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隨著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的爆發，疫病這一在歷史上時時顯現，甚至影響歷史進程的存在，也不時攪動著人們的心緒。2020的庚子新春，也與之前的數個庚子年一樣，染上了令人擔憂的底色。
對於已漸成中堅的90後與初登舞臺的00後而言，前一次的非典疫情，尚屬年幼之時所歷之事；雖有耳聞目睹，但彼時畢竟心智尚未成熟，並無能力站在臺前發出自己的聲音；對於非典時期的故事，恐怕也是追憶感懷多於親歷的危懼。時至今日，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引致了謠言與要聞齊飛的廣闊現象，觸手可及的信息與其間一時無從確證的真偽一道，在其中醞釀出群體性的焦慮情感。
其間，有湖北以外的晚輩對於長輩甚或父母“不聽勸阻，不戴口罩“的焦慮，也有朋友圈內部分群眾缺乏防護知識，而求助於”吸菸喝酒防新冠“的謠言的焦慮。各個年齡，各個階層，都無不浸泡於各自的焦慮甚至恐慌之中——雖則所慮之事各有不同，而各懷憂慮這一事實總是相類的。
在這紛亂之中，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流言和《叫魂》一書描述的群體性恐慌，常常被放在現實的情景之中加以審視。在本文中，筆者無意詳細分析此中的異同；但在這特殊時期的眾生相中，同輩之人年前於社交平臺上常常發出的“長輩不聽勸，不肯戴口罩“的感慨，也足以作為優秀的田野調查樣本，為我們展現出”網絡世代“觀念的一角，以及這一觀念向外對於不同年齡段的人的思想影響。畢竟，盲目將評價性的語句歸諸某一年齡段之人的行為並無實際效用，情緒化的表達也並不能夠對觀念的轉變產生實際助益。而對現狀背後重要因素的分析與溯源，才是對明晰實際情形的有力輔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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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話雖然在基礎教育階段已經被大家記憶得稔熟，但其內涵未必總能在實踐中被認識到。只要不將“經濟基礎”一句做過於狹窄的理解，正視經濟、文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歸於實踐之中，是總能夠看到點現實世界運動的軌跡的。 朋友圈內的代際差異——即“朋友圈內老少兩代在信息接觸、處理、反應上的重要區別”——也無出其右，在接下來的討論內，我們也將看到，經濟發展週期對創新的影響是如何經由商業市場而滲入到個人生活，進而對個人的觀念產生深重影響的。
“人生髮財靠康波”這句話，近來已經逐漸走出券商的研報，為在已經不再平穩如昔的經濟浪潮中浮沉的“改開”後一代人，提供著某種建議與警示。儘管此句話的提出者本人所做的預測並未按期實現，卻也無改此句話在新常態下被人們用於自我調適的頻繁度。
所謂“康波”，就是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即經濟波動的長週期，一般在40到60年。一個康波，就是GDP在40-60年內的一整個包括上升和下降的週期。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康波的上升和下降，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創新；這一理論也和經濟學內索洛增長模型做出的判斷相合。如果在人生的重要領域遇到了康波的增長週期，搭上了新一輪創新的積聚與發展階段，經濟狀況好一些，那麼人生相對就會容易一點；如果不幸遇到了康波的拐點，基礎創新帶來的紅利基本消耗殆盡，在經濟停滯或下行的階段內遇上了人生的重要抉擇，那麼可以騰挪機動的空間就小了很多。
人一生的重要抉擇大抵是集聚在一定時間內的，鑑於康波不是一個接著一個，而可能穿插出現的特性，一個人可以利用的康波上升週期大概是兩到三個；錯過了，自我實現的概率就降低很多。這就是在“歷史進程”的基礎上，“個人選擇”所起到的作用。
理解了創新對於康波的重要性，就能夠理解國家在包括“強基計劃”的諸多行動中，體現出的對基礎科學的重視程度；因為創新的大量增長，都是在基礎創新完成的基礎上逐漸達成的；增強對於基礎科學的重視與投入，就增大了創造新一個康波週期的可能性。由國家入手，尋覓新的經濟增長點，爭取開創新一波的週期，無疑是對民眾未來增添的一重長久保障。理解了創新、經濟增長與康波之間的關係，再回頭來看中央的一些政策佈局，就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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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可能有讀者會問了，“康波和朋友圈裡面的個人想法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裡就不得不討論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了。從全球來看，離我們比較近的康波有兩波；一波是第四波康波，始於二戰以後，其間代表性的創新是航空、航天、電腦等技術；另一波是第五波，在第四波尚未結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其間具有代表性創新的是互聯網技術的大規模運用。
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有一些熟悉之感？沒錯，支撐後一波康波的創新，正是當下年輕一代及其部分父輩所熟悉並賴以為生的創新。不同的創新形態，在影響到該時代的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同樣會影響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因素，經由人群的交遊、經由藝術創作者之手，在所處的時代內留下清晰的印記。若有喜歡“考古”的朋友，去尋一尋漫威的老漫畫，翻一翻舊有的科幻小說的插畫，就能看到工業科技為基礎的第四波康波塑造而成的獨特美學風格，尋找到那些基於工業機械美學的獨特元素。
同時，人都是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性的。人的行為與認知模式，均受到已有路徑的深刻影響。鑑於我國在改革開放後逐步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原因，第五波康波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的時間，實際上相較於全球的時點晚了十餘年。也就是說，認知過程受到電腦與網絡影響較深的那一批國民，剛好與“90後”的認知形成過程良好契合。因而，雖然70後、80後與90後都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逐步實現了對互聯網的接觸，但由於認知形成過程中路徑依賴的緣故，90後的思維相對而言就更加清晰地呈現出彼時互聯網時代的部分特徵：自由化、多元化、個人化。事實上，時至今日，互聯網在作為傳統媒體發聲渠道的延伸之外，還同樣成為了個人思想表達與聲音傳達的重要陣地，大大豐富了群眾的交流途徑。
回到本次疫情當中，在疫情發展的早期階段，鑑於時近春節的早期考慮，電視實際上並未成為信息傳遞的主要渠道。不論是相關信息的播送頻率上，還是單位時間傳達的信息量上，電視都很難與網絡終端相媲美。
可以印證這一元素的現象是，隨著電視逐步加強了對疫情的重視程度，提高了播送頻率，戴口罩和減少聚會的行為才逐步擴展到原先拒絕“戴口罩”的遠離疫區的老年人中。“戴不戴口罩，進不進行聚會”，儘管與“戴口罩”等行為的社會含義相關，但最終還是取決於個人對疫情危險性的判斷。若是信息來源僅限於電視、報紙，或者僅僅將電視報紙作為權威信息的來源，則誤判危險程度的概率就很高；如果接觸到互聯網上的諸多信息，但認知模式仍停留在舊時信息有限、發佈信息者皆權威的狀況下，則易於陷入誇大或者虛飾的謠言之中。
而對於在互聯網信息中形成了認知模式構造的人而言，熟悉了信息來源多樣化、信息量大、真偽並存的特點，並將其內化於認知模式的人，發現足夠信息，得到準確判斷的概率就更大。基於現實原因，這一群體中90後乃至00後的比率會高一些；在疫情發展的前期，對疫情嚴重程度的較高了解，就因而體現為“戴口罩”這一行為。故而，疫情前期年輕人“勸長輩戴口罩無效”之類的抱怨，就表述的多一些，在朋友圈等社交網絡上的表達也豐富一些。涓滴碎語彙成溪流，便成了我們所見的擔憂、焦慮情緒的集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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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是本文僅僅止於“90後在成長認知的過程中恰好契合了以互聯網創新為基礎的第五波康波，部分70後80後也對互聯網有所接觸；人生中不同的康波週期影響了對信道（即信息獲取與傳播途徑）的選擇，對信道的依賴影響了信息獲取與處理的能力”，那所得難免過於狹隘。信息的獲取固然和成長中的影響認知的歷史進程相關，也同樣和個人因歷史境況而抱有的態度相關。
對於1980年後生人，尤其是1990年後生人而言，隨著國家的經濟逐步走上正軌，其所能夠享受到的資源日漸豐足，但與之相伴的，是集體生活話語在生命中的逐漸消減，與市場競爭的逐步激烈；特別是對90後而言，在成長的過程中，相較於集體主義話語居於優位的父輩們，他們往往更熟悉個人主義的競爭化的語詞——從教育階段的“分數競爭”，到就業之後的“市場競爭”。競爭越激烈，個人越孤獨，便往往願意尋求個人的表達，經由相異觀點中覓得的合唱，在共同體中尋求自我存在的慰藉。從“自由或共同體”到“自由與共同體”的轉變，即是如此。
對於90後及00後而言，“集體主義”之觀念並不總是缺位，但其形成過程與其父輩則迥然不同——其父輩在集體主義的思潮下長大，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步構建了與集體分離的“自我”的存在；90後的集體主義，則往往是在個人主義形成之後，基於對國家、對民族的自豪感，經由個人選擇而產生的。
儘管不同年齡段的人最終都實現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平衡，面臨的實際境況則無時無刻不影響著個人在不同主義之間宣示何者的決定。隨著“享受過計劃經濟的保障，又擁有了自主選擇的自由”時代的逝去，90後既已身處於一個包含著矛盾的境況中——市場經濟下以個人主義為本位產生的競爭關係，令人傾向於在無意識間放大自我個體的存在；而激烈的競爭與未來的憂慮催生的孤獨，也令人傾向於尋找共同發聲的“共同體”。
基於信息梳理習慣和共同知識的代際群體，無疑是最具符號化，也最易辨識的共同身份之一。互聯網為主的信道依賴、對疫情的焦慮、無意識間對自我存在的宣示和對共同體的尋求，和對家人的擔憂一道，構成了彙集為一的“長輩不聽勸，不肯戴口罩”的迴響。
當然，網絡空間的表達並非完全反映現實，焦慮的迴響也終究不能代表全體青年在疫情前的意見表態和生活經歷。隨著疫情相關消息科普的進展，電視、報紙等媒體宣傳頻率的提高，朋友圈相關消息的接力提醒，重視防護的思維已逐漸鋪開，戴口罩的意識也逐漸普遍，“長輩不肯戴口罩”的焦慮發言也隨之不見。
網絡時代的熱點來來往往，一時喧嚷過後的忘卻無痕也並不鮮見。儘管朋友圈裡面的焦慮思潮終將隨風而逝，關於肺炎疫情的記憶卻將隨之銘刻入中華兒女的心中。“前事易忘，流光迅往”，除了為湖北同胞與各地醫護人員們加油努力的情感外，在微痕之間尋覓事件的源蹤，也同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與銘記這一風波。“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疫情當前，不論生於何年，身處何地，不同的人們，都懷著同樣的祈願，跨越了一年的結末。面對新世情的90後、00後，關於如何平衡集體主義價值與個人主義價值之間的關係，已經逐步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面對未來，出生於各個不同時段的群體，達致魯迅先生在《這也是生活》中所言的“我存在著，我在生活……”和“無數的人們，都和我相關”這兩種不同態度的平衡，仍然有待我們的實踐。
前路未已，整裝再行；時艱當渡，來日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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