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哪兒？位居地球上的什麼位置？今天看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或純“地理”學的問題，當年卻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敏感至極的“政治問題”。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當年即因此而被封殺，而後人卻因此而盛讚其巨大的啟蒙意義。
《瀛寰志略》共10卷，約14.5萬餘字，收圖42幅，其中只有一幅關於日本和琉球的地圖未用西方所繪地圖，其餘都按西方原圖描摹。在當時，這可是大膽的非法之舉。但他認為：“地理非圖不明，圖非履覽不悉。大塊有形，非可以意為伸縮也。泰西人善於行遠，帆檣週四海。所至釩抽筆繪圖，故其圖獨為可據……此書以因為綱領，圖從泰西人原本鉤摹。”在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識、經緯度的劃分等，然後分別介紹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這四大洲各國地理、歷史和現狀，還介紹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極的基本情況。可以說，他的著作是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歷史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人對世界認識的最高水平。
在這樣一幅如實客觀的世界圖景中，中國位於“世界之中”的神話自然破滅，“天朝上國”的迷夢也將破碎。對此，徐氏實際已有相當認識，但面對現實卻又無可奈何。所以他雖在初稿中明確寫道“亞細亞以中國為主”，但在定稿時卻心有親悸地將此話改寫成“坤輿大地以中國主”。由“亞細亞”改為“坤輿大地”雖只一詞之易，但徐氏內心那種不得已的苦衷，卻可從中略窺一斑。還是在此書的刻印過程中，他的同鄉好友、地理學家張穆見徐將《皇清一統輿地圖》置亞細亞圖之後深感不安，甚為他擔憂，急忙致書徐繼畲，提醒他應將《皇清一統輿地圖》置於卷首，因為中國傳統的“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嚴守“夷夏之防”，而且“執事以控馭華夷大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
他特別以明代徐光啟等人在此方面未加註意結果“負謗至今“為例，要徐繼畲吸取教訓。“負謗至今”的確可怕，徐繼畲立即採取張穆的建議，將《皇清一統輿地圖》放在卷首。同時，徐氏在“凡例”中謹小慎微地申明“此書專詳域外”，於中國情況“不敢贅一詞”，以避免中外對比。因為“對比”起碼意味著可以“並列”，而這是中國是世界中心的“主流話語”斷難容忍的。因此，在介紹亞洲不得不提及中國時，便不得不將中國說成是“壤盡膏腴，秀淑之氣，精微之產，畢萃於斯。故自剖判以來，為倫物之宗祖，而萬方仰之如辰極”的中央之國。儘管他已知道中國實際位於何處，但仍不得不說中國居於“萬方仰之如辰極”的地位。的確，諸如“天朝上國”、“世界之中”這類根深蒂固的社會性觀念，並非理性、知識等可輕而易舉打破的，面對這種巨大的力量，徐繼畲也不得不屈從。
而且，《瀛寰志略》並不是一部單純的地理學著作，它以更多的篇幅介紹了各國的風土人情、宗教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沿革等。從這些介紹的重點和評論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國的安危與富強，向對鴉片戰爭的意義仍毫無覺察、仍沉迷於“天朝上國”幻覺中的朝野人士呼籲，這實際是“古今一大變局”，中國當前的處境不僅不是什麼處於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絕而不能”，面臨“天下從此多事矣”的局面。
在對亞洲、非洲的許多國家的介紹中，徐繼畲強調的是其亡國原因和反抗精神。他對文明古國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過程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併發出“哀哉”的感嘆、意在提醒國人以印度的淪亡為前車之鑑。他尤其提醒人們注意西藏南界、滇省西界及粵東的安全。對南洋小國蘇祿人的英勇反抗，他稱讚道：“當西班牙、荷蘭虎視南洋，諸番國鹹遭吞噬。蘇祿以拳石小島，奮力抗拒，數百年來，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強哉！”對以前是中國藩屬的“南洋”諸國被西方殖民後給中國的安全造成的威脅他憂心仲仲，格外關注，認為這是“古今一大變局”，中國“求隔絕而不能”，“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於此”，“天下從此多事矣”!
然而，徐繼畲更加關心的是歐美等同是如何強盛的。所以他對歐美諸國作了更加詳細的介紹。他認為歐洲“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長於制器……火器創自中國，彼土仿而為之，益加精妙……越七萬裡而通於中國，非偶然也”。正是這“非偶然”使他對鴉片戰爭的意義、對當時的世界大勢、對西方強盛的原因等諸多方面的認識遠遠高於當時的其他人。所以，他要探究這“非偶然”，也就是西方強盛根本、必然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這種探索使他初步意識到在華夏文明之外還有別種與之相當的文明，所以他對伊斯蘭教、佛教和基督教都作了公允的介紹評價。在談到西方文化源頭之一的基督教時，他這樣寫道：“摩西十戒，雖淺近而尚無怪說。耶穌著神異之跡，而其勸人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外無由宣之重譯，彼土聰明特達之人，起而訓俗勸善，其用意亦無惡於天下。”以徐繼畲當時的身份，對“周孔之外”的文明能如此公開稱讚，確屬“駭人之論”。
可以說，徐繼畲此時已隱約觸及到文化比較的價值層面，而中國社會是在此大半個世紀之後，歷經器物——制度層面的接觸比較之後，才觸及到文化的價值問題。對歐洲文明的另一個源頭希臘文明、尤其是雅典政治，他也作了詳細介紹，並得出因此“勢益富強”的結論。在對古羅馬的介紹中，他也強調廢除國王之後“選賢者二人，居高爵，立公會以治事。高爵每年一易，由是國無王而勢益強盛。”明確說出“國無王而勢益強盛”，當時確是石破天驚之論，這本身亦透露出重要的歷史信息——新的時代已經來臨。
閱讀更多 日月晨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