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製度產生於隋唐，但真正得到快速發展卻始於北宋。以著名的嘉佑二年科舉考試為例，這次考試錄取的進士僅在《宋史》中留有傳記的就多達24人，蘇軾，蘇澈兄弟，程顥，張載，曾布，曾鞏等人都在這一批錄取的進士中，僅一場考試就為宋廷發掘了這麼多人才。
可以說科舉考試製度和北宋是相互成就了對方，科舉考試推動北宋文人盛世的產生，而文人盛世又進一步促進了科舉考試的發展。但即便是這樣，北宋的科舉考試製度依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文人盛世背後，還存在著始終困擾著北宋的冗官現象，而這一現象的存在正和北宋科舉考試製度的兩個疏忽有著密切關係。
科舉考試圖
何謂冗官：
冗：“散也。從宀兒（人），人在屋下，無田事也。”（《說文解字》）
所謂冗官現象，是指辦事機構冗雜，官員過多，以至於出現多人居一位，多人任一職，職責不清，分工不明，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的現象。如果進一步來理解冗官現象的話，冗官現象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方面，官員數量太多，遠遠超出了實際需求(三個和尚沒水喝）；另一方面，官員整體素質在下降，混混度日，辦事推讓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兩個和尚吃水慢）。
北宋歷來給後世留下一種積貧積弱的印象，原因就在於著名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冗兵和冗官是兩大症結所在，導致的結果就是冗費，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而官員大多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冗官現象的存在和這一人才選拔制度緊密相關，觀點君將結合北宋揮之不去的冗官問題，來分析其科舉考試製度的兩個顯著弊端。
一、官員“供過於求”：錄取規模盲目擴張
冗官現象的突出特徵就是多人居一位，多人供一職，即經濟市場上常說的“供過於求”。客觀地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北宋奉行的文人治國策略有關，宋太祖通過兵變得到天下，因此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們處處防範武將，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重用文臣，讓武將任各種虛職。另一方面是因為北宋的恩蔭制度遭到濫用，每年都有多次恩蔭的機會，大量的官宦子弟通過恩蔭入仕。
但北宋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還是科舉考試，所以冗官現象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科舉錄取人數的盲目擴張。這一點上，觀點君認為數據最具有說服力，在太祖時期每屆錄取進士人數不過只有二三十人，與唐代基本持平。但是從太宗時期開始，每屆錄取名額明顯增加。往後到了真宗，仁宗朝，科舉取士規模更是迅速擴大。
在兩宋320 年的時間裡，科舉錄取人數累計約 6 萬人，包括正奏名進士約43000 人，正奏名諸科約為 17000人，僅計算正奏名，平均每年科舉取士188 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唐朝的數倍。更加不合理的則是特奏名進士的錄取規模。
結合圖中的數據，筆者有必要進一步為大家解釋一下：北宋錄取的進士分為兩種，正常通過科舉考試考上的進士稱作正奏名。而另一種進士則叫特奏名，所謂特奏名：
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宋史》）
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多次應試不中者，另外造冊上奏，特賜出身，所以稱作特奏名。錄取標準不是成績高低，而是應試者參加科舉的次數和年齡，特奏名制度由宋太祖設立，其初衷是對極少數考生的特殊照顧：
太祖開寶三年，宋太祖見大量考生屢考屢敗，窮困潦倒，“非以特恩，終成遐棄”，故在正常取士之後，又額外恩賜司馬浦等一百零六未及第之人進士出身。
可是到了真宗和仁宗時期，特奏名已經成為常規化錄取方式，佔錄取人數的比例近三分之一。雖然授予他們的官職非常低，基本為虛職，而且升遷之路非常困難，但是大量學識不夠甚至人品低下的人進入官員隊伍無疑極大的加重了冗官問題。
科舉考試錄取規模的盲目擴張，進一步加重了北宋官員隊伍的“供過於求”現象，為了給這些人安排工作，北宋統治者又不得不繼續增加各種虛職和虛位，進而使得冗官問題繼續惡化，冗官現象就這樣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二、官員整體素質下降：書院教育功能削弱
如果說以上部分談到的官員“供過於求“現象說明的是 “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那麼官員整體素質的下降則反映了北宋科舉考試的弊端帶來的
“兩個和尚吃水慢”問題。兩個和尚吃水慢，原因在於一個和尚是挑水喝，兩個和尚需要抬水喝，本來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交給兩個人甚至是多個人去做，就會產生懶惰，人浮於事的問題。之所以會產生這個問題，除和科舉考試盲目擴大錄取規模有關之外，科舉考試下書院的教育功能遭到削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影視劇裡的殿試圖
北宋上至統治階級，下至市井百姓，無不對科舉入仕推崇備至，宋代詩詞中諸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類激勵學子讀書入仕的話不可勝數。從正面來看，這有利於民間向學風氣的形成。但從反面來看，這過分誇大了科舉考試的作用，很容易讓當時的讀書人一切向科舉考試看齊，這樣的結果就是安心治學的人變少，進而使書院的教育功能被削弱。
國子監
事實上，整個北宋社會對科舉入仕的推崇，在營造出濃厚的向學氛圍的同時，也確實帶來上述提到的負面影響。最典型的一個表現就是讀書人對仁宗朝規定的”聽書日限“的態度，沒有硬性聽書日限的規定時: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為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幹試求薦，罷則引去。無有肯留者。（《儒林公義》）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學子們只在秋試前的一段時間呆在國子監內學習，目的是為了獲取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科舉考試結束後就又離開了學校。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朝廷規定只有在書院聽滿三百天講學後，才能參加科舉考試，於是“諸席分講， 坐塞陛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大家的目的都很明確，就是要聽夠三百天， 進而獲取參加科考的資格，而對於朝廷希望大家用心治學的苦心不勝其煩。
嶽麓書院
後來架不住學子們的非議，朝廷又只好“詔遂罷聽讀日限“，結果就是“一切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 ，這就反映出了當時社會上科舉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影響因素和強大的向學動力，讀書人一切向科舉考試看齊，書院淪為科考的附庸，被當作是參加科考的跳門磚，讀書人追名逐利者多，而像范仲淹這種劃粥割齏求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讀書人卻少了一些。
北宋著名史學家宋祁曾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于越小，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覆名實。有司專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合人材。這正是科舉考試下書院的教育功能遭到削弱的後果，由此可以解釋冗官現象中存在著的官員整體素質下滑的原因。
結語
北宋太祖皇帝開國恢復科考時的初衷是：“朕欲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而北宋對科舉考試製度的極大重視和諸多創新改良的確打造出了一個文治盛世，直到今天還有一種說法稱宋朝是讀書人最嚮往的時代。
但這並不能掩蓋北宋科舉考試製度存在的弊端，冗官問題在北宋中後期一直存在，經過王安石變法和多次改制後依然尾大不掉，龐大的官員隊伍由此帶來的鉅額開支始終困擾著統治者，其人才選拔制度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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