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王孫思邈
儒學和中醫，都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傳承，留給世界文化的瑰寶。如果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的話，那麼中醫學就是中國人肉體的最後一道防線，深刻的影響著幾千年來國人生老病死等肌體的健康狀態。
古代的儒家秀才們，講究學而優則仕，次則醫。學醫治病作為讀書人重要的一個謀生出路和理想追求，體現著作為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對於醫學的滲透和重視，在此基礎上，兩宋“儒醫”的產生，幾乎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一、 儒醫產生的前提
從儒家學說和醫學的本身性質來看，儒學是一種社會人文科學，而醫學則是一種科學，用現在的話說，兩者分屬文理不同學科， 其結合，也就是“儒醫”的產生，既是古代中醫學本身的需要，也是儒家學說作為古代中國最核心的人文思想，主動向其他社會維度擴散的結果。
1、 中醫學本身的需要
不同於以外科手術為代表的西方現代醫學，中醫學從本質上，是一種經驗之學。從神話傳說裡的神農嘗百草，到其後各種醫學著作的出現，都體現著中醫學是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特質。
唐代著名的“藥王”孫思邈在其醫學著作《千金方》的序言之中寫到：“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猝，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嗚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為《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
孫思邈
這段話是說孫思邈之所以創作《千金方》，是因為“諸方部帙浩博”“求檢至難”，所以才刪繁就簡，整理千金方以方便後人。由此可見，千金方本質上並不是一部原創或者是全新的醫學理論著作，而是在總結前人的經驗之上，歸納整理出來的經驗之書。
既然是經驗之書，就必須要“載之以文字，錄之以史冊”，能夠被後人看懂理解，才能達成其治病救人的初衷。而自從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傳統的識文認字的讀書人，幾乎都變成了儒家傳人。
在這種基礎之上，中醫想要傳承下去，就必須親近文人，親近儒家，靠著這些讀書識字的儒家士子們記錄學習，才能將前人的經驗完整明確的傳承給後人。因此說，宋代儒醫的產生，是中醫學經驗之學的本質 決定的，體現著醫學傳承的內部需要。
2、 以理學為代表的宋儒向社會其他角度的滲透
另一方面，從儒家學問本身來講，經歷過漢唐盛世之後，中國再一次陷入到五代十國的戰亂之中，許多傳承久遠的儒家學問失去了根基，在此基礎之上，宋朝重整河山，宋儒們面對經歷過戰亂的洗禮，在儒家學問的繼承上也需要重新整理，使其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
在此基礎之上，講究“格物致知”的理學逐漸壓過其他學派，成為宋儒之中的顯學。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曾經在《大學章句集註》之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所謂的“即物而窮其理”，就是說接近， 接觸某件事情，然後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這句話其實隱藏著一個理學最高的要義，就是認為天地之間一定有一個最終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唯一真理，也是宋儒們想要追求的目標。
在理學這種“格物致知”的思想引導下，宋儒熱衷於研究不同事物，將儒家學問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找出那個唯一真理。醫學作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個維度，自然也在宋儒“即物窮理”的範圍之內，所以說宋代儒醫的產生，也是作為社會主導思想的儒學，自發的向其他社會維度滲透的產物。
朱熹
二、兩宋儒醫盛行的表現
文人，或者說儒生去做醫生，研究醫學這件事情，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上至秦漢，下及明清，為何要單獨將“儒醫”的產生歸結於宋代呢？這自然與當時儒醫盛行的體現有關。
1、 廣泛的參與性
一種現象要成為文化，甚至某一歷史現象產生的標誌，一定跟其廣泛性有關。宋代之所以能夠力壓漢唐，成為中國儒醫現象產生的源頭，是因為傳統的文人士大夫大範圍的參與到醫學研究中來，是從宋代開始的。
宋代以前，固然有些文人選擇研究醫學，但因為其數量和範圍深度的不夠，不能夠稱之為一種現象。宋代儒生對於醫學的研究，幾乎可以說達到了普遍參與的地步，就連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大文豪，大詩人，也多是隱藏的醫學家。 比如被稱之為“詞中之龍”的大文豪蘇軾，也參與到醫學研究之中。後人整理的《蘇沈良方》序中記載：“《蘇沈良方》十五卷，以藏本卷數較之，雖合沈氏，卻雜以蘇說。”
這段話是說，《蘇沈良方》這本書十五卷，雖然打著沈括的名義，卻加上了蘇軾在醫藥學的著作，由此可見，東坡先生不僅是一代詞人，更是一個隱藏的醫學家，至少也是資深的醫學愛好者，否則也不可能開出藥方，還被後人記載下來。
蘇軾
2、 宋代儒醫著作的豐富
除了廣泛的參與性之外，宋代儒醫盛行還表現在各種儒生所著的醫學著作的豐富上。在宋代以前，中醫藥學雖然經過了上千年的發展，但真正成為典籍，被後世繼承下來的，卻並不多。
宋代儒生在此基礎上，自發的參與到醫學研究之中，大量的醫學著作由此產生，包括前文提到的《蘇沈良方》在內，諸如《備用本草》等等醫學著作，都是儒生們參與研究整理，並流傳於世的。綜上，宋代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儒醫”產生的肇始，跟當時儒生士人們廣泛的參與到醫學的研究整理之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兩宋儒醫對後世的影響
1、儒醫的產生對於當時醫學和儒生的雙重意義
在宋代以前，儒生和醫生這兩個職業，看似只差一個字，但地位卻千差萬別。在以
“士農工商”為階級劃分的古代中國，儒生自不用說，醫生卻是在很長時間內被劃為“工”的範圍之類，地位僅僅比最底層的商人略高。唐代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在《師說》裡寫到：“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可見一直到了唐代，醫生的地位還與樂師百工之人一樣，處於社會的底層。到了宋朝，在儒學向醫學滲透的過程之中，醫生的地位也逐漸拔高，成為讀書人除了當官之外一個重要的選擇。
民國初年的名醫謝觀曾經在《中國源流論》中說：“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大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醫生從“百工”演變為“士大夫之業”的過程，也是醫生這個職業的社會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單從醫學的角度上講，醫生社會地位的上升，自然會導致社會精英逐漸向醫學靠攏，推動並加速醫學的發展，為其後中醫學的發展產生積極意義。
同時，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們都講究“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人人都想著讀書中狀元，這在宋朝以前，人口數量較少，讀書人更少的時代，自然是沒什麼問題。可到了宋朝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口的暴增，讀書人的數量也隨之增加。
在這些讀書之中，能考上進士做官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考不上進士，也得謀求生路，偏偏因為讀書而“手不能提，肩不能抗”，陷入一個進退維谷的處境，儒醫的產生，為這些人提供了
一個體面，又有成就感的職業，對於穩定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儒醫的產生對於社會文化的意義
另一方面，從社會文化角度的層面看，儒學向醫學的滲透，為儒學向其他社會維度滲透起到了良好的引領作用，既然曾經作為“工”的醫生可以與儒家學問結合，產生儒醫，那麼為什麼“士農工商”最底層的商人，不能和儒家學問合流呢？
事實上，隨著儒學不斷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代表著統治者的少數階層，演變成深入整個社會的主體思想，儒商這個概念，在宋代以後的歷史之中，也開始出現，這不能不說是儒醫概念的延續和發展。
四、總結
作為中國古代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或者現實一點說是一種職業，儒醫在宋代的產生，不僅對中國古代中醫學的發展，具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更為畫地為牢的儒生秀才群體，提供了一個新的職業方向。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當官已經成為奢望的那些儒生們眼中，儒醫這個職業，也算是“兼濟天下”的一種表現形式，因而大量文人投入到醫生和醫學的行業之中來，治病救人，這可謂是幾千年的中國封建歷史上，少見的一抹暖色。
參考文獻：
1、《宋史》
2、《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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