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執政的朝代，它是由前元、元朝及後元三個時期組成的，但是自明代以來，前元時期和後元時期一直被明代以來所謂的史學家不予認可，因此，他們認為的元朝只有99年的歷史，而忽視了前元時期的疆土征戰和後元時期的疆土的鞏固，否則就不可能出現現在我國一唱雄雞天下白的疆土區域。它也是明朝以後頗為爭議的朝代，被明代以來所謂的文人志士極度醜化的朝代，無論如何，元朝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是無法泯滅的，那麼，元朝滅亡後幾百萬的蒙古大軍及其家屬究竟到什麼地方去那？隱姓埋名是一種生活方式，被明朝皇庭屠殺也不能不說是一種解脫，而大部分漢化了的蒙古人很快適應了當地的風俗習慣，與當地人通婚，完全覆蓋了原有的蒙古族特徵，歲月的年輪取代了往日的磨難，在中華民族大融合的今天，重新提起這段歷史，主要是不忘歷史、開拓未來，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奮力實現中國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1、明太祖招賢納士，蒙古人區別對待
傳說中的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對蒙古族實行的等級制管理，區別對待蒙古人，僅對蒙古族中的部分黃金家族、部分皇族進行屠殺，而對大部分蒙古族貴族實行團結的政策，對蒙古族的大眾群眾實行安撫政策，並沒有報復作為整體的“蒙古人”，這一點在南開大學李志安教授、社科院杜榮坤教授等史學家那裡得到了認可。
（1）、對明朝管轄境外的北元軍政集團，他採取一面軍事打擊，一面加以招撫的政策。
對於在明軍北伐中對抗的元朝宗室採取的是瘋狂屠殺政策，如元順帝妥歡帖睦爾留在大都的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世祖之孫，時年已83歲），明軍當即將其處死。這一點絕不心慈手軟，更不能說是寬厚待人，更應該被視為一種激進的戰爭手段。
對於俘獲、投降的蒙古上層人士加以優待的軟化政策。洪武三年（1370）被明軍俘獲的蒙古皇族、元順帝之孫、昭宗之子買的裡八剌，太祖皇帝加封為崇禮侯，並在4年後將其放還。
對於那些心中怨言的蒙古貴族採取的是流放政策。1388年明軍俘獲的另一個順帝之孫、脫古思帖木兒汗之子地保奴，也只是因其口出怨言而流放到琉球去了。這和元朝處置獲罪皇族的慣例是相符的。元順帝本人就曾被流放到高麗大青島（今屬韓國）。
對於那些主動降服的蒙古貴族採取的是加官進爵的政策。如長期據守遼東的蒙古貴族、軍閥納哈出，1387年投降明朝後太祖皇帝也加以封賞，封為海西侯。
投降明軍的蒙古騎士，往往被編入軍中。明成祖在靖難戰爭中就調用了朵顏三衛蒙古騎兵的力量。成祖為了紀念這場戰爭而繪製的《長陵八駿圖》顯示：戰鬥中護衛在他身邊的，幾乎全是蒙古軍官，
八駿圖是：其一曰龍駒，戰於鄭村壩乘之，中箭，都指揮醜醜拔。
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
其三曰烏兔，戰於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
其四曰飛兔，戰於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貓兒拔。
其五曰飛黃，戰於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
其六曰銀褐，戰於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
其七曰棗騮，戰於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
其八曰黃馬，戰於靈壁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
摘自於（黃瑜《雙槐歲鈔》“長陵八駿”條，長陵是明成祖永樂大帝和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合葬墓，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天壽山南麓。陵旁祭殿兩側有享殿，“長陵八駿”石刻就列置其中。石刻中的“八駿”是永樂皇帝經常騎乘的八匹御用戰馬，它們既象徵明成祖所經歷的最主要八大戰役，同時也是表彰他在大明王朝創建過程中所立下的赫赫武功。八匹駿馬的名稱：一是龍駒，二是赤兔，三是烏兔，四是飛兔，五是飛黃，六是銀褐，七是棗騮，八是黃馬。石刻所表現的八匹駿馬或作奔馳狀，或作站立狀，或為武士為馬拔箭的場面。其鞍、韉、鐙、韁繩等，都逼真地再現了明代戰馬的裝飾。據傳說“長陵八駿”石刻是依據當時明代宮廷繪畫大師的手稿雕刻而成。此圖為長陵八駿的藍本，雕刻採用圓雕和浮雕相結合的形式完成，造型生動，雕刻精細，有成祖遠邁漢唐之弘大氣度，精美絕倫。）
明前期收編蒙古官兵的慣例一直在執行。1458年，明朝為了管理編入南京錦衣衛、不通漢語的蒙古軍官，要特意派蒙古出身的都督級軍官去南京後軍都督府治事。（《明英宗實錄》卷281天順元年八月壬子條）
（2）、對於境內的一般蒙古人，太祖皇帝明確表示：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1367年《諭中原檄》），這說明 ，明朝是願意將蒙古人視為臣民的。當然，明朝對蒙古人並不是毫無歧視的。《大明律》中規定，蒙古人必須與“中國人”通婚，不得本族內通婚。這當然是一種族群歧視性的法令。不過，這一條在明代的實際執行 情況是很值得懷疑的。
對於儒化的蒙古士人，太祖表示“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體擢用”。蒙古士人答祿與權，是元朝的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在明朝獲得舉薦，擔任秦府紀善，負責輔導太祖的次子秦王。可見太祖雖然有一定的民族情緒，但是敢於任用肯出仕明朝的蒙古人才的。
總而言之，太祖皇帝對蒙古人這一群體是加以區別對待的，但政策的出發點，是要把蒙古人和漢人一樣，變為順服的明朝臣民。
2、群雄湧起爭汗位，北元政權被滅亡
1368年，享國運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朱元璋領導的起義推翻了，與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不同，末代皇帝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既沒有戰死，也沒有自殺，而是率領著王族和所剩的軍隊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經興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在中國完成了一次外來政權全身而退的“奇蹟”。這得歸功於從成吉思汗開始的近似於瘋狂的擴張，使得蒙古帝國幅員遼闊，汗國、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圖只算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國的大汗，對於蒙古各大汗國和部落享有宗主權。元朝的滅亡，只是使蒙古帝國失去了中國的領土，而蒙古帝國依然存在。
元順帝是元朝皇帝中少有的接觸漢文化較深的一個，大都陷落倉皇北歸的打擊，對於他來說是極大的，雖然依然還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也不能排解他“去國懷鄉”的憂愁，尤其是明朝軍隊對於他的繼續打擊又接連不斷，更使他惶惶不可終日。終於，1370年5月23日，他懷著悲憤和鬱悶，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去世。
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裡達臘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便在哈拉和林繼位，他將殘元政權又維持了八年，並厲兵秣馬盼望著有朝一日重登中國皇位。然而，他非但沒有機會實現這一願望，還面臨著深入到蒙古地區的明朝軍隊的攻擊。1372年，明朝大將徐達率軍攻向哈拉和林，這是蒙古黃金家族的大本營，是權力和榮耀的象徵，一旦被明軍攻破，蒙古帝國將徹底在世界上消失，因此，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但是，被譽為“萬里長城”的徐達一路上勢如破竹，愛猷識裡達臘幾乎到了絕望地邊緣。所幸，明朝的大軍由於戰線過長，後援不繼，受阻於土拉河畔。
1378年，愛猷識裡達臘懷著滿腔遺憾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這位第三任北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領土已經縮小到蒙古帝國最初興起時的規模，恢復祖上的榮光更顯得毫無可能了。
1388年，一支10萬人的明朝軍隊在大將藍玉的率領下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餘人被俘，脫木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縊殺。
這次的失敗使黃金家族——忽必烈家族的殘元政權喪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至於大多數蒙古部落宣佈脫離它而自立。1399年，分佈在葉尼塞河上游沿岸的乞兒吉斯部首領貴力赤，否認了最後一任殘元皇帝額勒伯克的宗主權，於1399年將其打敗並殺死，取得了統治各部的霸權。至此，苟延殘喘了29年的北元政權滅亡了，合法的蒙古帝國大汗不復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爭奪蒙古帝國大汗寶座的紛爭當中。
北元的滅亡，使明朝失去了政治上的敵人，蒙古已經成為了“邊患”，而不再是前一王朝殘餘勢力。因此，永樂皇帝對於貴力赤表示了極大的友好，承認了他對於蒙古各部的宗主權。但是，貴力赤也並沒有保持汗位有多久，便在1400年被阿蘇特部首領阿魯臺和衛拉特部首領馬哈木的聯軍打敗。阿蘇特部是蒙古化了的伊朗人，起源於高加索，因蒙古西征而進入中國，元朝軍隊中有一支由他們組成的軍團。而衛拉特部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個強大的部落，在成吉思汗時代被稱為“林木中百姓”，定居在貝加爾湖西岸。
阿魯臺和馬哈木都不想成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他們最為希望的還是自己的部族獨立於蒙古人之外而獲得承認，因此，在打敗貴力赤後，便嚮明朝效忠，表示自己不同於其他爭奪蒙古帝國汗位的部族。這樣的臣服是明朝求之不得的，給了他們極大的支持。依靠這種支持，衛拉特部將其霸權擴張到從貝加爾湖西岸到額爾齊斯河上游的整個西蒙古地區。
然而，阿蘇特部和衛拉特部對於蒙古中部和東部控制都沒能長久，貴力赤之子額色庫重新崛起，要與阿魯臺和馬哈木爭奪大汗寶座，雙方進行了十幾年的戰爭，直到額色庫於1425年病死。
在額色庫不停的與阿魯臺和馬哈木爭奪最高宗主權的同時，在1403年，殘元末代皇帝額勒伯克之子本雅失裡復辟了自己的汗位，宣佈自己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作為黃金家族的後代，本雅失裡無疑要比阿蘇特部和衛拉特部具有號召力，不久，包括阿魯臺在內的各蒙古部落聚集在這位正統代表者一邊。而好不容易盼到忽必烈家族衰亡的明朝，對這位新一任蒙古大汗的敵視是不言而喻的，永樂皇帝下旨要本雅失裡作出臣屬的明確表態。但希圖重現祖上功業的本雅失裡怎麼會向推翻自己家族在中國皇位的朱氏家族表示臣服呢?於是，永樂皇帝親自率軍進入蒙古，直抵成吉思汗故地——鄂嫩河上游平原，於1410-1411年擊潰了本雅失裡和阿魯臺的軍隊。這次失敗對本雅失裡來說是致命的，因為這使他喪失了作為大汗的權威。1412年，衛拉特部首領馬哈木乘機將他擊敗，奪取了汗位。
在此之前，馬哈木一直與明朝永樂皇帝保持著友好關係，但這時，他已經真正成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了。於是毫不猶豫地與明朝皇帝斷交。這引得永樂皇帝再次親征蒙古，雖然馬哈木的抵抗使明朝軍隊遭到嚴重損失，但為了保存實力，他率軍撤退到土拉河以西休養生息。馬哈木的威信由於這次入侵暫時受損，因為他也未能阻止明朝軍隊進入蒙古草原。
哈斯木逃走後，大汗寶座又懸空了下來，這時，居住在興安嶺以東、滿洲邊境的嫩江附近的科爾沁部首領阿臺在1425年率部眾佔領了蒙古中東部地區。那個見風使舵的阿蘇特部首領阿魯臺，這回又支持阿臺殺死了本雅失裡，擁立阿臺為蒙古帝國大汗。科爾沁人是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兒的後裔，也屬於黃金家族。雖然永樂皇帝對於衛拉特的背叛不能容忍，但為了消滅在蒙古人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黃金家族，又開始支持衛拉特部。自然，對於這支持，衛拉特部也是欣然接受的。
3、黃金家族復興成功，達延重振家族雄風
1467年，成吉思汗的第27代繼承人滿都古勒大汗在討伐他的侄孫和繼承人博勒呼濟農的一次戰爭中去世。
而博勒呼濟農在他能夠稱汗之前的1470年也被暗殺。一度人丁興旺的黃金家族中，現在僅剩下一個5歲的男孩、博勒呼濟農之子達延。達延的命運及其不幸，家族的長輩都在內訌中死去，小小的孩子孤苦無依，連他的母親都拋下他改嫁了，這簡直比成吉思汗年幼時的遭遇還要悲涼。所幸，滿都古勒汗的年輕遺孀滿都海賽音可敦把他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滿都海賽音可敦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不但撫養了達延，還在1470年宣佈他為大汗。最為難得的是，滿都海賽音可敦作為女人率領軍隊打敗了衛拉特人，將他們徹底趕出了蒙古中東部地區。為達延汗日後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達延汗是蒙古帝國統治時間最長的大汗，從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親政之後，達延汗鎮壓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亂。並從1497年到1505年間，他對從遼東到甘肅的明朝邊境地區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擊，使得明朝無法與衛拉特人聯繫。
1543年達延汗去世之後，他的孫子博迪繼承了汗位。雖然廣大的領土被達延汗的眾多子孫瓜分，但從1544年到1634年蒙古帝國的汗位一直穩固的在達延汗的長支後裔察哈爾部中傳承，歷經博迪汗(1544-1548年)、庫登汗(1548-1557年)、圖們札薩克圖汗(1557-1593年)、徹辰汗(1593-1604年)和林丹汗(1604-1634年)。
雖然達延汗的長期統治穩定了蒙古帝國汗位傳承，但並沒有克服蒙古民族的最大弱點——實行瓜分家族遺產的習慣法。當帝國的創建者死後，帝國便成了一種類似聯邦式的家族國家，國內的各級首領，都是兄弟或堂兄弟，他們雖然承認察哈爾部的最高權利，但處於相當的獨立狀態。隨著時間的流逝，察哈爾部的汗位繼承者們逐漸失去了足以統治整個蒙古的力量，西方的衛拉特人和東方興起的通古斯人(滿人)都是他們可怕的敵人。但這個時候，衛拉特人正在對付哈薩克汗國、沙皇俄國以及內部的綽羅斯家族與和碩特家族的權力爭奪，因此，結束蒙古帝國歷史的，只能是通古斯人建立的後金帝國了。
1604年，林丹繼承汗位，接受黃教沙爾巴呼圖克圖的灌頂戒教，稱林丹庫圖克圖汗。林丹汗並不是一個昏庸無能的可汗，他早已看出後金帝國對於蒙古的野心，因此上從繼位始，便開始從新統一各部，自稱“統領四十萬眾蒙古國巴圖魯青吉斯汗”。1627年派兵收服右翼鄂爾多斯、喀喇沁、土默特等部，與喀爾喀部卻圖汗結為聯盟，聲威大振，所轄地域東起遼東，西至甘肅。但是，次年，朵顏兀良哈的蘇布臺、喀喇沁的達來臺吉、土默特和布石圖汗、額爾多斯的額仁沁濟農以及永謝布、阿蘇惕、阿巴嘎、喀爾喀等部聯合組成大軍十萬，在土默特的召城一戰中，消耗了林丹汗精銳兵力四萬餘人，這使得林丹汗的實力大為削弱，而他的敵人是綜合了蒙古人的彪悍和漢人的謀略的後金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就註定只有勇猛而少計謀的他只能失敗。
努爾哈赤時，科爾沁部、扎魯特部便在聯姻之下歸附了後金。土默特、喀喇沁、兀良哈等部為了避免林丹汗的報復，也投奔了後金。1625年，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爾沁部。後金出兵援助科爾沁，林丹汗退走。皇太極即位後，把林丹汗做為主要的敵人。1628年，派遣貝勒阿濟格與老哈河上游受林丹汗統治的喀喇沁部會盟，共擊林丹汗。9月，皇太極親率大兵至綽洛郭爾，宴會察哈爾部控制下的敖漢、奈曼、喀爾喀、札魯特和喀喇沁等部領兵前來的諸首領。林丹汗空有大汗之名，但已經陷入了孤立，被迫退出西拉木倫河流域，至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固守。
1632年4月，皇太極再率大軍西進，多爾袞從徵。至西拉木倫河畔，會集蒙古諸部兵，共擊林丹汗。面對勢力遠勝自己的敵軍，林丹汗無奈自歸化城驅人畜十萬渡黃河西逃。但面對已經大勢已去的大汗，部眾十之七八在途中散去。林丹汗逃奔青海，兩年後在青海打草灘病死，他臨死前，也許會和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一樣，哀嘆“朕不是亡國之君!”，他們都努力過了，但是他們的才能都無法使他們重現祖上的榮耀。明帝國和蒙古帝國爭鬥了兩百多年，誰也沒能消滅對方，最後，在相差不到10年時間內，先後被滿清所滅。
1635年，多爾袞與嶽託等領兵萬人渡河，招降林丹汗部眾於額哲，林丹汗的妻子和兒子歸降，交出可汗印信，整個漠南蒙古完全納入了後金帝國的版圖，蒙古帝國的汗位至此斷絕，而蒙古帝國，也永遠的消失了。
4、蒙元遺民被重用，至死不做明朝人
“元遺民”裡最著名的三個人，楊維楨、沈夢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稱為“國初三遺老”。其中名聲最大的，自然是當日南國詩壇領袖、“文妖”楊維楨。他可以赴金陵幫建國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禮法，但絕口不提做官的事。他曾寫過一篇詩歌，題為《老客婦謠》，以一個客居異鄉、“行將就木”的老婦不願再嫁自況，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跡。忌恨他的人把這首詩拿給朱元璋看，想借刀殺人。朱元璋確實曾以“不為君用”的罪名殺過人。他對發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寧肯投靠張士誠，也不願追隨他，一向心存舊恨；所以得天下後便報復性地對江南科以重賦。但這回他卻沒有怎麼惱怒，嘟噥了一句“老蠻子只欲成其名爾”，便將此事輕輕放過。剩下的那兩人，一個參加過編寫官修《元史》，一個當科舉主考官，主持過五次省試、一次會試。他們都以高年壽終正寢，始終沒有接受過明朝的官職。
對“遺民”的道德約束意識，不僅存在於須切身面對此種約束的那一小群當事者中間；在元明之際，它甚至已泛化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預期。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孫犯罪牽連，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當時盛傳的一則小道消息說，宋濂對自己一生謹慎、卻屢遭命運顛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個寺廟裡，他向寺內的老和尚提出這個問題。據說老和尚問他：在前朝作過官嗎？宋濂回答：曾擔任過翰林國史院編修一職。老和尚聽完未發一言。宋濂覺悟過來，當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雖然後來確曾有人（例如談遷）斷言宋濂曾作過元朝的翰林國史編修，但大多數人認為，真實情況應該是：元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至於固辭的原因，是“親老不敢遠違”。宋濂自己也明確聲言過：“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上述傳言竟說他自己也承認作過元朝的官，更不會是事實。然而，傳聞之辭的不實之處，從另一個角度來索解，反而更加顯示出它的彌足珍貴。因為從中反映的，正是人們對於事情本應當如何發生的一種廣泛見解。在對降臣（儘管宋濂其實不是降臣）結局的大眾想象裡，我們很容易體察到明初人在對遺民行為預期方面的共識。
不要幻想歷史上的人或事可以直接為回答現實問題提供什麼答案或“教訓”。但多一點“原始察終”的歷史眼光，終究會使我們對當下的認識變得聰明一點。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為今日人們熟捻於心、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再往深一點想，民族主義本身，自它從近代西歐產生之後，也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如果說瑪志尼以後，各民族獨立建國逐漸成為民族主義的
核心口號，那麼這只是民族主義在從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區傳播過程中發生變異的結果。21世紀全球人類所面對的嚴峻事實業已表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它不但應當重新飈揚民族主義的原本形態對主權在民和疆界內全體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訴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熱情去擁抱政治民主化平臺上的多民族國家觀念。真的，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永恆的或能夠一成不變地被人們固守的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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