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毛澤東從《人民日報》得知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後，欣然寫下名為《送瘟神》的詩歌，其中有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古時瘟疫肆虐而醫學不昌，人們只得求助於神力。那送“紙船”出海和燒香燭舉行迎神賽會，都是將瘟疫驅逐出境的儀式。
電影《大明劫》中的送瘟神儀式
那麼，誰是瘟神？瘟神是如何產生的？《禮記》中曾討論符合哪些條件才能成為神靈得到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可見，得到祭祀的標準在於“功”與“烈”這兩大要素，即要對廣大人民群眾有貢獻，又要作為烈士，悲壯慘烈地犧牲。在此之外，甚至不需要什麼學仙修道的經歷。有的人以為瘟神是邪神，是傳播瘟疫的禍源，這類看法顯然片面。瘟神如果只是傳播瘟疫，這或許會讓人們畏懼，但顯然不值得收穫人們的尊崇。全國各地的瘟神各不相同，但關於他們的傳說卻具有一定的共性和規律可循——他們是瘟疫的預警者，在瘟疫爆發之前捨身示警，死後被人們銘記。這一規律在我國多地均可驗證。
明代滅亡前夕多地瘟疫爆發，《榕城紀聞》一書中記錄明崇禎十五年，“二月，福州疫起，鄉例祈禳土神，有名為“五帝”者。於是，各社居民鳩集金錢，設醮大儺……一鄉甫畢，一鄉又起，甚而三四鄉，六七鄉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鎮鄉村，日成鬼國。”那巡遊的隊伍充塞著鄉間的道路，遇到地方官員的車馬也不避讓。儒家士大夫斥責鄉民鋪張浪費，妖言惑眾。但這也可見反映出，“五帝”在明代時便已承擔起驅瘟的職責，在福州尋常百姓們的心目中十分重要。
當代福州五帝出巡時的儀仗 張繼州攝
二百餘年後，晚清時曾長居福州的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也記錄了這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地方信仰，他回憶道：“儘管五帝在民間擁有廣泛的信眾，但仍是邪神。只有得到皇帝加封認可的神靈才能算是正神……十幾年前，一個高級官員乘轎子經過城裡的大街時正遇上迎五帝的遊行隊伍。遊行者非但沒有給官員的轎子讓路，反而要求官員的轎子後退，或先避到路邊讓五帝神轎通過……迎賽五帝的遊行，這一活動中體現的社會地位失序，以及民間各類關於五帝靈力的奇聞，共同構成了一種最魔幻最奇特的偶像崇拜現象。關於五帝的來歷，普通民眾一無所知，知識階級也所知甚少。”
“五帝”又稱五靈公、五福大帝等。正如盧公明講述的，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的來歷，各類傳言眾說紛紜。在成書於元明之際的《三教搜神大全》中，曾記載有五位被稱作“五瘟使者”的天外來客，可以在人間散播瘟疫，並以此超能力恐嚇皇帝；在鄰省江西，曾有一種名為“五通”的神，據說是山魈木魅所化。從名字上看，這“五瘟”或“五通”，與“五帝”頗為相似；況且五瘟使者與瘟疫還頗有淵源。但是，我們無法確認他們與作為福州瘟神的五帝有直接的關聯。或許正是出於此類聯想，官方在遇到五帝時便也將之視為邪神，再加上政府官員在迎神賽會中受到冒犯，便認為這一崇拜會擾亂社會等級秩序，實屬不合法規的“淫祀”，故而屢有毀禁。
《三教搜神大全》的五瘟使者，以傳播瘟疫作為要挾，向當朝的隋文帝索要封官賞賜
縱使如此，民間流傳至今的卻是另一種敘事，顯得五帝的形象愈發高大正義，使得五帝崇拜在政府的打壓下屢禁不止。五帝不是下凡的天神，也並非為禍人間的邪神，他們生前只是五個普通的書生。民國時福州人郭柏陽在《竹間續話》中有說法：“相傳五帝皆裡中秀才，省試時，夜同至一處。見有群鬼在一井下藥，相謂曰：‘此足死城中一半人矣。’五人叱之，不見。”瘟疫可通過水傳播。古時人們相信，如果鬼怪向水井中投放引發瘟疫的毒藥，人們在接觸之後便會感染患病。於是五人決定放棄事關前途的考試，分別把守城中水井，勸阻人們不要取水，提防瘟疫。然而，人們卻認為他們是在傳播謠言，惑亂人心。於是，五人只好喝井水自證，直到死後人們才相信，瘟鬼井中投藥確有其事。“共議守井，勿令人汲。然汲者皆以為妄也，五人不能自明，有張姓者曰：‘吾等當捨身救人。’乃汲水共飲，果中毒死。闔城感之，塑像以祀雲。”
不管怎麼說，五人雖然慘死街頭，但是起到了示警作用，一場威脅全城的瘟疫得以消弭。五位烈士被人銘記，人們為報恩情，建廟祭祀。關於五帝的傳說在清代福州持續流傳，隨著時間的增加，五帝的信眾漸多，城中廟宇林立，神話傳說的細節也不斷完善。據聞五帝曾在福州白龍庵降乩顯聖，敘述生平。原來五人分別來自泉州府下轄的五個縣，到福州參加省試；那投毒的是五個野生動物變成的妖精，分別是水猴、水鳥、蛤蚌、鱸魚、水蛙。
在全國範圍內，比五帝影響力更大的瘟神是溫瓊。他被尊稱為“溫太保”“溫元帥”。早在南宋時，浙南的溫州地區已開始崇拜溫瓊。明初朱元璋的文官重臣宋濂曾為溫瓊樹碑立傳，按照他的描述，溫瓊生前只是個懷才不遇抑鬱而死的不第秀才。碑文中介紹他“姓溫氏，名瓊，字永清，溫之平陽人……十四歲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撫幾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為泰山神，以降天下惡厲耳。’複製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 說罷抑鬱而亡。溫瓊起初能被視作瘟神，大概便是他那能“降天下惡厲”的神符在後來抗擊瘟疫時顯靈起了作用。
不過，後世民間流傳的溫瓊形象絕非如此。浙江非止溫州一地，杭州人也崇拜溫元帥，晚清範祖述著有《杭俗遺風》一書，其中有相關描述：“姓溫。傳說系前朝秀士，來省中鄉試，寓中夜聞鬼下瘟藥井中，思有以救萬民，即以身投井，次日人見之撈起，渾身青色，因知受毒，由是封神。”這一敘事便與前文中福州五帝的故事極為相似了。據說，溫瓊正是因為投井後被水中瘟藥毒死，所以面孔呈青色。他被視作防止瘟疫爆發的守護神。“五月十八誕辰，十六出會，名曰‘收瘟’，由來舊矣。其井在羊市街，地方隨後起廟，井即在神座下，廟名旌德觀。”
溫元帥的影響範圍十分龐大，影響力超出浙江。今日的上海地區，此前也曾流行，在瘟疫時迎溫元帥出會。古時上海隸屬松江府下轄，晚清的《申報》便多次記載，松江府城舉辦迎神賽會，“好事者必升神像遊行。二十六日由各社首奉玉帝、溫郡王、痘神、施相、楊侯各神像，先後繞道出東門。至二十八日迎回廟內。”眾人抬著神像迤邐出城，巡遊各鄉鎮多達數日。
今日上海松江東嶽廟中的溫瓊神像，膚色為青色
從參會神靈的名單來看，與溫元帥一同出行的有玉皇大帝和保佑人們免生天花的痘神；那“施相”是上海地區的醫仙，至於“楊侯”，是清代以來流行於松江、嘉興二府的神靈，膚色黝黑。遺憾的是，人們至今不知道“楊侯”的確切名字。在松江府城附近的泗涇鎮，當地老人曾講述相關的傳說：閻羅王在某年七月，派兩個小鬼來陽間捉人。兩小鬼向水井中投放瘟藥，被路過的楊老爺撞破。為勸阻他人取水，楊老爺捨身投井。他的屍身被撈起時已因中毒而發黑。大家由此得知井中已有瘟藥，從而倖免於難。由於這一義舉，楊老爺死後在天庭得到封侯的賞賜。鎮民們為他雕刻了一尊黑色的神像，每逢瘟疫來臨時便“抬出來全鎮兜一圈”。
上海地區的楊侯神像，全身發黑
甚至在地處邊陲的雲南，大理地區的白族人中也流傳著同一模式的傳說。大理是西南佛國，佛教密宗裡大黑天神（Mahākāla）也融入地方，被當地百姓被視為“本主”，即村落社區的守護神。據說這擁有六條手臂的印度神靈，也是在中土時為使民眾免遭災疫，獨自一人吞下瘟藥而死。毒發身亡後屍體發黑，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黑”天神。民眾感其功德，在村中立廟紀念。於是這一密宗護法神在異國他鄉擔任了土地老爺，保護一方水土不受瘟疫侵擾。
大黑天神唐卡與雲南大黑天神紙馬
由此可見，“投井吞瘟藥以示警於眾人”的敘事，儼然成為一種套路，不約而同地出現在各路瘟神的生平傳說中。毫無疑問，傳說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這些生前真實身份存疑的神靈，關於他們的說法歷來是花樣迭出，變化不斷。權威的文本記錄往往出於文人士大夫等文化精英之手，呈現出與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並不一樣的特色。福州的五帝在官方看起來像是邪神，是令人頭痛的淫祠；在關於溫瓊的早期版本的傳記中，並不能看到獨吞瘟藥防止他人染病的事蹟。然而，民間傳說裡，他們受到崇拜的原因，主要在於他們能夠在瘟疫到來時捨身成仁，為他人敲響警鐘。
在上世紀末，宋怡明（Michael Szonyi）、康豹（Paul Katz）等著名學者，曾對五帝、溫元帥等神的各類傳說進行抽絲剝繭式的細緻分析，以期能夠了解信仰演變背後的諸多因素。歷史學家出於職業敏感，會竭盡全力地蒐集種種矛盾或對立的不同版本的神靈生平；而平日裡燒香，瘟疫時舉辦迎神賽會的善男信女們則不會關心這些，在大眾的歷史記憶形成的過程裡，人們往往會選擇相信自己願意接受的敘事。於是，不同區域內不同神靈的傳說被逐漸地篩選，最後竟出奇地一致。在抗爭疾病的千百年間，那些為他人提供瘟疫預警而犧牲的人們，成為了各地人民心中瘟神應有的形象，得到後世的尊崇與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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