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前兩天剛剛結束，奉俊昊憑藉《寄生蟲》 捧回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以及最佳國際電影四座獎盃，創造了韓國乃至亞洲電影的新歷史。
讚譽聲如浪潮般湧來時，也有另一種聲音存在。
為什麼是《寄生蟲》？為什麼是韓國電影？
今天芭姐就來跟大家聊一聊橫掃奧斯卡的韓國電影，究竟憑什麼贏？
《寄生蟲》所探討的主題，是全世界觀眾都能收穫共鳴的貧富差距問題。
在首爾的一間逼仄骯髒的半地下室裡，生活著一家四口。
弟弟偶然通過朋友獲得了一份家教工作。瞭解到家教家庭的富裕以及女主人的單純，一家人想方設法，陸續以教師、司機、管家的身份進入了這個家庭，並擠走了原來的司機和管家。
雖然擁有虛假身份所帶來的體面，然而那份不同階級之間的違和感卻始終存在。
那是一股讓有錢的夫婦感到刺鼻的貧窮的味道，它可能是地下室裡潮溼腐敗的黴味，又或者是人擠人的公共交通上擁擠油膩的汗味...
而費勁心思去掩蓋這些蛛絲馬跡的一家四口，則像是黑暗中見不得光的生物，一切努力都只是為了生存。
影片中兩個家庭擁有著截然相反的生活處境，他們更像是兩種符號，描繪著貧富兩種階級的不同心理
也描繪著可能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殘酷現實。
而正是由於主題的普適性，使得影片的思想內核，可以被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觀眾所接收，併產生共鳴。
奉俊昊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到，在我學習電影時曾經聽過一句話，使我印象深刻，那句話是‘最具個人性的就是最有創意的’，而這句話是Martin Scorsese 講的。
（Martin Scorsese，意大利裔美國導演、編劇、製片人、演員。）
可以說，以奉俊昊為代表的許多韓國電影人，都是在學習好萊塢電影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他們精確而熟練的掌握了好萊塢電影的模式，並且不斷思考如何與韓國本土文化相融合。
《寄生蟲》並不是第一部在此模式下成功的電影，相反，它是這種製作模式已經成熟之後所結下的豐碩果實。
用好萊塢類型片的敘事方式，描述在韓國本土發生的故事，表現具有世界普適性的主題，製作精緻，套路純熟，這是《寄生蟲》成功的原因，也是韓國電影成功的原因。
韓國電影發展至今，剛好一百年。而實際上，這一時間比中國和日本都要短暫。
在最初，韓國電影的發展也並不盡如人意，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韓影一舉翻身擁有了今日的輝煌呢？
韓國電影振興的前提是廢除了電影審查制度，並以電影分級制度取而代之。
該制度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全民可以觀看；12歲以上可以觀看；15歲以上可以觀看；18歲以上可以觀看；限制放映。
電影分級制度最大化的給予了創作者自由，也減輕了社會對於未成年人觀看不適內容的擔憂。
而事實上，當今韓國最成功、最受歡迎的三種類型片，正是曾經被電影審查制度禁止的政治、情色與暴力。
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像《生死諜變》、《惡人傳》、《隧道》、《燃燒》、《素媛》、《辯護人》等等引起超高社會關注度與討論的爆款韓影出現。
2011年上映的《熔爐》在韓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在強烈的民意背景下，韓國通過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稱“熔爐法”。
韓國電影帶給我們的印象也逐漸變成了“敢拍”，以及“改變社會的電影”。
為了保護本國電影，韓國實行了電影配額制，即強制規定電影院每年每個廳必須上滿146天的本土電影，全國電視臺也必須播放一定時數比例的國產電影。
1999年，韓國加入WTO世貿組織，這意味著韓國即將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這對本土電影產生了巨大威脅。
於是韓國電影人走上街頭，進行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很多男性影人甚至剃光頭，在漢城國廳、光華門等地靜坐抗議。林權澤、姜帝奎、金基德、李滄東等7位韓國知名導演都參與了這次“光頭行動”。
“光頭行動”
在巨大的壓力下，韓國最終決定繼續Screen Quota政策（維持原定比例），使韓國電影人信心倍增，這也成為了韓國電影發展的一大機遇。
林權澤（左）金基德（右）
在2006年3月，韓國再次嘗試削減國產電影的“銀幕配額制”，改為每年只放映73天，而這次，雖然同樣進行了類似的抗議遊行，然而最終國產電影的配額依舊被削減了。
當時的韓國總統盧武鉉公開表示：“當年我們實行配額制，是因為韓國電影還很脆弱，就像一個學步的孩子，需要大人的扶持。但是現在，孩子已經長大了，難道我們不該讓這個孩子獨立行走，而要永遠攙扶著他嗎？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孩子還不是非常強壯，所以政府也提出了很多輔助政策。”
韓國對電影的重視與扶持確實是有目共睹的。
對於進行獨立電影製作的導演，以及電影學院的學生，韓國有一項專門的輔助金，用以進行紀錄片、實驗短片以及藝術獨立電影的製作。
最高可申請4億韓元（摺合人民幣約270萬元）或製作費的30%，主要是為了增加年輕電影人成長學習的機會。
在韓國這片國土面積僅有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還會舉辦包括
釜山國際電影節、全州國際電影節、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等等諸多具有國際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優秀電影節。眾多國際電影節的舉辦無疑又為推動韓影的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
某種角度來講，一個市場的成熟與否，是它的觀眾造就的。
人口不到5200萬的韓國，全年觀影人次卻累計超過兩億，這意味著5000多萬韓國人，平均每人每年進了4次電影院，並且這一數據已連續維持了7年。
著名電影人Tony Rayns把韓國稱為“世界上最喜歡看電影的國家”。而用韓國人自己的話講就是，除了走不動路的老頭和吃奶的嬰兒，大家都為國產電影的票房做出了貢獻。
除了支持票房之外，觀眾對於電影的選擇也是決定市場的重要因素。
我們選擇觀看什麼樣的電影，將決定著未來電影市場的發展方向。
當我們為缺乏思想、缺乏誠意的爛片付費，
當我們僅僅為了流量偶像而走進電影院，
我們就是在將國產電影推向更水深火熱的艱難處境。
韓國電影剛剛迎來它的一百週年，已擁有了如此傲人的成績，新的篇章開啟，相信韓影將為觀眾帶來更多驚喜。
反觀中國的電影，這兩年我們也有優秀的作品誕生。
比如真實而富有力量，真正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的《我不是藥神》；
比如中國科幻的覺醒之作《流浪地球》；比如讓國人熱血沸騰的國漫《哪吒之魔童降世》
然而華語電影的水平仍舊良莠不齊，同時還有一些不錯的國產電影作品，被遺憾埋沒
而諸多缺少精神內核的“圈錢片”卻排片量驚人...
同時，面對國際市場，如何能讓不同語言的人讀懂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做到文化輸出，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華語電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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