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儒學是怎樣登上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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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佔據古代思想領域是歷史的必然。

在漢朝,儒家才真正進入一家獨大局面,它早期出現在春秋,由孔子創立這門派別,主要思想是“仁”

它很好平衡了統治者與普通百姓的關係。

強調以德服人,反對苛政,這樣的想法的確是造福百姓,生活的更為幸福。

同時它並不是對普通人沒有要求,提倡“克己復禮”,每個人都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有規有矩。

統治者跟普通人都能夠“各退一步”,互相都處在一個很好的位置。

秦朝實現大一統,秦始皇統一貨幣,實現中央集權等措施,打破以往分封諸侯的局面,真正地實現統一。

雖然這個王朝存續的時間短,但是隨後的漢朝,延續了它的做法,不僅如此,還有了發展。

在秦朝及之前,不同思想平分秋色,到了漢朝,不僅了延續秦朝大一統,還改掉以往多種思想並存的局面,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前期漢朝主要是調整與修養,到了漢武帝時期,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不再是想著如何讓百姓溫飽,而是該考慮如何讓他們生活地更好。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準備需要確定主流思想,總不能北方是道家或者法家為主,南邊又以儒家為主吧。

這時候,儒家思想優越性顯現出來。尤其是董仲舒提出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這些都得到漢武帝極大的認可。

所以儒家能夠成為古代主流思想,是在合適的時間,遇上能夠優化它的人,最後得到有才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看中。


日說新語


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學說,從春秋晚期孔子創立,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的正統地位,從而登上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歷時三百多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演進過程。隨著時代的變遷有高潮,也有低谷。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孟子、荀子發展演進,使儒家學說蔚然大宗,成為顯學。

孔子的儒家學說創立於春秋晚期,為諸子百家中的一派。其時周王室衰微,諸侯士大夫崛起,各種力量在爭衡較量,禮崩樂壞。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隸制經濟崩潰,封建經濟迅速發展。各諸侯國都想強兵富國、禮賢下士而思想活躍,併為學術繁榮提供了輿論舞臺。在這種情況下,為恢復禮制,改革時弊,儒家學說與其他諸子百家一起應運而生。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仁”、“禮”學說,主張政治上“為政以德”。孟子發展“仁政”學說,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荀子政治上主張“禮法兼施”,以禮治為主,法治並行,認為“君舟民水”。儒家學說經過不斷完善,其可操作性越來越強,儒學體系更加完善,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加上孔子創辦私學,有弟子三千餘人,因而人數眾多,影響很大。但由於不適合當時諸侯爭霸,建立大一統的需求,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到秦朝時期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正統,焚書坑儒,致使儒家思想遭受重創。

二是西漢時期董仲舒對儒家學說加以改造,使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登上統治舞臺。

秦朝歷兩代而亡,西漢初始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內憂外患。漢高祖吸取秦亡的教訓,遵從黃老道學的“無為而治”,以民為本,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治國策略。導致諸侯富可敵國、割據一方、覬覦帝位,匈奴在邊境騷擾掠奪,國庫空虛、財政匱乏,漢朝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詔徵求治國方略。時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的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訓,積極主張“以德治國”,認為治理國家應該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結合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儒學為基礎,把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思想揉合到儒家思想中,對儒學進行了成功的改造。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新的儒學體系,適應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比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思想政治的統一,實現長治久安,他提出“大一統”、“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張。為了加強君權,他宣揚“君權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為了維護統治秩序,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等。

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穩定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其學說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廣採諸子百家之長,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從而在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使儒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影響長達兩千多年。董仲舒亦被視為“儒者宗”。

此後,漢武帝興辦太學,推行了一系列尊崇儒學的措施。如,規定儒家經典為國家教科書,起用儒學家參與國家大政等。儒學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畫月成眉


一統江山,君臨天下,首先應著眼思想轉變,注重解決國民的思想認識、信仰問題。立足什麼樣的思想、信仰,如何宣傳、推行也是個問題。

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思想,大都出自諸子百家的思想理論。諸子百家中有一整套治國理論的,也就是法、儒兩家而已,墨、道、陰陽、雜、兵、縱橫及名、農諸家僅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某些主張。


諸子百家(圖示)

鑑於秦朝的滅亡,法家那一套已不再吃香,可供選擇的實際上也只有儒家。

建立之初的漢王朝,雖奉行黃老思想,但也並沒有抑制儒學的興起、發展。

漢武帝劉徹繼位後,開始重用儒生。為了更多、更好地選拔人才,劉徹還詔令全國各地向中央舉薦人才,當時叫“賢良方正”。

這使得儒學蔚然成風,逐漸統轄了大漢王朝的思想領域,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學派。

朝廷的三公九卿,大多是儒者或儒學的熱衷者。丞相竇嬰、太尉田粉熱衷儒學,御史大夫趙綰是名傾天下的儒學大師申培的弟子。


申培(像)

九卿中的郎中令王臧也是申培的弟子,中尉張歐雖學過法家那一套,但他為人忠厚,行事更像個儒者。

由此可見,漢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儒家學者佔了絕對的優勢。

社會加朝廷,兩個層面的優勢加在一起,有力地助推了儒學的崛起。

於是乎,一場尊崇儒學的活動在王臧、趙綰的策劃下,於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拉開了帷幕。


趙綰(劇照)

竇嬰、田蚡大力支持。年過八十的申培也被請到了長安,顧問儒學。

儒學的興起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也經歷過挫折,遭受過打擊。

當時,漢武帝劉徹的操有實權的奶奶竇老太太,喜歡的還是在漢朝初年盛行的黃老思想,即遠古的黃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

這一思想的精髓是“無為而治”,它是漢初的基本治國思想,它使大漢王朝的社會秩序得以穩定,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促成了“文景之治”這一盛世的出現。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分封的諸侯王們或明或暗地對抗中央,所以迫切需要通過加強中央的權力來打壓地方實力。這樣,黃老思想就不再有多大的效用。這也就導致了劉徹和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當御史大夫趙綰提出竇氏不應再幹涉朝政時,老太太惱了,怒了!


太皇太后竇氏(劇照)

於是,老太太逼迫漢武帝劉徹廢除了剛剛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罷免了自己任命的丞相、太尉等一些重要官員,然後由太皇太后寵信的人接替了這些重要職位。

這對漢武帝劉徹來說,雖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喪失信心,失去鬥志,而是抱定宗旨,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漢武帝劉徹(像)

公元前135年,隨著太皇太后的壽終正寢,漢武帝劉徹全面接盤了大漢政權。儒學,儒家思想獨佔鰲頭的機會來了。

為了治理好國家,漢武帝劉徹虛心向那些有名望有才學的文人學士請教。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一百多名文人學士應徵到了長安,接受漢武帝劉徹的策問。

他們當中有一位來自廣川(今河北景縣)的名叫董仲舒的儒生,是研究《公羊傳》的。

他給漢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大一統”思想,並請求朝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像)

漢武帝非常欣賞這一觀點,很快照準了。

這樣一來,儒學於漢武帝元光元年,登上了中國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直到清朝的大龍旗落下,歷時兩千多年。


老王頭談歷史


儒學之所以在中國登上思想領域的政治舞臺上,這與它的傳承、理論、發展密不可分。

一、儒學是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儒家學派之前,華夏文化是傳統的“六德、六行、六藝”。東周時期,諸侯爭霸,社會動盪,代表各階級利益的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形成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其中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形成了儒、法兩大思想流派,並進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鋒。

在這個過程中,秦朝動盪,軍閥割據,法家更適合秦朝的統治者,法家思想佔領統治地位。在動盪結束之初,民力凋弊,生產破壞,無為政治的道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漢武帝時期,國家運行正常,百姓安居樂業,儒家傳統文化和 “君權神授”“大一統”的思想體系,符合封建統治階級中央集權的加強鞏固、百姓道德體系的建立完善、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安定,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從此,儒學形成了適應封建國家大一統的思想體系。

二、儒學的思想體系,根植於中華大地,枝繁葉茂。

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後,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前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注重社會、人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漢代劉邦用“太牢”禮來拜祭孔子,開創了中國最高統治者公開祭拜孔子的先例。儒家以“三綱五常”和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為核心,對儒學進行完善,架構了倫理體系,從根本上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善了儒家學說。進入宋代,儒學得到發揚光大。到元、明、清時,儒學有著很高的政治地位,被定為官方哲學。由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儒家思想一直處於正統地位。儒學雖門派眾多,然而歷代儒家所遵奉的核心價值觀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一脈相承的。

(孟子畫像)

三、儒學人才輩出,體系不斷完善,思想不斷髮展。

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為基本內容,追求個體、家國、天下的和諧。孔子的主張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孟子在儒學上追求仁政,發展孔子主張。大儒董仲舒汲取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眾多思想的精華,樹立尊卑有序的王權等級觀念,儒學一躍而成為經學,儒家思想由此而成為真正的國家政治統治思想。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形成了“程朱理學”,使宗法、貞節、孝道等觀念大行其道,成為最能穩固統治階級的官方主流思想。王陽明推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理論,使儒家思想又一次豐富發展。儒學伴隨著時代需要和變化而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獨有特色的思想體系。

儒家之所以會源遠流長,之所以能深入國人的思想領域,成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歸根結底與其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而又能夠與時俱進有關,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

(董仲舒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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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他的思想對華夏民族文化文明影響至今,在漢代以儒家思想統治社會有劉徹,董仲舒,王明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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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一般是指“孔孟之道”,也就是孔子和孟子創立的一套學說體系,但儒學創立之初與政治的聯繫並非那麼密切,而且儒學也不是一家獨大的,畢竟孔孟生活的年代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諸子百家各門各派輪番登場,各有所長,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可以碾壓其餘各家的學說。孔子孟子本人也沒有機會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

儒學一統天下是從西漢董仲舒開始的,事實上,漢朝以來的儒學已經不再是孔孟之儒,而是董仲舒之儒。董仲舒打擊排擠其餘各家的“歪理邪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術問題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進而形成了統治其後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譬如我們現在熟悉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來源自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儒學可謂應運而生,適逢年輕的漢武帝廣開言路,就國家的各項大政方針尋求解決之道,以便更好地證明皇權的合法性,鞏固漢朝的統治,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立足於重新闡釋《春秋》,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以德治國等理論,認為世間萬事萬物包括人都是受制於天命的,順應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應該是統一的,加上陰陽五行說,貫穿神權、君權、父權、夫權。這套思想體系回答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歷史等各方面的問題,深得漢武帝的讚賞,得到了廣泛推廣。

自此之後儒學的權威地位得以建立,成為歷朝歷代的正統思想,產生了延續千年的經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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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堅持黃老之學、反對儒學的竇太后去世,漢武帝重新恢復此前五年就開始提倡的儒學復興運動,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而讓儒學登上了中國思想領域的統治舞臺。儒學靠著下述三方面的條件,才成為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識體態的。

一、儒學自身的與時俱進、發展完善。

儒學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思想流派,但是,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它便一蹶不振。漢朝建立後,劉邦等統治者汲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尊崇黃老之學,奉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國策,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初期。除了在劉邦登基之初參與制禮作樂外,儒學基本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但是,漢儒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努力,因循守舊,而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提出了新的主張,積極因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董仲舒建言《春秋》大一統思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國家治理之中,重建以天子為核心規範化程序化的朝政管理體系。新的儒學理念注重應用,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重行封禪大典和建元改制等一系列舉措,把獨尊儒術具體化、制度化。這樣,就使先秦儒學更新改造,更加貼近現實,更加務實,更加經世致用,更有可操作性,有助於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與鞏固。

二、社會發展對大一統思想理論的需要。

漢朝初期,百廢待興,統治者順應民心,施行黃老之學,頗見成效。那一階段,這套思想體系的運用,有利於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緩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功不可沒。然而,久而久之,新的國策也暴露出其不可迴避的弊病。

首先是由於放鬆了對天下的控制,大量的農民脫離戶籍,逃避賦稅,嚴重影響了中央王朝的掌控力。二者,在剪除異姓王的同時,同姓王形成了強大的割據勢力,嚴重挑戰了朝廷的權威。其三,在對外關係中,漢朝一味妥協退讓,助長了匈奴的囂張氣焰,有害於國家的統一完整。上述種種情況都說明,黃老之學已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條件,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思想,積極鼓吹並維護中央集中權力的統治,主張國家高度統一,為強化皇權提供理論依據和治國方略。更新改造後的儒學,滿足了新時代的需求。

三、統治者尤其是漢武帝的大力提倡。

儒家能取得獨尊的地位,與漢武帝的大力提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年輕的漢武帝具有治國的雄才大略,在充分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後,果斷地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朝過分地尊奉法家學說,不施仁義,以強力治國,二世而亡,不可取。漢初施行黃老之學,對國家的恢復發展功效顯著,但也無法提供新的動力。漢武帝嚮往上古聖君光風霽月的世界,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統一的強有力的國家政權,於是打算在治國理念上改弦更張。恰在此時,他發現了儒學。儒學主張天人感應,美化並神化皇權,鼓吹加強中央權力實現大一統……種種學說與漢武帝的想法一拍即合,於是,儒學就由一種學術思想而變成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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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學在官方的統治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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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出現了儒學大家,名叫董仲舒。漢朝人歷來遵從黃老之學,對儒學很反感。董仲舒見到漢武帝,力陳儒學對於統治天下的好處,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著作很多,流傳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其中的“天人三策”是他思想的精華。他要求人民服從皇帝,建設“大一統”的國家,即“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

董仲舒的哲學對後世影響很大。他的一生可用一個對聯來概括: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始推陰陽,為群儒首;前對漢武,後相江都,初倡一統,罷百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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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儒學,真正登上歷史舞臺應該在漢武帝時期。此前,“黃、老”無為而治的理論一直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人們有相對的言論自由,國家的統治也沒有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到了武帝時期,由於連年對匈奴作戰,國家的政治經濟都面臨著很嚴峻的局面,漢武帝認為必須特別加強中央的集權統治,實現舉國上下的思想統一,所以才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學成為了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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