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這一年，大唐正站在繁盛之巔，享受著“盛世”的美譽。它的繁榮富強，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它用最強大的軍隊守衛著國家的山河，用美麗的絲綢促進名族的融合，用豐富絢麗的詩歌宣揚大唐的風采。各個國家的商人使節紛紛被這個繁華之地吸引，在這裡進行著大規模的買賣交易。

然而就在這一片盛世之際，卻爆發了足以威脅李唐王朝政權的“安史之亂”。而我們知道，“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社會動盪，嚴重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任何暴亂都有其發生的緣由，那麼在這繁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為何會發生這樣一場災難呢？而造成李唐王朝衰亡的罪魁禍首，是否只是“安史之亂”爆發後造成的各種政治經濟上的破壞呢？筆者通過對“安史之亂”爆發原因的研究，認為李唐盛世的衰亡有其必然性。

一、“安史之亂”爆發的直接原因

1.從安祿山的利慾和軍事實力來看其發動“安史之亂”的可能性

安祿山是唐玄宗時期最有才幹的邊將之一，“性情韜鈴，氣秉雄武，聲威振於絕漠，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他的性格也詼諧機敏。由於他的才幹和性格，唐玄宗非常信任他，並給予他重任。由於他守衛邊疆有功，他被譽為“萬里長城”，得到了皇帝的很多賞賜，受到了百姓的尊重，功成名就。可是他為什麼會選擇發動“安史之亂”呢？

在這裡，筆者會從安祿山的利慾和軍事實力兩點來分析，安祿山是否有必要發動“安史之亂”。

安祿山於天寶十載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重兵在握，位極人臣。這時的安祿山可反可不反，而反不反都以其政治利益為轉移。然而此時的安祿山已經“富貴已極”，年過50，肥胖症和眼病都在加重，況且如史書所說，

除了利慾之外，另一樣要考慮的就是他的軍事實力。天寶初，唐朝共有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及西川劍南九個節度，兵馬約50萬。

除劍南節度使之外，均在北方。其中安祿山統帥平盧、范陽、河東三鎮，兵馬20萬，最強。哥舒翰統領河西、隴右二鎮，兵馬15萬，次之。安思順統領朔方，兵馬6.5萬，又次之。高仙芝，封常清統領安西、北庭二鎮，兵馬5萬，最少。

當時的情景粗看是“外重內輕”，實際上又是各個分立，誰都不具備絕對優勢。如果西北方面5鎮合兵，那麼兵馬就多達26萬餘，便是東北方面的三鎮所不能匹敵的，安祿山對此不能不有所顧忌。

綜上兩點，發動“安史之亂”對安祿山而言危險重重，自身也沒有極具優勢的實力。

那麼安祿山最終決定謀反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當時的宰相楊國忠激化他與安祿山的矛盾所致。

2.楊國忠和安祿山的矛盾

楊國忠是當時的宰相，他任相期間，專權誤國，敗壞朝綱。李林甫死後，楊國忠唯一的政敵只有安祿山。

史載：“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

為了證實自己判斷的正確，炫耀自己的才幹，他甚至圍捕安祿山的親信以激怒安祿山，逼其速反。安祿山反後，朝廷震驚，楊國忠反而有得意之色。這也就導致了安祿山、史思明以“誅國忠，清君側”為口號，發動“安史之亂”。

即便如此，安祿山也需要對其成功與否有充分的把握，可以說他成功的機會很小。但他遇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就是在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祿山率所部十五萬人叛亂時，節度使諸鎮中的幾名主將都不在任上，這樣一來，對安祿山的威懾就打破了。

二、盛世衰亡的罪魁禍首——經濟的畸形發展

唐朝由“開元盛世”劇變為“安史之亂”，除吏治和用人方面的因素外，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基礎的破壞。

主要表現為以均田制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農經濟日趨破產和被摧毀和以土地兼併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壟斷經濟畸形發展和惡性膨脹。正是這個經濟基礎的根本原因，導致了後來的一系列惡果。那麼，天寶年間的經濟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經濟形態，它又是如何導致爆發“安史之亂”的呢？

唐朝的封建經濟結構基本存在三種經濟形式：封建國有土地所有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小農土地所有制。

而中國農業社會的特點便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即小農土地所有制，這是封建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如果封建統治者削弱和破壞小農土地所有制經濟，社會秩序就會混亂，就會激起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和農民的反抗鬥爭；鬥爭的結果，是生產力被破壞，封建王朝走向衰敗。反之，則促進王朝的發展。唐前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就是靠穩定和發展小農土地所有制進行的。

唐初，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可以確保均田制的有效實施。太宗李世民君臣不失時機的採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保證“均田制”得以順利推行和貫徹，從而使“均田制”得到鞏固和發展。

但是到了武則天執政的後期，依附和支持武則天的新舊貴族，新舊官僚，伴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政治日益腐敗，生活日趨奢侈，尤其使經濟上對土地的兼併和掠奪非常肆意。這樣便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大官僚、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就越來越多，這直接促成了小農土地所有制經濟向大地主壟斷土地所有制經濟的轉變。

此後，被掠奪了土地的農民四處流散，土地的生產力便隨之遭到了破壞。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唐初農民分到的土地到了天寶年間大部分都落入了權貴富商手中，更多的農民失田失業，生產力嚴重破壞，經濟上出現了背離封建社會形態的畸形經濟，這種畸形經濟激化了社會的種種矛盾，造成了許多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埋下了引發社會動亂的“定時炸彈”。

三、潛在的經濟危機帶來的一系列消極影響

1.土地兼併之風的盛行，貧富差距拉大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天寶年間的畸形經濟發展，導致了懸殊極大的貧富差距。富者坐擁千頃田畝，而貧者則棲身無所。由於生產資料已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廣大農民被迫喪失了有限的土地，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條件，他們只能淪為佃客，奴婢，或者只能成為四處流散，無家可歸的遊民和逃戶。

這部分農民到天寶年間，總數高達五百萬以上。為了生存，他們只好鋌而走險，聚集山林，淪為盜賊，或聚眾進行武裝反抗。自開元三年以來，較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就有有十幾次，這成為開元盛世迅速轉化會社會動亂的明顯徵兆。

2.權貴掌權，吏治腐敗

天寶年間，政治敗壞，吏治腐朽。由於這些皇族戚宦、大官僚、大地主手裡掌握了大量土地，政治上自然就成為掌握國家實權的力量。這些人掌權，只能造成奸惡朋比，嫉賢妒能的局面。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朝廷任人唯親，主要表現被戚宦掌權，地方任人唯富，賣官鬻爵。比如宰相楊國忠的翻身崛起，就是因為楊貴妃的得寵。這個刁頑無賴之徒，一下變成了身兼四十餘職，擔任宰相的朝廷要臣。

此外，大地主壟斷土地所有制的經濟形式下，皇族、官僚、豪商手中高度集中了良田土地，金銀財富，不為國也不為民，也不用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除了用在更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上，只能是無度揮霍。

據《舊唐書·楊貴妃傳》記載，貴妃之兄楊國忠“昆仲五家。甲第洞開，車馬僕御，照熾京邑。每構一堂，費逾千萬計。”

單是楊國忠一家聚斂的細絹就有三千萬餘匹。國家有這樣一群墮落的寄生蟲醉生夢死的揮霍，老百姓如何擔得起呢？

3.藩鎮割據勢力猖獗，中央集權削弱

經濟的畸形發展，也導致了中央集權的減弱和割據勢力的形成。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時期，均田制下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加之府兵制的配合實行，“將不專兵”，“兵無常帥”，政治、軍事勢力呈現出“內重外輕”的格局。所以，軍、政、財、法大權高度集中於中央，中央足以控制地方，地方將領難以擁有進行反叛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唐玄宗之後，由於大土地壟斷土地所有制經濟的惡性膨脹，伴隨著國家經濟命脈被戚宦、權奸、富豪、惡霸所掌握，軍、政、財、法大權也隨之落在他們手中，中央集權被大大削弱。一些人充分利用朝廷中樞政治敗壞的情勢，拉攏依靠地方上的惡霸富豪，不斷增強實力，擴充地盤，他們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兵甲，又有財富，形成為軍權、政權、財權集於一身而足以對抗中央的地方割據勢力。

這便形成了唐玄宗時期“權在藩鎮”，“內重外輕”的局面，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危機。地方將領權勢很大，也刺激了他們要求更大更高權力的慾望和野心。所以藩鎮將領發動爭奪李唐王朝最高統治權的叛亂，就是在所難免的事了。

四、總結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出，“開元盛世”是唐開國後封建經濟和政治不斷髮展的結果，是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階級鬥爭中付出辛勤勞動的成果，當然唐玄宗即位後的勵精圖治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它始終是以大地主、大官僚的壟斷土地所有制經濟不斷膨脹為前提的。

所以，盛世的“盛”，主要反映了皇族、大官僚、大地主等土地所有者物質生活的奢侈腐化、文化生活的紛繁多彩，以及城市經濟、商業貿易的繁盛。但其背後則潛伏著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特別是土地的兼併，破壞了封建國家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加劇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這是“開元盛世”急轉為“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所在，“安史之亂”打破了這種盛世的假象，各種社會問題完全暴露出來，加速了李唐王朝的迅速衰亡。所以，安史之亂的爆發可以說是李唐帝國衰亡的一個體現，而李唐盛世王朝走向衰亡有其自身發展的必然性。

參考文獻：

《封安祿山東平郡王制》卷二十五

《安祿山傳》

《舊唐書》

《安史之亂爆發原因再探》張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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