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外貿企業，現在是交貨期的敏感時期。”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指出。
自1月31日WHO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有關外貿走向的討論不絕於耳。儘管WHO並不建議限制貿易和活動，但部分國外航司停運中國航線，一些國內發運港與主要船東推遲復工，都令進出口企業的下一步陷入未知。
情急之下，一場外貿行業的“自救”行動在城市間展開。
自商務部印發《關於幫助外貿企業應對疫情克服困難減少損失的通知》，指導六大商會發布外企服務政策後，蘇州打響城市“第一槍”——2月7日，繼出臺“惠企十條”之後，蘇州又針對外貿企業專門出臺“惠外十二條”。
隨後，青島、廈門、大連等沿海城市陸續跟進，陝西等內陸省市亦出臺專門政策。這場“營救”，能否幫外貿企業撐過敏感期？
緊急48小時
出手對外貿公司“救急”，因為其面臨的問題確已“火燒眉毛”。
2月7日，成都貿促會工作人員周麗萍接到來自四川新和公司的諮詢。這是中國貿促會1月30日對外公告對公司開具“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後，成都方面接到的第二通電話。
公司負責人馮蘇說，需要儘快拿到證明，與幫其從新西蘭運送牛肉骨粉進入中國的船公司交涉。再過兩天，他們約定的14天免箱期即將到期。這意味著，他可能要向船公司支付4萬元滯箱費。
馮蘇只有48個小時。他不僅要準備好所有開具證明需要的文件，計算接下來2天週末休息日，還要考慮到與船公司所在國的時差。這還只是與船公司取得聯絡。業內人士指出，“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只能像國外企業證明國內情況，並不具備強制效力。
在此之前，他也並沒有太多時間提前做好預案。即便考慮進春節法定假期的時間，14天的時間對於完成貨物提貨、入庫綽綽有餘。但青島港遲遲沒有復工，使得貨物不得不滯留在集裝箱內。
時間已所剩不多。面對尚在增加的倉庫倉儲費用等固定成本、以及提前支付貨款後可能無法及時收到回款的情況下，他需要儘可能降低損失。
與四川新和類似，由於疫情事發突然，時限問題是許多外貿公司面對的“當務之急”。在物流不暢和生產滯後雙重擠壓下，開展跨境業務的外貿公司將直面難以按期交付的困難。
周麗萍分析，國外合作伙伴對國內情況可能並不瞭解，比如關聯企業沒能復工確屬不可抗力。而這只是外貿公司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按白明的話來說，外貿公司面對的是交貨期的敏感時期。在這個階段，交貨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但隨著戰線拉長，整個產業鏈均可能受到牽連——長時間斷貨，最終將導致供應商和客戶遷移。
與進口業務相比，出口業務可能更加困難。主營國際貨代的普及國際貨運代理（中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經理代林海告訴城叔，一般情況下，節後工廠陸續復工通常會形成一個出口高峰期，因為國外企業春節期間並未休息。在現有情況下，原有訂單或許將更難兌現。
外貿城市“自救”
幫助企業及時止損，對於需要依靠外貿這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各個城市，自然也十分急迫。
2月7日，蘇州出臺“惠外十二條”，從城市層面幫外貿企業堵住“缺口”。
除與惠企政策一脈相承加大對企業融資支持力度外，蘇州特別針對出口企業，提出“穩定外貿企業在手訂單”，引導企業“盡力爭取、穩定在手訂單”，並“支持企業實施出口貨物轉內銷”， 對其國內貿易信用險保險費率降低30%，並補貼50%保費。
幾乎同一時間，蘇州下轄太倉亦出臺“惠外十五條”，在貿易便利化上給出更多優惠。例如，對於因疫情產生的貿易糾紛，政府將對實際發生的律師費給予不超過50%、每家企業不超過10萬元的補貼。
在白明看來，現階段扶持外貿，最重要的是保證外貿聯繫不中斷。
“ 國內合作中斷了，我們靠自己可以恢復起來，外貿企業一中斷，位置被別人擠佔，將來再想回來就難了。”白明分析，目前，中國的規模經濟和完整產業鏈的優勢，一時半會可能很難被替代，但疫情的間隔時間將十分重要。
而隨著一系列政策相繼出臺，在保障貿易鏈不中斷上，蘇州已然走在國內城市前列。
與蘇州的“真金白銀”相比，青島、廈門等城市主要是外貿相關政府部門根據其職能給予的便利措施。比如，青島、廈門海關的舉措更多圍繞通關便利化展開，提供針對企業問題的快速解決機制、對相應費用實施減免政策。
事實上，僅貿易便利化上，城市間的政策差異仍然較大。
在全國多個城市開展業務的代林海告訴城叔，與一些內陸城市相比，上海應對疫情的措施不僅反應及時，而且涉及面更廣。
據他回憶，在許多城市尚未拿出有效政策時，考慮到節後延遲復工造成的倉儲費用，上海第一時間拿出相應減免政策。“比如一個20尺櫃，一天能減免50～60塊錢，如果一個企業有一千個櫃子，減免金額就可能上萬。”
如何尋找平衡點
但補貼只是應急之策。對於“等米下炊”的外貿企業，更關鍵的是如何有效保障生產。
代林海的直觀感受是，在企業復工的幾天時間內，進口訂單尚有存貨，出口訂單“還沒有接到一單”。相較於費用減免，他更盼望停擺的工廠能早日復工。“只有這些工廠恢復生產，他才有訂單出去，買原材料回來，我們作為國際物流，才有生意做。”
城叔之前討論過如何復工的問題。（猜你想看：《疫情當前，城市如何為企業“託底”？》如今，不少城市採取有條件復工策略，為復工企業設置一定門檻。比如，杭州自2月8日起對企業復工實行申報備案制。據媒體報道，當天申請復工的3萬家企業中僅162家被批准。而西安要求重點企業先審批再復工，年營業額低於2000萬的企業一律不能開工。
顯然，要有效安排復工、保障復工企業高效運轉，需要城市有更強的調度協調能力。
作為完整產業鏈的一環，外貿企業、特別是流通型外貿企業很難實現獨立復工。城叔瞭解到，在一些城市，外貿企業已提早復工，但相應的貨代企業和船公司仍不具備復工條件。其結果是，率先復工的外貿企業仍然處於空轉狀態，並沒能真正實現生產。
在白明看來，在外貿領域，關鍵在於“內保能力，外保渠道，並實現二者的有效對接”。
“這實際上是一種供需關係，有供有求，在中間搭起一座橋樑。”白明分析，“對於外國客戶，短期內找到另一個合適的供貨方是比較難的，但如果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他的需求也需要得到滿足。但在疫情下，無法完全按照原來的模式運作，這時，就要選擇保住其中的一部分需求。”
另一方面，復工與防疫之間的另一種平衡亦需要拿捏。體現在政府統籌中，包括企業生產的必要性和防疫的難度均需納入通盤考慮，以此尋求最優解。
“總而言之，我認為能復工的還是應當儘量復工。”白明指出，“ 前提是在保證人民健康和產業發展之間尋求平衡，遲遲不復工，企業最後存活不了；但不考慮防疫，疫情一旦發生，生產還是要被迫停止。所以，最終要在二者之間找一個平衡點。”
每日經濟新聞
閱讀更多 每日經濟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