生活，是他們得以生活的必要條件。信教的勞動人民用其行動肯定了信仰賦予生活的積極意義。於是，托爾斯泰堅信他們才擁有真正的信仰。信仰對於他們而言是必需的，賦予生命意義，並且提供了活下去的可能。
他認為勞動人民創造生活的行為才是真正的事業。
“我終於從特立獨行中解脫出來，看見了普通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明白了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這拯救了我。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認知生命，參透生命的意義，我就不應該像寄生蟲一樣生活，而應該過真正意義上的生活，真正人類賦予生命的意義，和生活融合，從而來闡述和驗證生命。”
托爾斯泰從此遠離貴族生活，衣食簡樸，與農民一同從事體力勞動。
也就是說，托爾斯泰在這本書裡從反宗教信仰開始到依然相信宗教結束。他在全書的結尾處寫道：“教義中存在真理，對此我深信不疑；但其中也存在謊言，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我應該找出真理和謊言，並把它們區分開。”
人總要去相信什麼的，這是精神的支撐，完全沒有信仰的人，大概是少有的。
杜拉斯說：“唯有當我們被虛空圍繞時，神才會住進我們心中，但這無濟於事。不信上帝，只不過又是另一種信仰罷了。我懷疑真有可能什麼都不信嗎？什麼都不信，就等於去除我們一生最愛的所有意義，一切永恆。一切都將成為它本身的一種目的，而喪失了結果。”（《杜拉斯談杜拉斯》）
那麼，到此，他解決了人生的困局了嗎？
大概，也未完全解決，否則也不會有最後離家出走病死於途中的結局了。
正應了史鐵生那句話：“人信以為真的東西，其實都不過是一個神話；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話，就不會再對什麼信以為真了；可你活著你就得信一個什麼東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過是一個神話。”（《原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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