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讓我感受到愛


我每天都被感動包圍著,這些細小的平凡,讓我感受到愛。


——題記


一、序子


農曆庚子春節,註定是一個讓人刻骨銘心的春節。不管歷史能走多遠,這個春節都終將永遠鐫刻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之一。


己亥年臘月,荊楚之地,一場人類識所未識的瘟疫全面暴發,人們從最初的猶疑、未知、惶恐、焦慮,到後來的無助、感動、憤怒、無奈,各種情緒交織著。一夜之間,新冠肺炎讓人類被迫就地止步。


國人過了一個刻骨銘心的春節,本該團圓,本該祥和,可是終究不祥。


農城楊凌。瘟疫之下,無處可藏,人人都很恐慌,誰也不知道誰是感染者,誰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一夜之間,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讓我們人人自危。


楊凌宛若空城。


守----讓我感受到愛


大年初五下午,我下班回來。站在停滿了車的路邊,四周死寂,沒有車輛,沒有行人,鳥兒也不知所蹤。只有紅綠燈盡職的變幻著,人行道上行人通行的電子提示音聽來格外荒涼和寂寞。我站在等待通行處,儘管一個人一輛車也沒有,可我還是聽著那個毫無感情色彩的電子音等待著,等著對面的綠燈亮起。這時候,我第一次感到恐懼緊緊地攫住了我。人們都說人心叵測,可沒有人的時候更叵測,更恐懼,更害怕。一時間,悲從心起。


守----讓我感受到愛


座標:楊凌西入口。


楊凌是一座農耕歷史之城,特殊的歷史地位和現在重要的時代使命,讓這個僅僅有著135平方公里的小城有著兩個高速出口,東西兩個口是高速進入小城的入口,西入口理所當然的成為進入楊凌的西大門,曾經是增加了便利的出口,如今成了病毒的潛在入口。


守----讓我感受到愛


人群:一個臨時組織


在這裡,從大年初四開始,兩級政府的相關部門,抽調人員在這裡組成了一個臨時組織,一起負責這個卡口的車輛和人員排查。他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凡是從高速口出來的車輛,必須要經過人車排查、詢問、測量體溫,詢問是否經過疫區或曾經去過疫區、來楊凌幹什麼等等。簡單、枯燥卻使命重大,因為隨著疫情感染人數的增加,防輸入成為各地拉起的警戒線,所以,責任重大。


我就是在這裡見到丁蕾的,一位交通警察,我的採訪對象。


接到這個選題,按約定要給採訪對象打電話事先聯繫一下。電話打給丁蕾的時候,她清亮的嗓音裡透著疲憊,我注意到,她每說一句話都要咳一聲,清清嗓子,因此儘管只是幾分鐘的預先聯繫,那一句一頓的咳卻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用猜都知道,這幾天一定是每天堅守在高速路口,不停的說話、講解、勸阻,造成嗓子不適。雖然如此,可她的語氣裡卻依然透著樂觀。“我們每天三班倒,我上的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的班,一天下來要勸返一千多輛車、兩三千人”,這麼龐大的數字,可丁蕾說來更像是說別人的事。


這次通話是在大年初八,也是疫情防守最為緊要的時候,所以這次通話沒有持續幾分鐘。後來,我數次聯繫她,她都是話說了一半說是回頭打給我,就再也沒打過來,個別的晚上,微信告訴我要照顧兒子,等睡了聯繫我,也依然再無下文。偶爾翻看她的朋友圈,也是激勵人心的正能量,哪裡的村民給崗點送來了熱乎乎的燴麵片,哪裡的群眾新烙了餅冒著寒冷給送過來。


守----讓我感受到愛

守----讓我感受到愛


直到正月十九,我才在西入口見到她。一路上陽光正好,我驅車沿著西寶中線向西駛去,沿途的村莊、房舍以及商肆,靜靜地矗立在溫和的陽光下,立春已過,空氣中卻透著無以言說的冷寂和悲涼,偶見行人,也是各個村設在村口的檢查人員,戴著口罩和紅袖標,坐在桌子後面,袖著手,眼神裡透著空茫和悲傷。這個春天,真是一個哀傷的春天。


車停下來,打開車門,一股濃郁的84消毒水的味道撲面而來,地面溼漉漉的,看來是剛消殺過。遠遠地,我看見一群人戴著口罩和帽子,在晴光瀲灩的高速西口和一群人說著什麼,我在濃郁的消毒水裡走向那群人,我已無法分辨出全副武裝之下,哪一個是我要找的人。


丁蕾發現了我,呼喊著我的名字走過來。口罩下,一雙秀麗的眼裡透著疲憊。


我講的故事要開始了。


二、請纓


作為一名有著21年從警經驗的“老”交警,丁蕾本來不會出現在這裡。


大年初四,示範區交巡警支隊召開緊急安排部署大會,要求全員上班,立足各自崗位抗擊疫情,那個時候,對於新區大隊違法處理大廳負責人的丁蕾來說,示範區交巡警支隊一樓是她應該去的崗位。下午大隊工作會議結束後,丁蕾感覺事態有些嚴峻,想著一樓大廳過年期間任務不多,請求能夠去一線支援。大隊長李亞峰考慮到女警執勤有諸多不便,明確拒絕。違法大廳本來人手就不多,過年期間值守,或許網上辦事的群眾還會不少,留在大廳也是幹好本職。初四下午,丁蕾看到大隊工作群裡從年三十一直執勤到初四的一線民警口罩缺乏、在崗時間長,就和大廳裡的同事商量,看有沒有人願意一起去一線替換那些已經堅守了幾天的同事。讓她吃驚的是,這些平常看上去柔弱的女同志竟然無一反對,紛紛要求前去支援,甚至大廳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同志也要求去一線。丁蕾告訴我,正是大家不謀而合的想法和整齊勁兒給了她巨大的信心。這一次,她再次向李亞峰申請,發出去的信息根本就沒人回。初五下午,丁蕾實在忍不住了,步行到單位,去找大隊長李亞峰,表達了全體違法處理大廳警察的集體請願,這一次,組織同意了。我問丁蕾,你是怎麼說服領導同意的?她說,我就說一線警力明顯不足,還有個別人在工作群裡因為疲憊有些負面情緒,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女同志也能和男同志一樣衝鋒上陣,這樣對男同志也是個鼓舞。


第三天,也就是初六,除了那兩位年紀稍長的老同志繼續留在大廳值守和一位因案接觸疑似患者的警察之外,新區違法處理大廳的七位同志一律被分配至各個崗點,“如願以償”的衝在了第一線。這其中,有五名女同志,三個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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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八點到崗,下午四點換班,從大年初六一直到正月十四,每天八個小時,丁蕾就和其他兩級政府抽調的工作人員一道,守在高速西口。疫情初期,大家對疫情的重視程度不夠,管控程度也不是太嚴格,每天從高速楊凌西口下來的車輛至少有一千三百餘輛,八小時站下來,不僅腿是腫的,腰也受不了,連嗓子都是啞的。不停地詢問、查驗證件、車輛消毒,一天下來,回到家裡簡單的消個毒便倒頭就睡,甚至連老公回來是白天還是黑夜都弄不清。如果只是這些例行檢查也沒什麼,可在疫情之下,個別情況總讓人想起來就後怕。丁蕾給我說,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一輛天水牌照的車在例行檢查時,明確告訴工作人員,他們一家三口從天水趕回楊凌看病,因為是楊凌戶籍,孩子咳嗽,當地醫院由於醫療條件限制,不接受外地患者,所以他們趕緊開車趕了回來。在給村委會打電話核實情況後,丁蕾她們趕緊給120急救中心打電話,讓急救車把一家三口送到了醫院。而2月3日確診的楊凌首例冠狀肺炎患者,也曾於三天前曾兩次從西口上高速往返絳帳參加弔唁……這些事後想起來狀況百出的例子,每天都在發生。我問丁蕾,怕不怕?她回答我,當時也不知道那個人後來確診,想著都是正常檢查,也做好了防護,不害怕。


這種一天上夠八小時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正月十四,丁蕾的執勤時間才調整成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比之前少兩個小時。因為這段時間,隨著疫情的不斷擴大化,示範區的查控指導方案也在不斷完善和升級,每天過往車輛都在遞減,昨天,也就是正月十八總共檢查了四五百輛,要麼是楊凌本地車輛,司乘人員持有楊凌身份證,體溫正常,人車消毒後就可離開;遇到外地人員和車輛一般會勸返,來辦事的特殊處理,前提就是拒絕將一切病毒隔離在楊凌之外。昨天下午,下班後的丁蕾回到家看到抖音上有教做韭菜盒子的視頻,就分別用發麵和燙麵給孩子們做了韭菜盒子,也是今年春節她給孩子們做的第一頓飯。孩子們告訴她,燙麵的好吃。那一刻,臨近正午的陽光照在這個性情活潑的女警身上,透著格外靚麗的光芒,“這是我第一次做,你看,還不錯吧?”丁蕾給我翻看著手機裡拍攝的韭菜盒子的照片,眼角的紅血絲透著柔軟,也透著驕傲和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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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別寫我了,我覺得我們大廳那些女警更辛苦”,這是短短的幾個小時採訪,丁蕾說的最多的一句話。這個陽光純真的女交警,骨子裡有著水晶般的透明。那些讓她感動的同事、親人、鄰里,還有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都是她口中讓她歡喜的來由。每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的內心就像今天站在這初煦的陽光裡一樣,溫暖,貼合,春風正好。


剛開始執勤的時候,由於西出口沒有衛生間,男同志還好辦,女同志就很不方便。為了減少上廁所的頻率,丁蕾和她的同事們儘量少喝水,或者儘量不喝水,特別是從區政協抽調上來的一位老同志,為了不上廁所,從早上上崗到下午下班,一口水都不喝,就怕執勤的時候有疏漏。還有一些女同事,到了每月的特殊期,站在刺骨的寒風中堅守著,雖然很痛苦,也依然沒有抱怨。後來細心的崗點負責人發現了這一情況,及時協調了旁邊的高速管理所,經過溝通,在測完體溫之後,准許她們進入到辦公大樓上廁所。丁蕾還有一位違法處理大廳的同事,今年47歲,由於愛人不在家,自己不會開車,腰椎也不好,每天堅持步行從田園居小區到高速東口執勤。愛人在外地,家裡的孩子讓自己照顧自己,父母則已經八十多歲,靠每天打電話瞭解情況。就是這樣,從上崗到現在一次都沒有缺席過……說起這些身邊的典型,丁蕾說,看看我的同事,我還有什麼可值得接受採訪的?


三、感動


算起來,從正月初六上崗到現在,丁蕾已經在高速西出口堅守了整整兩週。兩週下來,除了正常的上崗執勤,她在前幾天又接手了一件新的業餘“任務”。


正月十四那天,她剛調整成下午兩點下班,還在回家路上,就接到了樓上鄰居的電話。這位大學老師在電話裡告訴丁蕾,他目前住在別的小區,由於各小區採取人員隔離,他出不來,沒有辦法照顧獨居的93歲老父親。前幾天他過來給買了蔬菜,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麼樣,拜託丁蕾過去看看,他家樓上的鑰匙隨後委託住在本小區的一位同事帶回來。丁蕾接到電話後趕緊下樓去敲門,老人由於年歲偏大,加之耳背,把旁邊鄰居都敲出來了,老人也沒有開門。丁蕾只好繼續使勁敲,大概是門的不斷晃動,提醒了正在門後經過的老人,老人打開了家門。說了半天也聽不見,丁蕾只好找來筆寫下“叔叔:我在11樓西戶住,我是警察,您有需要幫助的就來找我”,老人用紙筆告訴丁蕾,家裡什麼都有。丁蕾不放心,還是到廚房檢查了一下,看到案板上有蔬菜和掛麵,才安心離去,並電話告知老人的兒子。從那天開始,丁蕾每天下班之後都會準時出現在老人家裡,以便隨時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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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蕾和愛人都是警察,遇到任務,雙警家庭就得克服一般家庭難以想象的生活困難。丁蕾和愛人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兒,今年15歲,小的是個兒子,不到三歲,在別人眼裡湊成一個“好”字的幸福家庭,在這次疫情戰打響之後,一對“好”送到哪裡卻成了執勤工作最大的難。


一開始,丁蕾把兒子送到了公婆那裡。公公婆婆今年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公公還是所在小區的業委會主任,一位很熱心的老人,現在還堅持每天在小區門口幫助排查車輛和值守防控工作。疫情初期排查的時候,公公去排查了一戶從外省回來的住戶,考慮到安全,丁蕾就沒再把兒子送到公婆那裡,而是讓女兒在家照顧了弟弟兩天。可是這個不到三歲的小男孩把家裡搞得天翻地覆,一回到家,女兒噘著嘴給丁蕾告狀,表示實在是沒法再照看弟弟。


而丁蕾的父母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自駕車去了雲南,那時候疫情還不是很嚴重,很多人還沒有居家意識,丁蕾說,就像我們勸孩子穿秋褲一樣,她怎麼都勸不住二位老人,結果到了初四,當她打電話告訴父母將要去執勤的消息,她七十歲的父親連夜開車趕回了楊凌,要給她照顧孩子。照顧孩子當然成了空話,父母一回到楊凌就居家隔離了,目前還在隔離期,丁蕾自然又多了一件事:隔三差五的買了菜給父母隔著小區護欄遞進去。


丁蕾說,正是特殊期間,同事們表現出來的勇敢和責任、親人給予的理解和關愛讓她才有了克服困難的勇氣,才有了堅守一方的底氣。而那些來自陌生人的溫暖則更讓她終生難忘,她之所以再辛苦也能忍受,就是來自那無時無刻不在的感動。


疫情發生以後,那些年前就囤了貨準備售賣的生意人損失巨大是能夠想象得到的。這其中有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闆,自己在損失了七八十萬的情況下,還打電話聯繫到她,給她所在的西出口送來了烙餅、辣椒炒雞蛋和蔬菜湯,當看到政府工作人員和警察如此辛苦的值守時,這位大姐邊遞飯邊淚流滿面。當第二次要來送飯時,考慮到疫情風險,丁蕾婉拒了,“自己的損失還在那裡,卻還想著別人,這位大姐真的讓人很感動”。在被拒絕後,這位大姐又自發給所在小區的執勤人員做了飯送過去。而在他們執勤的所在地揉谷鄉,一位群眾先後自發送來了燴麵片和炒細面。還有一些群眾,自發送來油餅、滷雞蛋、滷豆乾,還有一些人悄悄地放下方便麵等物資開車就走,追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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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天下了班,經過小區門口時,物業一位女工作人員總是見了她要問候兩句,或者叮囑兩句,剛開始丁蕾還以為是無意為之,後來才發現,每次見到她,這位工作人員都會站起來問幾句。還有她的鄰居們,知道他們兩口子都是警察,紛紛要給他們幫忙帶孩子……


說到這些,丁蕾告訴我,我是個警察,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可是大家給予我的太多了。


結束採訪的時候,丁蕾送我到車前,默默地掏出一個N95口罩,說“你戴上這個吧,這個安全一些”,口罩下,眼神裡是遮不住的柔情。


四、保密


井延斌是示範區公安局網絡安全保衛支隊的支隊長,僅僅是看這個單位的名稱,就知道意義重大。當我對著一身深藍警服、佩戴口罩的井延斌說明來意時,他抱歉的笑了笑,可能你的採訪要白跑了,我們這個單位涉密,我什麼都不能告訴你。但是有一點可以說,我們這些幕後的工作人員肩負的是保衛網絡主權的任務。瞬間,我的心提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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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一個什麼也不能說的採訪對象,可以說,我的採訪基本從一開始就註定是空跑,對於他的工作,我只能在這裡標註上“此處省去五千字”。


那就說說之前你的工作吧。井延斌脫下帽子,跟我聊起了他的職業。


井延斌的警察職業生涯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泡在刑警隊和基層派出所,楊陵公安分局的基層所隊基本上都去工作過。不同的是,這二十多年裡,從刑警隊、五泉所到揉谷所,隨著所處單位名稱的變化,井延斌這個基層民警的身份也從副所長到所長、教導員。直到2019年6月,井延斌這才從基層派出所被抽調進了掃黑辦,周內查案子、做材料,週末做報告,國慶節前,調入網安支隊。我問他,都是警察,基層所的工作和網安工作的區別大嗎?他說,“不能在一線衝鋒了,其實挺失落的,我幹了二十多年基層民警,天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習慣了面對面的工作。可現在,因為工作性質完全是幕後工作,就連在局裡下發的工作安排裡,也都是出現在等等那裡,做了什麼也不能說,感覺好像沒幹啥,其實非常忙碌,壓力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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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疫情,其實從媒體的報道也能看到井延斌他們所做的工作。他說大災必出大謠,疫情形勢最緊張的時候,也是各種網上言論最多的時候,但這次疫情危機中的謠言反映到輿論上卻極不正常。謠言和攻擊一開始直指武漢和湖北,然後慢慢地開始擴大。由於疫情的公佈需要相關程序,很多人為了吸引注意、刷存在感,就會把各種看到的聽到的當成自我認知內容發出來,這就給網安支隊造成了很大的工作量。甄辯不實信息、分類處理等等就成了他們的日常工作,有輿情的地方就是井延斌工作的時候。


我問井延斌,最近休過假嗎?他說他從2019年5月起就沒休過假了,各種階段性工作接二連三。剛調到網安支隊的時候,掃黑除惡辦公室那邊的工作還沒結束,七十年國慶和農高會安保、掃黑除惡回頭看又接踵而來,等忙完那邊就擔上元月份了。剛熟悉了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戰又打響了。所以就沒有閒的時候。


說起妻子,井延斌說,他支持妻子去一線崗位工作,這個特殊的時候,他不能去一線值守,妻子去了,也是代他盡一份力,就是組織給排了夜班,也要服從,要麼就不去,去了就把該乾的工作幹好。


說到孩子,井延斌眼裡閃著父親特有的光芒。女兒今年高一,兒子不到三歲,最近每天的任務就是上班前趕時間把孩子送到老人那裡,下班再接回來,兒子很淘氣,但是很可愛。說到這裡,井延斌戴著口罩的臉龐異常生動,眼神裡的笑意讓人感受到此刻他的幸福。


雖然沒有采訪到我想要知道的內容,或許,這次的採訪並不完整,可是,人生或許就是如此,不完整或者不完美才是常態。


走在陽光下,我不再恐懼。因為我的前方有他們。


五、尾聲


丁蕾和井延斌是夫妻。


我的故事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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