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在《十日談》的開頭記載了一場中世紀的大瘟疫，這場來自東方的瘟疫於1348年初春傳到佛羅倫薩。染病的男女最初在身上會生出一個腫瘤，然後迅速傳遍全身。最後病人的身上會浮起幾大塊黑斑或紫斑，接著便一命嗚呼了。從當年的三月到六月，在佛羅倫薩城裡，死亡人數就飆升到了十萬以上。

作為歷史的見證人，薄伽丘為我們描繪了在瘟疫之下當時的社會風貌：活著的人最初充滿著恐懼，他們不斷囤積許多無用的物品，試圖獲得一絲安全感；後來，隨著疫情的加重，人們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態度，他們粗暴的拋棄患者，想把自己封閉在安全的角落。於是一些人結伴躲避到鄉下去，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他們對別人的疾病和死亡不聞不問，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另一些人則覺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如把握住生命的最後時光，縱情的享樂、肆意的狂歡。浩劫之下，宗教的戒律與世俗的法律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神父與官員們也沒能倖免於難，在瘟疫面前真正實現了人人平等。

這場可怕的瘟疫就是發生在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僅僅六年時間，便奪走了2500萬人的性命。而且對歐洲社會的經濟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客觀上造成了封建社會的瓦解，是近現代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的時光。

薄伽丘（1313-1375）在《十日談》中記載黑死病發生時的景象

來自東方的黑死病入侵歐洲

黑死病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疾病，因能使患者身上出現紫黑色的斑點而得名。根據中世紀巴黎醫務人員的說法，這場疾病起源於印度，而《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的作者湯普森則認為真正的病源地是元朝時期的中國。各種說法雖然不一，但瘟疫是從東方的商路傳來已是較為普遍的共識。

根據史料記載，黑死病先是從克里木傳入君士坦丁堡，然後波及小亞細亞和埃及；1347年，瘟疫從威尼斯登陸意大利，次年流行於佛羅倫薩。之後又越過阿爾卑斯山，侵入瑞士、德國與波蘭。1348年1月，黑死病通過船隻傳入法國馬賽，接著向南傳入西班牙，往北進入不列顛群島。當時愚昧的蘇格蘭人認為這場瘟疫是英國遭受了“上帝之鞭”的懲罰，於是趁機在邊境發動戰爭，結果使自己也染上了這種病。1349年，黑死病攻陷北歐，之後又繞回俄國北部，使整個歐洲無一倖免。

當時的歐洲人對黑死病一無所知，醫生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害怕被別人說成無知，便裝作很懂的樣子，胡亂向市民呼籲採取各種無效的措施。例如他們要求病人不可白天睡覺，必須飲用淡酒，要經常去聞樟腦丸的氣味，還說肥胖者應坐在室外沐浴陽光。在當時，“

直到15世紀末，人們才從歷史的教訓中得出了寶貴的經驗——面對一切未知的傳染病，都需要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儘快篩選並隔離患者，切斷疾病的傳播源；二是注意清潔與衛生，減少病菌傳播的渠道。只有先遏制住“傳染”，才能治療好“疾病”。至於其他缺乏根據的“呼籲”，只是病毒亂投醫而已。

黑死病肆虐歐洲

黑死病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中世紀的歐洲人對黑死病的病因及傳染性一無所知，所以就根本談不上隔離。在突然的打擊之下，人們束手無策，只能是被動地過著聽天由命的日子。看著身邊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倒下，人們也便失去了對未來的計劃與希望。薄伽丘寫道：“城裡的人們大難當前，丟下一切，只顧尋歡作樂；鄉下的農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願意從事勞動。”於是，在1349到1351年間，發生了因土地荒蕪而引起的普遍性饑荒。

黑死病導致了超高的死亡率，而饑荒則延續高死亡率出現的時長，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才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慘劇。從黑死病的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受到破壞後，對社會的損害不下於傳染病的侵襲。不能為了防疫而長期停產，否則將得不償失。

1353年，在黑死病已經過去之後，人們的生活狀況並未改善。接踵而來的是經濟紊亂、社會動盪、物價飛漲、道德墮落與風氣敗壞。建立在傳統宗法關係上的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階級也經歷了一次大洗牌。直到社會生產恢復，人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改善。

瘟疫就好像一場必敗的戰爭一樣，就算它自行退去，已經造成的損失也無法得到補償，人類註定是其中的戰敗者。《老子》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後 ，必有凶年。”瘟疫也是如此，在瘟疫爆發過了，將對社會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瘟疫過後，物價將如何變化？

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所以在1353年之後，即使遭遇過饑荒，人們卻發現物價還是下降了。中世紀史學家亨利·奈頓寫道：“那時，一切物品價格低廉。一匹馬以前價值40先令，而今僅值6先令8便士。”其中的原因不難解釋，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必然有一定量的剩餘產品或儲蓄，即使因瘟疫而停產，也足夠維持數月乃至數年有餘。因為許多人在瘟疫中死去，所以遺留下了土地、房屋、傢俱、貨物、牛馬等無主之財，都被倖存者所繼承。因此造成買方市場的縮小，剩餘產品便需要降價出售。但這是暫時的，一當剩餘產品消耗完，物價就會急劇地反彈，造成更嚴重的短缺性危機。

深層的原因在於瘟疫過後，消費產品的人口雖然減少了，但這也意味著從事生產的人數急劇下降。在最初的時候人們還能享受剩餘產品的低價紅利，但是過了幾個月，當剩餘產品被消費完，而生產力還無法恢復到疫前的水平，各行各業都因許多人死去或離去而無法正常運轉，產品就會因短缺而導致物價飛漲。所以倖存下來的人們不應被短期的低價所迷惑，認為物品儲備充足，便放心的坐吃山空。而是要盡最大的努力來恢復生產秩序，以免饑荒的到來。

但是人們總是普遍的短視，他們在忽然繼承下一筆產業後，便像暴發戶一樣，肆意揮霍、暴飲暴食。特別是瘟疫對人的心靈造成了創傷，認為活著就得及時享樂。因此，在最需要恢復生產的時候，人們卻進行瘋狂的消費。這樣，在瘟疫結束後的最初幾個月或幾年，可能會發生一段普遍性的奢侈浪費時期。在這個時期裡，生產陷入停滯、消費出現過度。倖存的人們發現個人確實比以前富裕了，但整個歐洲卻更加貧困了。等到剩餘產品消耗完後，產品短缺、物價飛漲的災難就要來臨了。

社會長期停產的危害不低於瘟疫

勞動者工資的上升與跌落

瘟疫過後，物價先是在短期內跌落，然後進入中長期的高漲階段，直到生產完全恢復為止；工資卻與之相反，先是短期內飛漲，然後進入長期的跌落狀態，隨之而來的是失業潮。

在瘟疫爆發時，由於停產，所以勞動者找不到工作，僱主也傾向裁員。而在瘟疫過後，人口的死亡與流失，將會造成短時間內的用工荒現象。中世紀的地主與達官顯貴為了不使佃戶離開土地，便同意減少或暫時減免租金。農業勞動者、行會工人、家庭僕人都積極要求提高工資，不然莊稼會爛在地裡、房屋會塌在土裡、城堡也會無人管理。

在工資上升的壓力下，地主權貴階層一方面頒佈《勞工法案》來限制最高工資，另一方面又通過改營牧業來躲避危機。因此，造成了農業的衰落，而且還加劇了農產品短缺的危機。英王愛德華三世在《勞工法案》中就露骨的說：“若需要為別人工作，其工資須按朕即位後第20年的慣例支付”，要求把工資限制在1347年的水平。這樣，勞動者的工資就觸及到了行政命令的天花板，當剩餘產品消耗完、物價開始飛漲之後，許多人為了謀生，便逐漸接受低工資的待遇。工資也就從最初的上升轉向了回落，並且當勞動者的生活越困難時，工資只會被壓得越低，因為他們不願意放過任何一個就業的機會，所以什麼樣的工作都能找到人來做。只有等社會生產秩序恢復之後，就業環境才會變好，勞動者的生活條件也才會得到改善。

因此，在瘟疫過後，勞動者的工資會呈現在短期內上升，之後又重新下降的規律，甚至造成就業困難。

瘟疫對歐洲歷史的影響

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歐洲社會階級的大洗牌，許多人在瘟疫中喪生了，而一些倖存者卻在瘟疫過後暴富了起來。除了產生暴發戶之外，瘟疫還打破了職業的限制，僧侶變成了商人，之前的手藝人變成了僱主和承包人，一些農民則變成了鄉紳。

導致封建社會解體的重要因素就是行會制度的破壞，政府為了恢復生產秩序與壓低工資，就得想法設法增加勞動者的人數，而原先的行會准入制度無疑是一大障礙。所以在瘟疫過後，關於學徒期限的狹隘規定被廢除了，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僱傭學徒，學徒在做滿兩年後也可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工作。夜間上班得到了認可，“開放”的風氣在經濟領域中流行起來。

總的來說，黑死病對中世紀的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社會的解體。首先它導致了農業的衰落，動搖封建社會的根基；其次又打破了行會的限制，為自由貿易的商業大開方便之門；最後，黑死病動搖了固化多年的社會階層，改變了人們的階級地位與精神風貌。黑死病是歐洲近現代來臨之前最後的黑夜，它直接或者間接的改變了歐洲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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