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現在，一場聲勢浩大的反facebook運動正在推特等競品社交平臺上興起（#Deletefacebook#），且聲勢越來越大，起因是因為英國喜劇演員薩莎·巴倫·科恩（Sacha Baron Cohen）在推特上發文：
他在11月份向反誹謗聯盟發表的有力演講將Facebook譽為“歷史上最大的宣傳機器”，迅速風靡一時。
科技狂人埃隆馬斯克也在此推文下面評論：它太爛了。
其實馬斯克該言論也只是個人的看法
，
而此言論是否會對Facebook造成影響，也只是未知數。馬斯克一直以來都是Facebook的批評者，他和扎克伯格過去在人工智能的未來上都處於領先地位，馬斯克稱扎克伯格在2017年對AI未來的理解是“有限的”。
為什麼一下子facebook會這麼招人恨？扎克伯格不是眾人眼中的好男人嗎？
原因是近幾年頻頻因為侵犯用戶隱私的醜聞將Facebook推向了輿論頂尖。事情要從2018年的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案說起：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有一家公司，它採用獨家的心理統計模型分析用戶行為，幫助特朗普競選團隊定製從政治立場到競選口號的一切，並精準投放數字廣告，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特朗普的糟糕形象，幫助他贏得了大選。
這家公司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以下簡稱 CA）。
2014 年，劍橋大學的兩名心理學研究者亞歷山大·科根 （Aleksandr Kogan） 和約瑟夫·錢斯勒 （Joseph Chancellor） 創辦了一家名叫“全球科學研究” （GSR） 的小公司，並開發了一個心理測試功能的 App，內置了 Facebook 的登錄和開放平臺 Facebook Connect ，允許用戶用自己的社交網絡賬號登錄。
GSR 的用戶協議以心理學研究為目的，索要用戶授權，收集用戶信息，其中包括用戶所在地、點讚的內容、打開的鏈接等等，並抓取已授權用戶的好友信息。凡是出現在用戶時間線上的好友點贊和評論，App 都能一併收集。
CA 收購了科根和錢斯勒的 GSR 公司。
上述的一切都沒毛病，但問題出在了CA獲取數據的方式上——源自於它非法從Facebook抓取了總計超過 5000 萬名 Facebook 用戶（其中大部分為美國真實選民）的數據。
考慮到在CA事件中用戶的姓名、性別、住址、生活狀態、政治主張、社交關係等信息均被獲取，足夠對一個用戶進行完整畫像，這一事件足以躋身美國史上最大規模數據洩露榜單。
美國法律沒有對本土企業參與選舉進行限制，因此 Facebook 可以提供競選廣告作為一個流行的社交網絡，Facebook 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公眾平臺，幫助選舉中的一方都意味著作為平臺有失公允。
所以 Facebook 即使擁有大量選民數據也不會直接參與助選，展示他人投放的廣告是它可以做，也能賺到錢的服務。
但在現實中，Facebook 因在 2016 大選中放出了太多俄羅斯黑客和網絡活動機構投放的廣告，已經飽受詬病，因為美國選舉法律明確說明，海外機構不得插手任何級別的本土選舉。
然而英國公司CA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直到最近違規竊取數據醜聞曝光，追查其干預美國選舉的聲音才熱鬧了起來。
時間退回到2015年，還記得我們在上文踢得 GSR 公司嗎？
CA 收購了科根和錢斯勒的GSR公司後。科根繼續在劍橋大學工作，錢斯勒卻在這段短暫的工作結束後，被 Facebook 招募到了硅谷總部，職位為“量化社會心理學家”（quantitative social psychologist）。
硅谷公司招人，就算不盤到祖宗十八代，也至少會把候選人的上家和前份工作內容問清楚。也就是說，Facebook 最早在 2015，甚至 2014 年就理應知道CA如何獲取 Facebook 最隱私的用戶數據，以及怎樣將它們用於政治用途用戶畫像的。
Facebook 在 2015 年就理應封閉CA的接口，徹查此事，並負起一家上市公司應負起的責任：告知公眾他們的用戶信息可能被用於未經授權的用途。
然而 Facebook 沒有這樣做。
至於Facebook 是否有意借CA之手，為未來可能更需要操縱美國選舉做了一次 beta testing，那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就算如此，Facebook在社交網絡平臺仍佔全球最大的比重，它的利潤取決於最大程度地吸引用戶的注意力，然後可以將其出售給廣告商和希望“推廣”其帖子的用戶。平臺吸引的注意力越多，它就會變得越有利可圖。
國外網友也對Facebook發出自己的看法：
不得不說Facebook的行為已經深入人心，並且引起了民憤。這對於Facebook來說是一個危機，對於扎爾伯格更是一個危機。
個人信息隱私對於一個人來說至關重要，每個人都不想活在被監視的環境下，馬斯克的話雖短，卻是一針見血，直搗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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