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北魏著名謀士，歷仕道武帝、明元、太武朝三朝。在太武帝拓跋燾時期，用星象和人事判斷攻伐之道，幫助拓跋燾攻必克，戰必取，內修朝政，開疆拓土，將北方勁敵柔然拒於千里之外，攻破赫連夏統萬城，滅亡北涼政權，繼前秦苻堅後，再次統一中國北方。
崔浩才幹出眾，算無遺策，自比張良，官至司徒。此外，他是名門清河崔氏之後，與當時的望族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有親屬關係，在當時的北魏，屬於上層貴族。
崔浩備受信任
在輔佐北魏皇帝的過程中，崔浩憑藉其機警聰慧，謀略過人，總能快速辨別出形勢的因果變化，提出最優方案，被拓跋燾稱讚為，胸有甲兵百萬。他在北魏朝廷討論遷都、攻打別國、抵禦侵擾、克服災害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反對的，皇帝堅持要做，基本都要失敗；他支持的，皇帝沒有去做，基本都要後悔；他支持的或者反對的，皇帝聽從了他，基本都是妥帖的。崔浩在朝的幾十年，讓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深為信服和倚重，在歷次檢驗中，崔浩都能以其睿智謀略過人使人歎服。
他在與朝臣辯論中，多會以“力排眾議”收尾，最後都取得了成功，致使拓跋燾經常對王公大臣講，但凡有不決之事，只需請教崔浩。崔浩在劉裕北伐借道，北擊柔然，攻打胡夏，滅掉北燕等重大問題上能夠未卜先知，精準預測，使得其備受皇帝信任，太武帝拓跋燾有時突然到崔浩家裡請教事宜，崔浩來不及準備精美菜餚，倉促間用家常飯菜應對，拓跋燾也不在意。
皇帝對崔浩信任如此，自然也引起他的驕傲之心。
拓跋燾是明君
崔浩恃寵而驕。太子拓跋晃監國時，崔浩拒絕了太子的建議，執意將五州郡守更換成自己的親信；崔浩還以漢制重新整理門氏高下，分出尊卑，實質上是否認鮮卑貴族地位，引起鮮卑貴族的極大反感；此外，崔浩還因其崇信道家，力薦拓跋燾滅佛，拓跋燾聽從，殺死僧侶，搗毀佛像，焚燒寺院，使得“一境之內，無復沙門”，朝野官員怨聲載道。
無論是自身才幹謀略，還是皇帝信任，都讓崔浩在朝中的地位尊貴超然。他也從不在意別人的看法和議論，朝臣、貴族，哪怕是太子的意見，他都不放在眼裡，更不用說滅佛運動中的普通僧侶和百姓。在史書中，他成為了一個穩如泰山的權臣，地位不可撼動。
可就這麼一個在北魏朝廷舉足輕重的人物，史料中卻緊跟著出現了晴天霹靂的情節，根據《北史》卷三十五記載：“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還有一個，根據《資治通鑑》宋紀七記載：“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
崔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引得拓跋燾大怒，害怕的脫帽叩頭，不能應答？第一件事，崔浩誇讚自己的侄女婿王慧龍，鼻子長得好看。因為王慧龍是南朝劉宋投誠而來，鮮卑族司徒長孫嵩聽了向拓跋燾告狀，認為崔浩譏笑北魏風尚。第二件事，拓跋燾要求崔浩編纂北魏拓跋發家史，因為要給皇室成員看，學習拓跋氏的歷史，所以要直筆實錄，不要隱瞞。崔浩於是組織人員，歷時十年，編成《國史》，還把《國史》刻在馬路石碑上，供行人觀看。這時鮮卑貴族向拓跋燾告狀，說《國史》將拓跋鮮卑的殺戮、內鬥和不堪都寫出來，是故意“暴揚國惡”。
君臣關係十分微妙
可以看出，上面兩件事，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一個是誇自己家的晚輩親戚長得英俊，一個把自己的作品刻在路邊顯擺一下。但是都被人上綱上線，告狀告到皇帝那裡。按照以往行事風格和道理，崔浩有尊貴地位和皇帝信任，這些事根本不會放在心上，更不會謹慎害怕、進退失據。那為何崔浩出現了上述的惶恐局面，連連叩頭？
很簡單，這兩件事，拓跋燾都有一個反應：大怒。
崔浩曾經因為他的主張和專斷，使得許多人丟了官爵、性命、財產、尊嚴，曾經惹怒了太子、貴族、朝臣、僧侶，被告狀了多次，但他毫髮無損，因為皇帝拓跋燾力保崔浩。但是這兩件小事，崔浩卻顏面盡失、口不能言，甚至還因為《國史》之事，丟掉性命，牽連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姻親，被夷滅九族。
崔浩從淡然自若到呆若木雞，只差著一個拓跋燾的態度。
崔浩是鷹犬式的能臣，可以匡扶社稷、出謀劃策，但是他的所有榮譽地位都是皇帝一人給的。所以，萬千刀槍奔他而來，並不慌張，皇帝一句責問，他就慌張口不能言。皇帝可以把小功勞大肆宣傳，也可以對大功勞充耳不聞，皇帝可以把大錯誤掩蓋低調處理，自然也可以拿著小錯誤興師問罪。
皇帝的態度是評價朝臣崔浩的唯一標準。
對朝臣只有一個衡量標準
崔浩與前秦的王猛一樣，都是可以開國立制的能臣，如果缺少這兩位，可能北魏與前秦根本無法完成北方的統一。可即使如此，他們又脆弱無比，天堂或者地獄，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本領和聲望，而在於皇帝的一念之間。崔浩一言不慎，惶恐跪地，王猛遭苻堅猜忌，丟下萬千軍馬，跑到苻堅面前解釋。
專制皇權制度下，官員是沒有尊嚴的，他們的榮辱得失都在一瞬間，他們被認為是皇帝的私產和工具。除了本身是世家大族成員，像東晉門閥政治一樣，可以形成對皇權的制約，其他的情況下，臣子在皇帝的絕對權力面前只能誠惶誠恐。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封建社會里的文臣武將，權力來源於皇帝；下級官員，權力名義上來源於朝廷，實際來源於上級官員。無論有什麼樣的異化和脈絡，歷朝歷代官員的權力從沒有來源於民眾，所以，古代社會官員從不在乎民眾的態度和評價。說的客氣點，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官，說的不客氣點，官員治理百姓“若驅牛羊”。
功勞再大，也架不住皇帝生氣
王權與帝制存活幾千年，民生艱苦就有幾千年。帝制下的官僚體系就是皇帝和貴族搜刮民間的“合法組織”，家天下的各級官員就是皇帝和貴族的工具。作為工具的官員，任是德高望重，還是才略通天，終究還是可以摒棄的工具。沒有尊嚴的工具，自然也就無法判斷是非，就算能判斷是非，也無法按照是非裁度。只要還吃皇糧，就要為皇家做事，做事還得小心翼翼。
魏徵、狄仁傑、包拯、海瑞這樣敢犯顏直諫的人畢竟少數，因為這冒有很大的風險，搞不好丟官掉腦袋，所以一般“聰明”的官員是不會去衝撞皇帝的。又因為皇帝有許多“近臣”，可以探聽官員的言行，官員不光在皇帝面前要謹言慎行，還要對身邊隨時可以告御狀的同事和氣謙讓，日子久了也就形成了利益集團，自然也就官官相護。
崔浩是聰明人，知道朝廷和權力的關鍵所在，可他也太過自信，誰也架不住天天被告狀。太武帝拓跋燾是個明君，但再開明的君主，也有打雷颳風的時候。在民主政體下，受到冤屈或者不公待遇的人，尚且可以等天朗氣清的時候再官復原職。在專制政體下，崔浩式的官員們，無論怎樣的求助哀嚎，一旦 “天顏震怒”，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唯一依靠的堅石，此時成為了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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