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啟中國“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他關心民眾疾苦，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他關注國家前途命運，力主禁菸，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他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
公元1794年魏源來到人間。
那是怎樣的人間呢？且說一個細節。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有一行洋人自天津港登陸。那是遠道而來的訪問團，領團者曰馬戛爾尼。
大使團此行，旨在通過和平協商，令清政府取消種種貿易限制與禁令，以打開中國門戶。天體運行儀、地球儀、掛鐘以及由西方工業文明所孕育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甚至還有船隻與連發槍，它們，都曾是為大使們行前給乾隆帝及其朝遷所準備的見面禮。
然而，令馬戛爾尼一行深深震驚的是，這個龐大帝國居然對世界文明全然不知。在朝廷文人那裡，他們關心的是晉見皇上時當如何跪拜。所有見證文明的機器，無非是“奇器淫巧”，而他們這群大使不過是遠道而來的“貢使”，他們所在的國度，亦非外交關係中的文明國家，而是中華化外之“海夷”。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的《大清一統志》裡，居然還查不到英吉利。
1794年1月，馬戛爾尼自廣州打道回府。從此，西方人關於中國文明的“想象”幾乎被完全顛覆。大使們的筆記裡這樣寫著：“清政府好比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她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她的體積和外表”；那是神權專制之下的一片“雄偉的廢墟”，“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
然而，馬戛爾尼無從料到，就在他啟程回國之後，就在這個帝國的南部山間，一個新生命悄然降臨。幾十年之看，這個小生命成了帝國黃昏裡最睿智的那雙眼睛、最開放的那種胸襟。
14歲那年，魏源隨父親遠赴江蘇。他第一次看見了大海。從此，形勝、海防、夷情、鹽課、軍餉、兵制等一切經綸實務，為這個山村少年打開了經典之外的另一重世界。第二年，魏源回鄉參加童試，縣試、府試與院試，連過三關，一舉進入邵陽縣學。縣試時，縣令指著茶碗上的太極圖，曰：“杯中含太極”，懷揣兩個麥餅的魏源當即朗聲對曰：“腹內孕乾坤”。
乾坤者，天地也。好學深思的魏源，他的天地，在書裡，在路上，在遠方。
15歲的少年，正是初三孩子的年紀。他就這樣由縣城而省城，由省城而皇城，漸行漸遠。
他的身後，科舉之路，如山道彎彎。
在縣城邵陽，十五六歲的魏源，一度醉心於理學與中國歷史。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每一個名字，每一行文字，皆如一束光照，洞開生命的茫然。
就在一縣之隅，李宗瀚、徐松、湯金釗，前後三任湖南學政，無一不知曉邵陽魏源之名。他們如此惜才，以致於十幾歲的魏源一直與三任學政之間，結下師生之誼，相慰一生。19歲那年，魏源被湖南學政選為撥貢，進京趕考。是年夏天，他從邵陽來到長沙，入讀嶽麓書院。山幽水清,庭院深深。山長袁名曜，一再告誡諸生：“士先識器而後文藝。”魏源此時正精研《近思錄》，並朝夕與諸生詩文酬答，寄情于山水之間。
21歲，魏源進京。他的心，依然沉浸於古老的經典。
此時，陶澍為官朝中。憑他引薦，加之與座師湯金釗、李宗瀚的重逢，年輕的魏源很快就融入京城的學術的中心，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從胡承珙先生，問漢儒之學；從姚敬塘先生，問宋儒之學；從劉逢祿先生，治公羊之學。至於古文辭，則與董桂敷、龔自珍相與切磋……長安車馬地，花落不知春。北漂的魏源，“數月不易衣，屢旬不剃髮”，整日蓬頭垢面，目不窺園。正是此時，轉益多師的魏源,開始登堂入室,打下了一生治學的根基。
只是魏源可能不會料到，他的身後，人們記得的，並非這些學問，而是那一束沖決時代昏暗的思想光源。
想當年，還是一個17歲的青年時，魏源就於縣學撰寫了《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幾十年間，他一生沉醉於經學考據，孜孜以求。
22歲，寫成《大學古本章句疏證》，後來整理成《大學古本發微》；29歲，完成《詩古微》二卷本，38歲時再將之擴充至20卷本； 37歲寫作《詩比興箋》，61歲時又再度整理； 62歲，整理《書古微》12卷。此外，還有《曾子發微》《公羊春秋發微》《易象微》……詩、書、禮、易、春秋。每一種列為“五經”的經書，都有魏源的闡幽發微。每一本著述，都是他的一段光陰，一程心路。在邵陽，在長沙，在京城，在南京，在蘇州，在杭州，在高郵，客居友人家中，開館授徒之隙，幕府佐政之餘，魏源的生命與時光大多在這些文字裡。32歲的魏源來到南京，成為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的幕僚。 公元1826年，由他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完成，收錄作者702名。與談玄論道不同，這裡全是些經時濟世的思想與文字。公元1841年6月，兩江總督林則徐因鴉片戰事而蒙冤革職，充軍伊犁。其時，林從杭州出發，擬北上西安，西行出關。行至江蘇鎮江之時，巧遇魏源。憂時傷世，萬語千言，均化作了杯裡的愁腸與月色。
他們，徹夜長談。
惜別之際，林則徐鄭重將自己於廣州主持翻譯的《四洲志》手稿，全部交付給魏源，囑他進一步研悉外國資料，編撰《海國圖志》。
鴉片戰爭往往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開始，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最大打擊則是來自甲午戰爭。這場戰爭各有表述，但是其中很多歷史細節耐人尋味。有論者指出這對於中國是一場局部戰爭，對於日本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全局戰爭，是舉國體制的日本對抗各行其是的中國，其結果也使得中國遭遇重創，尤其是這樣的打擊來自鄰邦，“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
事實上，19世紀的日本對中國的遭遇，一直報以深刻的危機感，中國的開放及其遭遇的挫折，日本人一直高度關注，其間甚至也有中國人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有“無意識的貢獻”。
在中英鴉片戰爭前夕的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曾經做出一個不無驚悚的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而歷史學家也認為，“日本的沿海能在1839年免受外國武力威脅，這是德川幕府的至幸。它至少在一段時期之內使得幕府專注於國內經濟的恢復。”
中國則沒有這樣的幸運，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這不僅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標誌事件，也改變了亞洲的歷史。當時日本幕府還是從荷蘭船長的情報中，得到鴉片戰爭的消息。德川齊昭預言的失敗不僅沒有打消日本的危機感，反而引發很多討論，被視為即將而來的“警告”。
我們知道的很多中文現代詞彙來自日語，比如“權利”“權威”“權益”“主義”“革命”等等，不過中日間現代交流並非完全單向度的。歷史總是由不同的片斷構成，整齊劃一的簡化結論往往並不適用，正如日本江戶時代未必如同想象中那麼一味閉關鎖國，而中國對於日本的現代化也無不影響。這一方面源於中國現實的走向，“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後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另一方面則涉及理念的傳播，從中國人著作到漢譯“西書”，這對於江戶時代漢學大有影響，進而對於日本近代化產生其影響。《四洲志》乃歐羅巴人原著，計有八萬多字。魏源於次年7月開始，歷時五個月，完成了《海國圖志》50卷並撰敘。較之原著，魏源遠收近取，博採古今中外，將原著擴展延伸至50多萬字。
此間，魏源廣收各類中國史志與類書，明、清以來的華人島志與海外見聞錄，外國著作，近日夷圖、夷語，以及時人關於海事的一些論述。更重要的是，《海國圖志》裡收有魏源的個人著述。那篇體現他軍事、海防、外交思想的《籌海篇》，歷史著作《聖武記》裡的部分章節，及其他相關的文字，皆悉數收於書中。
這是一本真正看見“世界”的奇書。那裡不僅看得見海外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俗。更重要的是，人們從這裡可以看見那個世界文明的火種。
“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
《籌海篇》裡的這些文字，每一句都如電光石火，驚世而駭俗。
魏源出任高郵知州時，已是58歲的老者。
實際上，思想家魏源與太平天國革命也有過零距離的“親密”接觸，在這場充滿血腥味的湘粵人文博弈中，這位士大夫開始是一名堅貞的衛道士，後來蛻變成一位消極的遁世者。
魏源在太平軍起義的前一年出任江蘇興化縣令，也就是如今的興化市。興化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當時隸屬於揚州府高郵州，“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就誕生在此，也是《水滸》作者施耐庵的故里。
時年56歲的魏源受命於一次山洪暴發之際，這位大器晚成的新科進士來不及到縣衙點卯，就直接奔赴大堤指揮搶險，經過十個晝夜的奮力拼搏，興化縣城化險為夷，萬頃良田得以保全。當年秋收時，附近百姓將豐收的稻穀譽為“魏公稻”，把興化城的運河西堤改名為“魏公堤”，並贈以“淮揚保障”的金字匾額，肯定了魏源“牛刀初試，砥柱中流”的治水業績。
不過，當時的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卻對此不以為然，甚至頗有微詞，這就埋下了後來魏源政壇沉浮的伏筆，雖然魏源與楊以增都曾是林則徐的至交，彼此熟稔，林則徐在委託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時，也給予了楊以增“乃聖賢門中人”的讚譽。
第二年，也就是在1851年太平軍起義不久，鑑於魏源在蘇北擔任縣級官員的突出政績，被清廷特授號稱“江左名區、廣陵首邑”的高郵州知州，魏源欣然赴任時，深情抄下鄭板橋的名言作為自己的官箴：“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微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魏源一邊興利除弊，一邊著書立說，他將古蹟文遊臺改建為書院，惠及地方學子，在高郵湖修築避風港，方便漁民和農業生產，都獲得了良好的口碑，被譽為“淮揚名宦”，執政的成就感也讓魏源倍感陶然，傾情揮毫，寫下了“湖邊無處看山色，但愛千家帶雨耕”，“不暇鶯花與酒旗，半忙吏牘半忙詩”的愜意詩句。
在繁忙的公務之餘，“才非百里，學貫九丘”的魏源筆耕不輟，至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時，魏源在三年間裡竣工了四大學術建樹，一是完成了著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說》；二是將《海國圖志》補輯成百卷本於1852年正式刊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三是修訂了銘記鴉片戰爭歷史劇痛的著作《道光洋艘徵撫記》；四是史學鉅著《元史新編》也正式編訖完稿，行將付梓。
如果不是戰爭的烽火波及高郵，魏源這種傳統的士大夫生活將繼續下去，太平軍底定東南這一年魏源正好六十歲，平靜的書齋生活、和諧的執政生涯在他的花甲之年終於劃上了句號。
此時太平天國的革命狂飆已經席捲整個南中國。1853年初，起義軍從武昌沿長江東下，先後攻克九江、安慶。隨後，太平軍北伐勁旅林鳳祥、李開芳部佔領揚州，其前鋒距離高郵州城只有二十多公里，可謂兵臨城下。
面對席捲而來的“太平風暴”，不少地方官吏棄城逃亡，魏源卻恪盡職守，一面積極備戰，舉辦團練；一面託付後事，將自己的著作“遼史稿及生平未刻稿”轉交給同鄉好友、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鄒漢勳，敦促他帶回湖南老家：“吾有守土責，與君從此作生死別矣”。表明了自己背水一戰、視死如歸，與城池共存亡的政治態度。只可惜那位傑出的地理學家後來也投筆從戎，出任湘軍統帥、安徽巡撫江忠源的幕僚長，於1854年初與這位湘軍創始人一同為國捐軀，先魏源而去。曾國藩為此寫下輓聯：“聞叔績不生，風雲變色；與岷樵同死，日月爭光”。其中“叔績”和“岷樵”就是鄒漢勳與江忠源兩位湘軍烈士的字。
高郵也是崇文尚武之鄉，培育過婉約派詩人秦觀和一代梟雄吳三桂等文豪武將，就在曾國藩於湖南創辦團練之際，魏源也在屬地發動高郵當地舉人戴煦兄弟募勇練兵，以防禦抵抗太平軍的逼進，揚州淪陷後，魏源又親自部署戴氏兄弟統領的地方武裝“晝夜巡防，嚴緝流匪”，鎮壓亂民。
當時高郵境內有一個名叫“太平莊”的小鎮上，聚集了數以百計的民眾，打出了對抗官府的反清義旗，企圖接應太平軍的先遣部隊。魏源聞訊後披掛上陣，率兵彈壓，逮捕了二十餘名主犯，予以斬首示眾，隨後又擒殺了“強搶侉匪四十餘名”，同時開倉濟貧，安撫湧入高郵的難民，迅速穩定了民心和當地的社會秩序。
與此同時，從前線敗退下來的清軍也湧進了小小的的高郵城區，他們沿途燒殺搶掠，激起民憤。魏源就在高郵城內實行戒嚴，對過境的清軍逃兵潰勇進行管制，對“犯強姦擄掠”的就地正法，先後處決了100多名犯罪的潰逃官兵，文人魏源的鐵腕政治也由此可見一斑。
魏源還用攻心的謀略威懾覬覦高郵的敵軍，“稱朝廷派大員統重兵南下，已駐某地，刻日必至”，結果太平軍“徘徊瞻顧，不敢過揚州一步”。由於魏源在高郵實行了抵抗粵匪、鎮壓譁變、安撫難民、懲治逃兵的綜合治理政策，因此“地方清肅，高郵無恙”，“皆刺史一人之力也”，當地紳士將這些都功於魏源的大智大勇。
魏源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無疑是一名堅貞的封建衛道士，作為朝廷命官，他必須無條件的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政權，如果歷史能提供更大的舞臺或更多的機會，魏源在日後成為一名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的駕馭千軍萬馬的軍事統帥也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的結果。
但是，就在魏源全力以赴抗擊太平軍、維護地方穩定的關鍵時刻，卻遭到意外的“莫須有”的彈劾。
原來他在蘇北擔任興化縣令治理水患時，輕慢藐視了他的主管領導、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這位進士出身的資深官僚不但有著深厚的朝廷背景，還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大藏書家，文氣逼人，文膽了得，在山東聊城創建了各類藏書藏件多達數十萬種的巨型民間圖書館“海源閣”，僅林則徐親筆寫給楊以增的信札就收藏了十七封之多，成為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改變了中國以江南為中心的民間藏書格局，與當時江蘇常熟瞿紹基家族的“鐵琴銅劍摟”並峙，有“南瞿北楊”之譽。
很難廓清什麼原因導致了楊以增對魏源的嫉恨，只能用“文人相輕”來解釋彼此的恩怨，魏源在政聲日隆之時，遭到了這位六十多歲老臣的參奏，他振振有詞地指責魏源與太平軍“有染”，“遲誤驛報”，“玩視軍機”，“屢將急遞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大有同情粵匪的通敵之嫌，其結果可想而知，魏源旋即被朝廷革職。
幸虧另一位與魏源交情深厚的山東人、前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周天爵，此時正以欽差大臣名義督師皖北，就邀請魏源擔任隨營幕僚長，幫辦籌劃軍務。魏源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分進合擊，誘敵深人”的進剿方案，結果取得了大破太平軍偏師捻軍一部的赫赫戰果。隨後，文弱的魏源又代年屆八旬的老臣周天爵親率部眾攻打安徽宿州，斬敵“六百餘人，降眾五千”，大獲全勝，“平其壘而還”。從幕僚到將軍，魏源在自己的人生暮年濃墨重彩地書寫了一篇悲壯而威猛的詩章。
凱旋的魏源終於在1853年底“以剿辦安徽穎州捻軍有功”官復原職，而此時八十一歲的欽差大臣周天爵已在軍中病逝，魏源心情沉重，百感交集。面對咸豐皇帝的聖旨，心灰意冷的魏源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亂多故，無心仕宦”為由提出辭職，一生為功名奮鬥的魏源此時卻選擇了隱退與遁世。
或許魏源受到鄭板橋“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的超然思想影響，他於1854年舉家從皖北避兵興化，回到他最初的執政之地隱居，“不與人事，惟手訂生平著述，終日靜坐，戶不聞聲”。從此遁入空門，參禪打坐，專修淨業，會譯四經。兩年後的1856年早春，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的魏源將所譯佛典《淨土四經》寄給遠在湖南湘潭的好友、著名佛教學者周詒樸，請他幫助“刊刻流佈”這部“利益非小”的“西方聖人之教”，這或許是他最後的人生覺悟。
1856年的晚秋，凌厲的太平軍勁旅石達開部已攻破清軍的江南大營，魏源在極度的悲情之下與悲涼的南屏晚鐘聲中找到了自己最後的靈魂棲息地，杭州靈隱寺在木魚聲中迎來了一位老人，他就是62歲的魏源。皈依佛門，將自己的靈魂安放在一個空靈的世界裡，表明近代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不再思考，或者說一本偉大的思想教科書合上了最後一頁。魏源從此“寄僧舍，閉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納”，留下了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參禪唸佛、焚香入定的菩提絕唱：“掃地焚香坐，心與香俱灰。沉沉寂寥中，冥冥花雨來”。
魏源最後的日子，註定是一種刻骨的寂寞與孤獨。
其時，天下一點都不太平。而心歸佛祖的魏源，只像一片孤獨的秋葉，飄零於高郵、蘇州與杭州。
1856年，在杭州城外的一個小小的僧舍，魏源寂然辭世。
一個思想家的靈魂，由湖南的山裡升起，飄過64年的憂患沉浮，最終安歇於佛陀的慈悲。1858年，當魏源的靈魂啟程遠行一年之後，湘籍佛學大師周詒樸刊刻了他的《淨土四經》。與此同時，魏源生前在北京“宣南詩社”的摯友、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稱為大清帝國“貨幣理論家”的兵部侍郎王茂蔭，奏請咸豐皇帝重印《海國圖志》，“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是知夷難御，而非竟無法之可御”，將《海國圖志》提升為國家教科書，這也算是朝廷對這位思想家地位的被動追認。
如果說魏源最終得到政府意志的承認是他的幸運，那麼次年洪仁玕發表的《資政新編》雖然對《海國圖志》做了最精彩的鋪展與昇華，也不可能從體制內獲得無尚的榮譽，歷史將授予他思想騎士勳章的時間延誤了整整一個世紀。
1862年嚴冬，革命狂飆席捲杭州，太平軍迅猛地攻佔了這座古城，魏源棲息在這裡的靈魂從此不得安寧；1864年，左宗棠率湘軍收復杭州並出任浙江巡撫時，親自捐款對魏源墓進行了修整，藉以表達了對“師夷”思想的服膺，此後這位“中興名臣”與曾國藩、李鴻章一道身體力行地推動著中國的洋務事業向縱深發展；同年11月，太平天國的思想家洪仁玕在南昌就義，死於湘軍殘酷的磔刑，《資政新編》也從此被人遺忘，直到30年後，新一代的湘粵精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改良派才再一次把洪仁玕的思想複製到他們的維新藍本中，正所謂思想家走了，思想之明燈依然閃爍。
1876年，魏源的生命蠟燭已熄滅十個年頭，墓木已拱，慈禧太后以年僅5歲的光緒皇帝的名義，批准再刊由左宗棠、郭嵩燾作序的新版《海國圖志》，這時距離《海國圖志》於1843年出版50卷本已經整整過去了34年，慈禧太后順應歷史潮流表明了朝廷對魏源的再次褒獎，也是從國家層面第一次向近代化邁出了實質性步伐，這種遲到的國家級別的文化撫卹在客觀上也是對洪仁玕《資政新編》思想價值的迂迴默認，意味著封鎖中國近代化航道的最後一塊堅冰也正在悄然融化，22年後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就坦誠《海國圖志》實“為變法之萌芽”，可見魏源在晚清啟蒙思想界“一騎絕塵”，把控話語權長達半個多世紀，對體制內的改革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持續的教化，而洪仁玕由於在體制外逆向遊弋被正統知識分子刻意忽略則是歷史天平的嚴重失衡，這也是他“起個大早卻趕個晚集”歷史文化原因。今天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校正歷史的偏差，恢復其正常的刻度，給予洪仁玕的《資政新編》以晚清最早的“改革之草圖”的公允評價。當時的“世”與“俗”是怎麼的呢？
林則徐將《四洲志》託付給魏源的那一年，被朝廷派往廣州指揮戰爭的參贊大臣叫楊芳。當他目睹英軍大炮如此威猛又如此準確之後，認定此中必有“邪教妖術”。而破邪之法，在於汙穢。他到廣州之後，便遍收婦人馬桶、溺器，於船頭燒紙、扎草人，試圖以迷信破敵。堅船利艦之下，那是何等的荒唐而可笑的一幕啊。然而，這就是那個視“海國”為“夷敵”的“天朝”視野。一介朝廷重臣尚且若此，民眾對於“海夷”的認知，對於“世界”的感覺，更是可想而知。
越是想起這些，我們越是意識到魏源的價值。
同在一個瀰漫著迂腐和僵化，愚昧與窒息的時代，魏源卻從那大海的潮聲裡聽見了世界的心跳，聽見了文明的聲音。
“師夷長技以制夷”。夷敵犯海，失地培款。普遍的心態可能是，斥夷愈盛，申夷愈烈，愈顯愛國與忠君，亦方能“長已之志，滅敵之威”。而魏源的目光，卻越過智識未開的眾生，他看見了問題癥結。由“敵夷”到“師夷”，這樣的句子，需要何等氣魄才能喊出啊。
不要以為，他只看見了戰爭，看見了勝敗。他的思想裡有著太多現代精神的啟蒙。那裡有列國關係的外交思想，有面向科學的知識視野，亦有開放貿易的商業精神。
不要以為，他只看見了軍事，看見了技術。他看見的是整個文明世界的國計民生。
聽聽魏源的聲音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
《海國圖志》50卷刊行十年之後，魏源於廣州、香港親購地圖冊，將《海國圖志》修訂整理成100卷。
至此，這個一生只做到知縣的湖南人，這個於晚清官場籍籍無名的湖南人，他的思想與識見遠遠超出了他的位置，更超過了整整一個時代。
只是，只是他的時代並沒有給他以一聲應有的呼應。
《海國圖志》刊行之後，並沒有喚醒一個帝國麻木的靈魂。倒是它漂洋過海到了東鄰日本之後，悄然開啟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圖景。
這本書在歷史課本中也被提及，不過在強調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之後似乎就渺無聲息，但是在日本這本書卻引發諸多討論，比如日本江戶末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一方面將魏源稱為“異地的同志”，另一方面則通過中國的遭遇明白了力量的東西轉移，“方今世界，僅以和漢學識，業已無能為力，如不總括五大洲，宏大經濟，則難以應付”，立意日本要步入“世界第一等之強國”，這與日後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的著名的《脫亞論》不無關係。
根據日本學者大庭脩的研究，《海國圖志》首次傳入日本是在1851年，首批僅三本，初期有涉及西洋內容還被視為禁書，船上的書籍底賬可以一窺當時的變化：首批被記載“此項內有御禁制文句”，後來需求則越來越大，“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隨後兩年之間，《海國圖志》被翻印了超過20個版本。
大庭脩認為，“這種觀念的轉換恰好反映了決策者與下位者對時局認識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著的另一本書《聖武記》1844年傳入日本，亦頗受好評，增田涉遺著《西學東漸和中國事情》中說《聖武記》對日本人的精神“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一本描述鴉片戰爭期間乍浦人對抗英軍的《乍浦集詠》在中國已經失傳，在日本卻產生抄刻本，由此也可多少看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日本對於中國的關注，除了自身利益，也帶有同情色彩。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能持久，隨後對中國人沉迷鴉片，態度上卻逐漸看不起，甚至開始期待從中分得一杯羹。
伴隨著中國陷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之亂，日本則開始了明治維新，全力追趕歷史，這一結果就是中日相對實力的變化，最終以甲午戰爭作為高潮。對比《海國圖志》在中日命運的迥異，梁啟超曾經如此評價，“其術在今日之中國，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魏源常常被視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這其實有些誇張，但是把魏源僅僅看作一介書生甚至幕僚又過於小瞧他了，從諸如《聖武記·軍儲篇》可以看出他對於貨幣的理解是高於同儕。從魏源身上不僅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變革時代的努力掙扎，而且從他的思潮流轉更可以作為中日際遇的一面鏡子。
慈禧太后於1876年以年僅5歲的光緒皇帝名義批准再刊的由左宗棠、郭嵩燾作序的新版《海國圖志》，現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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