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繫辭下》中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小勝靠智，大勝靠德。一個人的德行裡，藏著他的人生起落。
若是一個人名不副實，只會壓垮自己。
德薄而財厚，財必移其位
古人云：“無德無行而取厚利，必有奇禍；善行善德而受磨難，多有後福。”
一個人得到了和自己品德不相符的財富，只會讓這些財富壓垮自己。
因為沒有品德的人，在過多或者來得容易的財富面前，會迷失自己的心智，讓慾望吞噬自己。
一夜暴富，是很多人的夢想，小何因為一張彩票實現了這個夢想，可是因為德行淺薄，這突如其來的財富並沒有給他帶來幸福。
有了錢的他沉不住氣，出門大手大腳，迅速引來了一群狐朋狗友，也引來了一些貪慕錢財的女人。
聽著身邊人的恭維，他格外厭煩妻子的嘮叨，最終在紙醉金迷裡迷失了自己，執意要和妻子離婚。
甚至，他還被所謂朋友帶去做各種投資，不懂這些的小何最終中了別人的圈套，不僅被騙光了所有的錢，還背上了鉅額欠款。
短短時間，如同黃粱一夢。
很多德行不夠的人，都會像小何一樣，當財富來臨時，就會把自己迷失在裡面，忘記什麼是對錯，忘記誰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還有那些不從正道獲取財富的人，也會這條“人生捷徑”上，付出了代價。
“生態”蓋指生命體與其環境的有機聯繫。生態倫理就是人們對生命存在與生態環境關係的道德觀念、基本規範和道德實踐。20世紀以來，隨著人類對環境危機的廣泛體認，生態意識猛然走出專業圈囿，置身公眾舞臺，被賦予影響人類環境實踐，維護全球生態平衡的重任，成為世界顯學。道教不是生態學，但其生態倫理精神因其獨有的特色而為其他學說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則就不可能衰而復興，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在倫理認識上，道教以其重視生命的喜樂、寧靜、恬淡、樸素和心靈的充實與擴展為特色，關注自我與自然的協調，以人為本，內容簡而深、博而約，具有無窮的趣味；在倫理實踐上，道教致力於體玄修道，韜光養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為、自然、人倫與文化的互動中長存長立，因此它在對自然生態和人的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開發生命活力的自覺能動性、與自然對象的同一性以及倫理認識的整體系統性。用道教的話來說，就是“自然之道不可違” 1 、“順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質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會之自然。參悟事物、人生和社會之本質，求得生命與本性應有的風格、態度和氣象，就是道教倫理追求的目標與精神支柱。
道教生態倫理精神體現在它的精緻深刻的內容和吸引世人的內涵中，蘊涵在使它延續、發展久遠的生命力中。具體而言，道教生態倫理精神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萬物一體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對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長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謂得道，就是通過修煉與大道一體化，因此，道教在中國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現實生命的宗教。在它看來，世間萬物是一體的，自然萬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應當以生為樂，重生惡死，使生命不斷昇華。人類也要以平等意識尊重自然萬物的存在與個性。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 2 ，認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與各個層次的自然事物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裡，萬物一體的平等意識也非常明確和豐富，他認為人通過修煉可以實現“長生久視”、“肉體成仙”的理想，這個理想也就是與自然齊一或萬物一體的境界。道教還有“生道合一，重人貴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萬物，物我一也。”這表明道教注重從宇宙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人類的意願。萬物一體的生態倫理精神告訴人們，與自然要和諧相處，營造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的社會。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與萬物一體的精神相關聯，道教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準則是產生萬物而不佔有萬物的道德。道教認為，人的肉體修煉、精神完滿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產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 3 並且自認為這是對老子智慧大道的發揮。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義是：“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於繁生萬物而不據為己有，幫助萬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導萬物而不宰制它們。唐代道教學者、醫學家孫思邈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他的醫學理論以天人一體、生而不有說為基礎，謂“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4 孫思邈本人“學殫數術，高談正一”，不僅醫術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這種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當的實踐性和普世意義這種實踐性和普世意義，提出了世間事物持續平衡發展的觀念，揭示出人類要順應自然，效法自然法則，有所為而有所不為，才能得心應手，取得成果；如果強行索取，則會適得其反，破壞和諧，不能達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萬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傳》有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這裡指出天道與地道是相對峙而又相協調的，其協調是由人來作中介的。老子將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麼人就不是僅依附於自然，受制於自然，而要駕馭自然規律。因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道教於此進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審時度勢，求仙問道而不強作妄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勢必敗壞心性，甚至危害人類自身。道教的修習者認為人與宇宙萬物是互相感應的，感應的基礎在於人和萬物都有靈性，人與物資訊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為宇宙共同體中的一員，應該以促進整個宇宙更加和諧完美為目標，而不應該以毀滅各種自然物的行為來扼殺宇宙的生機。因此，道教不僅給人以一種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將注意力放在教義教規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禱的肅穆和虔誠，而且將信仰或教義教規具體化為各種道功、道術，進而形成操作體系，引導眾信徒去實踐力行。可以說，道教是重視道、術、行的宗教，既重視“道”的提升，又積極提倡功法和煉養術。真正的道徒對道教真諦的切實掌握，在於不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備其虔誠的信仰，還要作道術的訓練，努力積累道功，日進無疆，不斷深化和純正信仰。這樣，就充分強調了人類活動的主體能動性，以及人與自然的適應性。人作為天地的中介與協調者，既要順應自然，又要制約自然變化，加以引導，以曲成萬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與傳統倫理學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經》提出：“中和者，主調萬物者也”，認為自然界與人間社會各層次的事物，皆包含陰、陽、和三種基本要素，合而構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陰陽之道體現天意，所以人要順應陰陽之理，從各個方面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和順，才能消災去異，致力世界太平。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統、丹術符籙、儀式規範中發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態智慧，幫助人們認識到世間萬物多樣性存在的意義。保護了事物的多樣性，就有可能達到可持續發展。
五是循環再生的精神。在關於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傳統的中國人確立了“大”和“久”的目標，並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節制人的無窮慾望，不造成對自然與人類的傷害。《周易》指出了兩個途徑，其一是“九二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天下，不傷財，不害民。”道教也發展了類似的思想，強調對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條件的確認是聖人之智、聖人之德，是聖人之業，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個物我同一的美好社會，認為在那樣的社會里，生命可以循環連續、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認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卓然特立於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異形，有似雀之化為蛤，雉之化為蜃。後來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倫日用思想，從生命循環再生的角度出發，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入任意” 6 作為神仙之道。五代時期的道教學者譚峭以“化”的觀點看待宇宙、人生和社會，提出：“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顧眄化揖讓……” 7 整個人生和社會的興盛就處在變化統一的過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資的觀念上，主張人類要多多節制慾望，保持萬物的生機與發展活力，這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依時令進山伐林，夏以前禁採樵，禁捕幼獸幼鳥、禁殺魚蟹，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等觀念是相當一致的。人與生物資源相處，要進行物質交換。進行物質交換不是強行佔有，而是對自然作順應與調適。
六是融通萬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個充滿生命的超巨大系統，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機地聯繫著，宇宙在其歷程中運行，是時間座標和空間座標的交叉線。從老、莊之始便探其玄機，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體關係。老子說：“大道泛合，其可左右。萬物持之持生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慾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說，大道像廣闊的河水一樣滋潤著萬物，毫無私心，毫無偏意，像偉大的母親一樣愛護著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養育而生。對自然界要善意對待，這是因為在根本上“人與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須保護生態環境。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說，萬物都來自特定的物種，但在不同物質的物種之間也存在著聯繫和轉換，如同圓環一樣，分不出始終和次序。這種自然的聯繫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認為道為世界的本原，道是創造一切生命的總源泉，是融貫萬物生成的總動力。唐代道士吳筠說：“通而生之之謂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之謂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終。探奧索隱，莫窺其宗，入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 11 這裡立足於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體對於物象世界的意義，其中蘊涵著通生無匱、品物有方的生態倫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觀察天地萬物的出發點；站在大道的角度觀察人世，天地同一，萬物一齊，物我無分，無此無彼；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異，人間諸事雖然各有其理，但說到根本上，則各順其情，各盡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這就是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體悟到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也就體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總而言之，上述諸方面，落實到現實中以保持生物物種、綠化美化生活環境，可以為維護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這就意味著，道教生態倫理必然並且能夠進行現代性轉換。而轉換的契機，則在於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現代性人格的塑造。因為根據道教的觀念來看，人經過修煉而達到的崇高境界並不神秘，遙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體現。我國宗教史專家牟鍾鑑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徵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夠健康長壽；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擺脫“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卻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塵；四是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功德在世；五是瀟灑自在，豁達從容，善於化解煩惱，始終保持喜樂心情。能夠做到這些方面，就可以稱為活神仙。所謂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樂的人，便是優美宜人的環境。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鳥語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著，其樂融融，這就是人間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們認為，人們只要努力建設，把中國道教的這種萬物一體、生而不有、曲成萬物、合而不同、循環再生、融通萬有的倫理精神，融會灌注到現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進我們的物質和文化建設，人間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現的。
和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著名的貪官，也得乾隆皇帝的信任，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完美的“人生贏家”。
雖然和珅在沒有成功之前很勤奮，但是在成功後他沒有抵制住金錢的誘惑。
他會利用職務之便，私吞貢品；他按錢賣官，掀起了朝中的賄賂之風；
他還趁人之危，在別人落難的時候低價買進土地等，並以此獲利。
可和珅哪裡知道，他風頭的背後，一把致命的刺刀已經懸起。
護著和珅的乾隆皇帝一死，嘉慶皇帝就對和珅動了手。
和珅經營了那麼久的財富，盡數歸到了嘉慶皇帝的口袋，據記載，和珅的家產相當於清政府十五年的總收入。
儘管和珅有一時的風光，但還是因為德不配財，最終落地“和珅倒，嘉慶飽”的下場。
一個人有多大的德行，就承載多大的財富，否則，財必移位。
就如《了凡四訓》中說：“百金財富必定是百金人物，千金財富必定是千金人物。”
的確，外財不富德窮人，只有在德行的依託下，才能真正的擁有財富。
德薄而位尊，災禍則臨身
俗話說：“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如果一個人的道德和所處的位置不成正比，那災禍必然就來了。
秦始皇時期的李斯便是一個例子。
李斯是一個沒有道德品行的政客，為了得到高位，害了很多人，尤其是自己的同窗韓非子。
韓非子不善於表達，所以不被韓王看重，但是他所寫的《孤憤》、《五蠹》、《內外儲說》等書，得到了秦王的讚賞，並感嘆“如果可以見到這位作者，和他交流該多好呀”！
秦王的感慨讓李斯很嫉妒，便在背地裡說了很多韓非子的壞話，還想方設法陷害韓非子，最終逼韓非子在獄中服藥自盡了。
在秦始皇死後，李斯又在趙高的威脅和誘惑下，與人一起合謀篡改了秦始皇的遺詔，讓胡亥成為了皇帝。
從此秦國政權岌岌可危，而靠陷害別人成功的李斯，也被比自己更詭計多端的趙高所害，最終“具五刑”並腰斬。
當一個人不看重自身的德行，只顧追求自我利益，那災禍也就不遠了。
《莊子·讓王》中講到這樣一個故事，楚國有一個屠夫叫屠羊說，在楚昭王逃亡的時候，他幫楚昭王解決了很多問題。
後來楚昭王復國了，很感謝屠羊說，問他想要什麼賞賜，他卻表示自己只想要自己的羊肉攤。
楚昭王的執意要給他一個大官，屠羊說說：
“這職位，我知道比宰羊的工作更高貴；這萬鍾俸祿，也比宰羊的收入多很多，但是，我怎麼可以貪圖爵祿而使君王有行賞不當的聲名呢？我只想恢復我的羊肉攤。”
在高位面前能有如此清醒的人很少，但也只有明白位需配德，才能遠離災禍。
修德惜福之人，必能厚德載物
那怎麼樣才可以做到德以配位、德以配財呢？
《周易》中這樣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所謂德，其實做起來很簡單，就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工作、生活、做人等。
比如，孝敬父母、誠實守信，在我們做一些好事、善事的時候，就是在為自己修德。
這樣，就可以承載到金錢、權力、名望等這些“萬物”。也就是說，你的品德越好，你所能承載的財富和地位越高。
孫思邈歷覽前代醫籍，以方書浩博，簡冊繁重，難於尋檢。他根據自己在醫藥學上的研究和實踐，刪繁就簡，編為《千金方》，“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之濟，德踰於此”。（《千金要方序》）是書簡易實用，可以救急，故曰《備急千金要方》。這部書包括對疾病的診斷、治療、預防、衛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對婦科、兒科疾病的治療，所以把婦人方、少兒方列於全書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為《千金要方》的補充，書中收載了當時所用藥物八百餘種，對其中二百多種藥物的採集、炮製等不僅作了詳細的記述，並且補充了許多治療方法。孫思邈認為食物對養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別列出《食治》一門，詳細介紹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療病的作用。並注重飲食衛生，如主張“食慾數而少”（《千金要方•養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陳腐的東西，食畢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數百步”（《攝養枕中方》），等等。他認為作醫生的應當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千金要方•食治》）他說:“藥、食兩攻，則病勿逃矣。”（《千金翼方•養性》）還主張把藥物與針灸結合起來治病，所謂“湯藥攻其內，針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針灸》），這是醫學上提倡綜合治療法的先聲。當然還應指出這些書裡還夾雜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這正是作為道教徒的孫思邈的宗教世界觀的侷限性。
明正統《道藏》中所收醫藥類書籍自《黃帝內經素問》、《八十一難經》以及上述之《肘後方》、《千金方》等約二十部，但還有一些道教醫籍如張三丰《仙傳方》、趙宜真《濟急仙方》、邵真人《青囊雜纂》、臞仙《壽域神方》等都未收入。總之，道教是重視醫藥的，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宗教上的求仙長生，但其內容包含有不少科學的有價值的東西，應該引起重視，加以發掘整理。
一、道教與醫藥
道教為了達到成仙長生的目的，首先得卻病延年，而醫藥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壽。所以，醫藥成為仙道修煉的重要方術之一，凡是學道求仙的人必須懂得醫藥，醫藥成為有知識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課。道教徒把藥分為上中下三品，認為上品藥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長生不死。《抱朴子•對俗篇》說:“知上藥之延命，故服其藥以求仙。”中品藥可以養生延年，下品藥才用來治病。上藥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藥，葛洪說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雲:“九轉之丹，服之一日得仙。”還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這種金丹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歷史上許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藥，不僅沒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詩上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歷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諸帝，如憲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藥中毒死的。①五代時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衝等鍊金石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臨死時給他的兒子齊王李璟說:“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南唐書•烈祖本紀》）自宋以後煉外丹服食術求仙之風才日漸衰微。隋唐以前由於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藥，總是千方百計地去尋找長生不死的“上藥”，這種“上藥”事實上是沒有的，上藥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尋可以延年益壽、治病養生的中、下藥。為了服食，必須懂得醫藥，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醫藥學家。
《神農本草經》是戰國、秦、漢以來藥物知識的總結。這部書裡就帶有明顯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藥一百二十種，久服可以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品藥百二十種，可以抗禦疾病，補虛弱。下品藥百二十五種，可以除寒熱邪氣，破積聚。葛洪引《神農四經》說:“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羽毛，行廚立至。……中藥養性（生），下藥除病”。（《抱朴子•仙藥》）可見上藥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這些藥物大都出戰國秦漢時方士所傳，其中對好些藥物都說:“不老神仙”，“長生不老”就是證明。在《漢書•藝文志》裡就把“醫經”、“經方”、“房中”、“神仙” 四類書同列於方技略，正說明古代迷信與科學是互相雜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藥物中列於首位的就是歷代方士奉為仙丹妙藥的丹砂。葛洪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藥》）“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煉丹中做過這樣的實驗，把丹砂（HgS）加熱離解出水銀，水銀和硫黃反應，加熱昇華，又生成丹砂。道士們不理解其中的化學反應，把它看得很神秘，視為仙丹，結果許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時珍批判道:“水銀乃至陰之精，稟沉著之性。得凡火鍛鍊，則飛騰靈變，得人氣燻蒸，則入骨鑽筋，絕陽蝕腦，陰毒之物，無似之者。……《抱朴子》以為長生之藥。六朝以下貪生者服食，致成廢篤而喪厥軀，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綱目》卷九水銀條）
葛洪（283-363年）丹陽句容（江蘇句容縣）人。他“綜練醫術”，（《晉書》本傳）是著名的醫藥學家。葛洪醫藥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藥方》十卷，《黑髮酒方》一卷等。他感到醫藥的方書卷帙煩重，加以選輯整理，編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將方便經驗方編撰為《肘後要急方》，用以救急，便於攜帶，可以懸於肘後，故又名《肘後救卒方》，簡稱《肘後方》。它包括傳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兒科及獸醫等各方面。對各種病的起源、病狀、治療方法都有所敘述。如其中關於痘症（天花）流行和結核病的記述是世界醫學史上最早的記載。又提出用狂犬腦敷貼傷口來治療狂犬病的方法，這也為後來科學證明狂犬腦裡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質。《肘後方》經陶弘景增補為《肘後百一方》，“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名之” （《直齋書錄解題》）。以後金代楊用道又取唐慎微《證類本草》中所附藥方，加以增補，名為《附廣肘後備急方》，足見這部書為歷代醫學家所重視。
陶弘景（456-536年）丹陽秣陵（江蘇南京）人。弘景知識廣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學者。史稱其尤明“醫術本草”。（《梁書》本傳）他的醫藥學著作有《本草集註》，增補葛洪《肘後方》為《肘後百一方》，還有《藥總訣》、《效驗施用藥方》、《集金丹黃白要方》、《服草木雜藥法》、《靈方秘奧》等。
如上所述，由漢代結集的一部古代藥典《神農本草經》載有藥物三百六十五種，分為上中下三品，這一分類法受煉丹方士的影響，認為上品藥服之可以成仙，顯然是不科學的。《本草》經過漢魏晉以來的歷代傳抄，字義殘缺，品次錯雜，弄得很混亂。陶弘景是精通藥物學的，他在《本草》學上的貢獻是:（一）整理了《神農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註》中改變了把藥物按上中下三品分類的方法，他根據藥物種類的不同分為玉石、草木、蟲獸、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類，這種分類法顯然比三品法更科學、更明確一些。以後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的分類都是在這基礎上加以改進的。（二）根據漢魏晉以來幾個世紀許多名醫用藥的經驗加以提煉總結，於《神農本草》三百六十五種藥物之外，又增補了三百六十五種藥物，取名為《名醫別錄》，把《本草》中藥物發展成七百三十種。（三）對藥物的性能、形狀、特徵、產地都加以說明。對於一種藥物有多種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為本。中醫在用藥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別。但在《神農本草》中則以上品為君，中品為臣，下品為佐使，這種機械的劃分顯然是受了煉丹家方士的影響。陶弘景以藥物主治之病來確其性能，如治黃疸病的藥有茵陳、梔子等，祛風的用藥有防風、防己、獨活等。這是對《本草》學的一個重要的發展。（四）在藥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藥為君，輔助的藥物為臣、佐使，又根據人的老少、男女、身體的虛實以及各地的生活習慣、環境的不同進行辨證論治，發展了《本草》學。
隋唐之際的著名醫學家孫思邈（581—682年）。他隱於太白山，學道煉氣，精於醫藥。著《備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古有“三不朽”的說法，即立德、立功、立言。
其中立德便排在第一位，我們可以回溯歷史，那些流芳百世的人，無不是有品德的人。
一代名將曾國藩也這樣告誡過自己的弟弟：“德不配位，是最危險的！那些靠吹捧和糊弄老百姓，神化自己的人，一定會摔的很慘！”
所以曾國藩很重視自己的德行，每次去辦事，他都會送上一份隨手禮，包括門房在內，而禮物也是用心挑選的。
但別人送禮的時候，他總是會婉拒，實在拒絕不了，就收一份最少的，並給對方一份回禮。
他更不會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去報復別人，也不會利用權力去搞小動作讓自己家財萬貫。
久而久之，文武百官越來越尊重曾國藩，下屬也心甘情願聽從曾國藩的指揮。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
一個人先修自己的德行，事業和財富，便都會隨之而來。
因為一個人品德，也是他的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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