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名言篇 ：君臣相遇，自古為難

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君臣鑑戒》)

【鑑賞】　這是魏徵於貞觀十四年(640年)上疏中的一段話。它點明瞭古代社會里君臣關係的一個規律，即君臣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無時不有”;而君臣關係默契的極少，“千載一合”。“水”與“石”的關係，出於曹魏李康的《運命論》。張良得一異人傳授兵法，遊說於秦末崛起的“群雄”之際，“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沒有一個握有軍事力量的人相信他。遇到漢高祖後，“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高祖對他言聽計從。君臣關係如此契合，確實不多見。

魏徵講的不錯。君臣關係難以默契，確實是“無時不有”的。董仲舒創立了為專制主義服務的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在往後的歷代王朝中，這套學說得以暢行無阻，行久及遠，奠定了儒學作為古代社會國策的基調。但他本人並不走運，反因主父偃的告發，獲罪幾死。雖說後來得到漢武帝的詔赦，但他牢愁狷狹的心態，在《士不遇賦》中道盡無遺：“屈意從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再往上推，看一看韓信與劉邦的關係。韓信輔佐劉邦奪取天下，但諸多功臣中，劉邦最不放心的就是韓信。因為韓信的本事大、野心大，特別是他統帥軍隊的能力比劉邦強得多。劉邦當了皇帝后曾說，帶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曹參、樊噲、周勃等武將，雖說作戰能力也不差，但他們只是將才，唯有韓信是個帥才。劉邦怕“劉氏天下”為外姓功臣取代，先將韓信降為淮陰侯，軟禁長安加以監視，後來被呂后斬於未央宮。劉邦沒有處死韓信的想法，但他的雲夢之遊，讓韓信感到這是針對他來的。韓信被逮捕後說：“果然像別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經太平，我固然該烹。”這就是“以水投石，無時不有”的典型例子。

產生這一現象的緣由，是因為君臣關係不是平等的，而是尊卑、上下的等級關係。在世界歷史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主宰一切的威力。它集中體現在皇帝的獨裁，不僅最終決策權屬於皇帝一人，而且口含天憲的皇帝，任性而說的話就是法律：“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漢書·杜周傳》)皇帝可隨意封官賜爵，也可任意罷免大臣以至於處死。白居易在《太行路》詩中說：“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臣下朝恩暮死，完全取決於皇帝個人心態的變幻莫測無常。這不是白居易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長期官宦生活的概括。三國時東吳末帝孫皓，視殺人如兒戲。侍中韋昭酒量較小，在賜宴中以茶代酒觸怒了孫皓。孫皓把韋昭逮捕入獄，最後處死。“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點不到，自家性命難保。”成於清代的《小五義》中這樣的話，不是隨意而發的。歷代皇帝，幾乎無不與宰相、諫官發生衝突，一個重要因素是不能容忍比自己更為高明的臣下。唐太宗算得上是有道明君，有一次仍然大動肝火，要殺掉魏徵。據劉肅的《大唐新語》記載，下朝回宮後的唐太宗，自言自語地說：“殺卻此田舍漢!”長孫皇后在旁問：“誰冒犯了陛下?”唐太宗說：“魏徵老是在朝廷上羞辱我，讓我心裡常常不自在。”於是長孫皇后回到房裡穿上朝服，來到廳堂上站著，對唐太宗說：“妾聞主聖臣忠，現今陛下聖明，才有魏徵盡情率直說真話。我既在後宮，怎麼敢不向您祝賀呢?”長孫皇后的勸阻，言詞溫婉又切中事理，使唐太宗消除了怒氣。

從唐太宗的內心與行動而言，他是著力要把君臣關係搞得和洽的。皇帝對待臣下的心態，決定著“君臣際遇”的格局。貞觀元年(627年)，他對臣下說：“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舊唐書·王珪傳》)貞觀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後，他對魏王泰說：“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舊唐書·虞世南傳》)這種君臣一體論的主張，在歷代皇帝中是罕見的。唐太宗把這一主張貫徹到與群臣的相處之道中。魏徵家中沒有正堂，到他生病時恰值唐太宗在營造小殿。唐太宗知道後，停建小殿並把材料給魏徵營造正堂。魏徵以為，能開啟“至公之道”的皇帝，把自己和手下人才的關係，團結得如同金石一般。這樣的局面，不是僅靠高官厚祿就能形成的，而是皇帝對臣下“在於禮之而已”。“撤殿建堂”，是唐太宗對魏徵的厚待。如此禮遇是魏徵得出“君臣相遇，自古為難”結論的現實背景，同時也可知魏徵是恪守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信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