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得賢、用賢、任賢是成就帝業的主要條件。作為“千古一帝”，秦始皇雄才大略，“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掃六合而一匡天下，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長達數百年諸候割據的局面，開創了國家統一的新紀元，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驚世創舉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這些彪炳史冊功績的取得，究其原因，除了當時的社會背景之外，更關鍵的乃是秦始皇獨特的用人之道。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偶然看到韓非《五蠹》和《孤憤》，立刻被文章深刻的見識、雄辯的文辭所吸引。為了見到韓非，嬴政便急切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因此遂派韓非出使秦國。嬴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但李斯知道韓非的本事比自己大，便詆譭韓非，嬴政信以為然就把韓非交給法官審訊，李斯派人送去毒藥逼韓非自殺。嬴政後來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但為時已晚。
因喜歡作者所寫之文章而不惜大動干戈以獲取其人，此事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充分說明秦王嬴政求賢若渴的迫切心情。雖然韓非子被讒害，沒能直接為秦國出力，但從秦統一戰爭的戰略部署和過程看，嬴政採納了韓非的一些意見，並把韓非的法治思想奉為其統治思想。
嬴政對待人才不僅求賢若渴，而且能做到禮賢下士。他對頓弱的態度可以說是極其謙下的。頓弱富於謀略，長於辯論。嬴政親政後想召見他，以尋求治國方略。頓弱提出了一個苛刻的先決條件:“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嬴政為了國家的利益，居然同意了。
當時秦王剛剛平定嫪毐的叛亂，頓弱進見後，便直言不諱地指責秦王不能威服六國，卻濫施淫威於自己的母親，實不足道。秦王聽了十分不悅，但仍然向他耐心請教兼併六國的策略。頓弱見秦王居然忍住了惡罵，想必氣度非凡，於是就提出了自己的方略:“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頓弱東遊韓、魏，使他們的將相紛紛投秦;後來又北遊燕、趙，使兩國自相猜疑而殺了名將李牧，自毀長城;再後來就連齊王也來朝拜秦國，從而為秦滅六國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嬴政對尉繚的態度同樣反映了他具有禮賢下士的品格。尉繚，魏國大梁人，其在呂不韋罷相後入秦，他向嬴政建議拿出巨資賄賂六國大臣，從內部瓦解敵人。這種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費巨大，卻能獲得很大的實際利益。嬴政立即實施了這一建議。在接觸一段時間後，尉繚以其敏銳的眼光給秦王相面，然後對同僚說:“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說完就逃走了。秦王得知後，立刻派人把他請回，並不因他謾罵自己而難為他，反而任命他為秦國的國尉。尉繚幫助秦軍建立了一套新的軍制，很見成效，增強了秦國消滅其他六國的軍事實力。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能否正確對待有缺點錯誤的人才，是能否選準人才的一個大問題。古語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用人應當用其所長而不計其短，要善於容忍他人的短處和缺點，做到寬以待人，不能求全責備，這樣才能有效地發揮人才的作用。秦王政的用人之道就是如此。
公元前233年，燕、趙、吳、楚四國合縱組成一支強大盟軍，計劃進軍秦國。此時，秦國因連年戰爭，國庫空虛，民疲兵弱，盟軍若入侵，對秦國而言無異是一場硬仗。於是嬴政緊急召集群臣及門客商討對策。就在人人面面相覷提不出對策之際，一個叫姚賈的賓客從人群中走向秦王政，毛遂自薦表示，他願意出使四國遏止他們攻打秦國的念頭。秦王政對姚賈寄予厚望，給他車百乘，黃金千斤，並且賜予自已的衣服皇冠寶劍，壯其威儀，以示對他的器重。姚賈出使果然暫時遏止了四國聯手攻秦的主張，不但如此，姚賈還與四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為秦國爭得了寶貴的喘息機會。嬴政此舉，真可謂不計瑕疵，用人所長。
常言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領導者能否胸襟寬廣，虛懷若谷，海納百川，有極大的勇氣聽取反對意見，是衡量領導者政治素質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決定領導者是否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嬴政不僅愛惜人才、尊重人才，而且善於納諫，這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基礎。戰國後期，六國對秦國的攻勢已漸漸擋不住了，韓國為了消耗秦國力量，推遲秦對韓的進攻，把水利專家鄭國作為間諜派遣入秦，以實施“疲秦”之計。鄭國通過遊說秦王，在關中興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鄭國渠。當工程尚在進行中，鄭國的間諜身份暴露。由此嬴政對外來人產生了很大的疑心，懷疑其中間諜大有人在，便在宗室大臣的煽動下籤發了“逐客令”，驅逐國中一切客籍人。李斯行至途中，給秦王上了一封措辭慷慨激昂的諫書，列舉了客卿對秦國曆史的巨大貢獻，指出了客卿對秦國統一事業的重要作用。這封上書言辭懇切，精闢入理，深深打動了嬴政，乃收回成命，重新確立了秦國人才開放的政策。
伐楚時，嬴政問李信需用多少兵，李信說:不過二十萬人。問王翦，王翦卻說:非六十萬人不可。嬴政認為王翦老了，膽怯;李信年青，壯勇。便命李信、蒙恬將二十萬眾伐楚。開始時，李信、蒙恬兩路並進，節節勝利。但不久便被楚軍打敗，秦軍傷亡慘重。嬴政後悔輕信李信的話，親自到頻陽向王翦謝罪，說:“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嬴政一再謝罪，請王翦出來。王翦提出，若一定要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嬴政不僅答應了王翦的要求，出發時還親自到灞上為王翦送行。從對王翦在滅楚問題上前後態度的變比，顯示了嬴政所具備的知錯就改的品性，這使他再次贏得部下的信任，肯為之賣命。王翦不負重託，經過一年的苦戰終於滅了楚國。
古語說得好:知錯必改，善莫大焉。正是由於秦王嬴政能以一個政治家的廣闊胸懷廣納善言，及時糾正了一些不恰當的言行，從而使統一大業得以順利完成。劉向在《戰國策》中指出:“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把能“聽眾人之策”作為秦得以兼併諸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有道理的。
用人之道，不僅在於知人善任，而且貴在用人不疑。秦王嬴政對於已選定的人才，總能以寬容的態度重用不疑。這從他對李斯、尉繚、姚賈等人的安排上以及對他們行動的大力支持上可看得非常清楚——嬴政對每個大將也都非常放心，對戰爭隨便指手畫腳的情況是很少出現的。
正是秦始皇在用人方面有出色表現，使得一大批傑出人才聚集在他的身邊，盡心竭力地為其服務。嬴政知道要實現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八荒的目標，從而達到權力的頂峰，就必須藉助人才的力量。所以他特別注意廣攬人才，唯才是用，用人不疑，吸引各國的有識之士，終於在人才引進上成功地搶在了其他六國的前面，從而為建立一統王朝奠定了人才基礎。
戰國後期秦的統一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秦僅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實現了“滅諸侯、並六國”的目標，這與秦王嬴政實行重視人才、任人惟賢、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的人才政策有著極大的關係。在統一前夕，秦國聚集了幾乎是全中國所有的第一流的軍事家、政治家。這裡有王翦、王賁、尉繚、李斯、姚賈、頓弱等等，他們大都並非秦國人，卻在盡心地為秦效力，一切克敵制勝的軍事進攻和政治策略計劃，都是由他們制定和實現的。公元前221年秦軍攻下齊國，至此，歷時10年的統一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長達450年之久的諸侯割據混戰的分裂時代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建立了。
秦始皇為了鞏固統一，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李斯、王綰、馮劫、蒙恬等人為這些措施的制定和貫徹落實，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如李斯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嬴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他建議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之後又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李斯還向秦始皇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並親自主持這一工作。他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廢除異體字，簡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筆畫比較簡單、形體較為規範，而且便於書寫的小篆，作為標準文字。
總之，秦始皇從親政起，到統一初期的20多年間，在用人問題上，他做到了任人惟賢，不拘一格，納言不記其辭，從而使秦王朝呈現出了人才濟濟、群星燦爛的繁盛局面。正是得力於眾多賢才的佐助，秦始皇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並使一統王朝得到了初步的鞏固。
不過，秦始皇在其統治後期，驕奢之心日盛，“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博士形同虛設，眾大臣只能“受成事，倚辦於上”。群臣為了保官，不敢說真話，“謾欺以取容”。他喜歡聽頌歌，不願意聽批評之詞，失去了納諫的“雅量”。日漸走上了“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的歧途。
從秦始皇用人政策的前後變化，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這就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因此，在當今社會，國與國間，地區與地區間，其競爭最終將表現在人才的較量上。如何用事業凝聚人才，用機制培養人才，用制度激勵人才，用真情感動人才，用環境留住人才，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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