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羅馬教廷權勢日隆，走向腐化，基督教教義遭受曲解，歐洲陷於思想禁錮、發展滯緩的黑暗時期。
由於基督教西部文化區恪守“凡聖兩立”亦即“政教分離”，有著深厚的草根群眾基礎，沒有淪為為專制統治者愚民的“社會控制論”，卻能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中浴火重生。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Protestant），對基督教教義不但撥亂反正，而且作出了與時俱進、富有積極意義的重新解說，也促進了舊教的革新除弊。
基督教相信上帝創造宇宙萬物，是至高無上的唯一真神。因此，錢財是上帝所賜，所以要替上帝當好錢財的好管家。
基督教不歧視有錢的人，耶穌的門徒當中也有“財主”（參太27：57）。所斥責的，並不是擁有錢財，而是“貪愛錢財”(參路16：14)。使徒保羅也警告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把金錢分享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美德。《雅各布書》告誡道，我們要照顧貧窮的人（參雅2：14-17）。《箴言》十九章十七節也說：“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基督教是保護弱者的“被壓迫者的運動”（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反對投機、壟斷和暴利盤剝，要求人們做到誠信，遵守商業法規，保證價格的公允，按時支付借貸、工資，保護弱者的經濟利益。
新約聖經記載：耶穌在回答該不該給凱撒納稅的問題時，曾拿起一個錢幣，錢幣上有凱撒或其繼任者的頭像人像，說道：“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Render therefore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馬太福音22:17-21）
這句話後來成為經典。教會一直用耶穌上述關於納稅的通俗比喻作為基督徒應對世俗律法態度的依據。一方面基督徒作為一個“上帝的子民”，有義務事奉上帝，遵行教義；另一方面基督徒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同時遵守法紀，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
基督教新教的著名教派領袖，法國神學家加爾文將舊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慾主義”變成了“入世制欲主義”。藉此發展出了明確的進步職業觀，提高了人對職業和工作的熱忱，為實業家追逐利潤的行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當理由；又因倡導虔敬和勤勉限制了過度消費和奢華，鼓勵回饋社會大眾，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再投資。
因此，錢財若是人的奴隸，它就是最好的奴隸，但如錢財成為人的主人，它就是最壞的主人。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首先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其“路軌上的轉轍器”---“心態文化”的調控作用聯繫起來，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質居功厥偉。
如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性那樣，世界上率先“自行”從封建的農業社會發展進步成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國家，無一例外，全部座落在是歐洲和後來的北美基督教文化區，其中成就最為卓著的是基督教新教文化區。
今天觀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區各國，仍能相當清楚地看到新教文化影響下社會發展進步的優勢。同說德語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相較，奧地利（極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爾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發源地德國（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強盛。在說英語的英國（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國（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亞（82％新教徒，9％天主教徒）、愛爾蘭（5％新教徒，94％天主教徒）與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間作一比較，也會有類似的發現。北歐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人民絕大多數（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們的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思進注：除註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為思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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