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滿族起於遼東的白山黑水之間，雖經歷了“成化犁庭”的重創，然在百年之間崛起，趁明季衰頹，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可謂是一個奇蹟。
而滿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除了入關時機得當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還與其獨特的社會風貌和民族習俗有關，這些風貌及習俗主要體現在經濟、階級關係、軍事、政治等層面。
如果我們從這四個角度出發去探究滿族的民族基因，那麼就能發現滿族能取得天下絕非偶然。
一、滿族的經濟在明朝中後期得到長足發展，有了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基礎
受其生存環境的影響，滿族是一個漁獵民族，採集和狩獵是滿族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載到，當時滿族的主要土特產品有明珠、人參以及黑狐、虎、豹、水獺等動物的皮製品，滿族人經常用這些特產嚮明朝和朝鮮換取生活用品。
而明政府為了方便與滿族人進行貿易，每年都會給滿族貴族總計五百道敕書作為交易憑證，所以大宗的貿易掌握在滿洲貴族的手中，這就為他們擴充武備提供了經濟來源。
同時，明末時，滿族當中也出現了專門的商人往來於明朝和朝鮮之間進行貿易，他們被稱之為“商胡”。
在努爾哈赤時期，滿族的手工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史載：“銀、鐵、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鐵匠極巧。”
從上面的記載來看，滿族的冶鐵業是其民族的支柱產業，因為不僅在經濟生產上需要大量的鐵製農具，而且伴隨著入關戰爭的需要，鐵製兵器的需求量尤為龐大。
所以努爾哈赤十分重視冶鐵業，對鐵匠的待遇也是十分的優渥。
在農業方面，滿族也有了長足發展，這是隨著冶鐵業發展的結果。
如在萬曆四十七年，朝鮮一個使臣路過滿族的一個部落時，這樣描述他所見的景象：“土地肥饒，禾穀甚茂，旱田諸種，無不有之。”從這些話中就可以看出，滿族的農業生產的技術已與當時的農業民族無異。
在紡織業方面，滿族的發展則是比較落後，他們的布料產品大多仰賴於明朝和朝鮮的供給，史籍記載：“女工所織，只有麻布，織錦，刺繡則唐人為也。”
二、階級的分化使得滿族人極具凝聚力和戰鬥力
滿族社會長期處於奴隸制社會，除了森林和荒地是屬於公共所有之外，土地、牲畜、生產工具等都是由奴隸主所有，並役使著奴隸為其勞動生產。
當時的滿族社會主要劃分為奴隸主、自由民、奴隸三類人。
奴隸主階級主要是貝勒、功臣、額真還有其他勢力歸附的將領等。
貝勒在漢語裡面就是王的意思。
他們便是大汗的親屬，其中的八固山貝勒便是八旗旗主，掌握著最高的權力，他們與大汗共商國是，在戰爭中搶到的財富便由這八家平分。
功臣則是努爾哈赤創業初期與其南征北戰的將領，比如費英東、何和裡等便是努爾哈赤手下的大將，努爾哈赤根據他們各自的功勳，賜予他們土地財富與人口。
額真便是各級的長官，同樣依據功績得到大汗的賞賜，同時歸降的將領比如明朝的洪承疇，也會根據不同的級別和功績得到賞賜。
奴隸主階級不參與生產，他們通常佔有大量的資源，並通過對自由民和奴隸的剝削以及發動對外戰爭為生。
自由民是貴族的部屬、臣下。
戰時跟隨八旗軍協同作戰，平時則要承擔耕種，製鹽，運送物資的勞役。
但他們可以有自己的奴隸和農莊，並且在作戰時可以得到賞賜，待遇的不同，於是就出現了階級的分化。
有的人可以上升為奴隸主，有的便只能淪為奴隸。自由人為了成為奴隸主會奮勇殺敵，以求賞賜。
而奴隸主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與滿族統治者綁在一起，這就在滿族內部形成了一股強大凝聚力。
這些凝聚力最後演變為了強大的戰鬥力，這也是“女真滿萬，則不可敵”的說法來源之一。
在滿族中擔任生產任務最為繁重的便是奴隸。
奴隸的來源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戰爭中的俘虜，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部落百姓只要被俘，都被賞賜給貴族和平民作為奴隸。
如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攻破了撫順後“將所得人畜三十萬散給眾軍。”
奴隸的第二個來源便是上一代奴隸的子女，他們的後代也是奴隸，第三個來源便是自由民因犯罪，或欠債淪為了奴隸。
奴隸的地位低下，毫無人生自由，也沒有自己的土地、生產工具。
他們可以被主人隨意打罵，殺害，甚至當成商品贈送或出售。
那些企圖逃跑的奴隸會被殘殺，直這項制度到康、雍、乾時期才被廢除。
三、八旗制度的創立使得滿族鐵騎不可敵
滿族人在明末入關戰爭中一直以驍勇善戰而聞名，其八旗兵更是令漢族士兵聞風喪膽。
八旗制度最早由努爾哈赤建立，它是一種軍民合一的特殊組織，它既統領軍隊，也統治民眾，既是軍事組織，也是行政組織。
但八旗制度並非自努爾哈赤時期才有，它的雛形源於女真部落的狩獵生產組織。
據《滿洲實錄》記載，當滿族人進行狩獵活動時，每十個人便選出一位牛錄額真作為首領，牛錄是大箭的意思。
努爾哈赤
後來隨著滿洲人口的繁衍，牛錄額真所統領的人口也逐漸增多，這也使得牛錄額真也從習俗演變為了官職。
在努爾哈赤統一各女真部落後，在牛錄之上又有打造了固山的建制。固山，便是旗的意思。
努爾哈赤最早建立了黃、白、紅、藍四旗。
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赤統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於是在原來四旗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總共便是八旗。
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就有記載八旗軍的編制：“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額真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真左右設兩梅勒額真。”
以此推算，每一個固山，也就是一旗擁有部眾七千五百人，總計是六萬。
努爾哈赤為八旗最高首領，八旗軍便是努爾哈赤進行入關作戰的主要軍事力量。
這種八旗制度適應了滿族部落的社會實際情況。
如編入八旗的人口便是旗人，在戰爭中搶掠的土地、人口、財富都由八旗平分。
各級軍事長官在和平時代承擔管理民眾的職責，民眾則出則作戰，備則生產。
努爾哈赤的八旗制度將先前鬆散分裂的各女真部落聯結在了一起，既保證了物資生產的供應，還為作戰提供了軍事基礎。
八旗制度
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滿族人征服的地區和人口越來越多，其在崇禎八年增設了蒙古八旗，在崇禎十五年增設了漢軍八旗。
這樣，八旗制度中一共有二十四旗，但習慣上仍將他們稱之為八旗。
四、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政體保證滿族權力的平穩過渡
隨著努爾哈赤對滿洲的統一和對外戰爭的節節勝利，他享有的土地財富也越來越多，他的親屬的權力也日益膨脹，並且對他的地位產生了威脅。
最先對努爾哈赤地位造成威脅的，便是他的弟弟舒爾哈齊。
舒爾哈齊英勇善戰，從徵有功，努爾哈赤曾賞賜他“達爾漢巴圖魯”的稱號，意為勇士。
可他的野心不小，曾在朝鮮的使臣面前口出狂言“日後你僉使若有送禮，則不可高下於我兄弟。”
這句話表明了他想和努爾哈赤平起平坐的野心。
強勢的努爾哈赤肯定不容許有人挑戰他的地位。
於是在萬曆三十五年，努爾哈赤以舒爾哈齊作戰不利剝奪了他的兵權。
在萬曆三十七年又剝奪了舒爾哈齊的財產和奴僕，萬曆三十九年舒爾哈齊不明不白地死去。
同時，不僅是努爾哈赤的兄弟，他的兒子也覬覦著大汗的寶座。
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作戰有功，努爾哈赤有意讓他接替自己，於是便讓褚英統領國政。
但褚英太過急切地想要獲得汗位，於是執政之後大力削奪四大貝勒和其他大臣的權力，意圖架空努爾哈赤。
於是四個貝勒聯合五位大臣將褚英的罪狀上告努爾哈赤，努爾哈赤在權衡利弊後決定處死褚英。
可褚英一死，汗位爭奪的鬥爭卻愈加地劇烈。
代善
努爾哈赤有意讓戰功最高的代善接替汗位，可代善與大福晉有著不清不楚的關係，這讓努爾哈赤難以容忍，最後疏遠了代善。
兩次選儲失敗的教訓讓努爾哈赤意識到如果不妥善處理後事，那麼在自己死後的滿族內部很可能因自相殘殺而導致分裂，他一生的努力將付之東流。
於是，他痛定思痛，決定政治改革，開創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制。
這一體制，將原先的最高權力出自大汗，改為出自八和碩貝勒組成的貴族會議，這種制度的實行與前文所說的八旗制度密切相關。
因為八旗中的每一旗便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集團，八旗的旗主是本旗最高的財富擁有者和軍事統帥。
由於除了努爾哈赤以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旗主有能力和威望來統治其他七旗。
努爾哈赤採取這種折中的方式，賦予八旗旗主與其本旗實力相匹配的權力，組成共議國政的制度主體，以此來維護家族對以國家的統治。
共議國政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八位貝勒共議軍國大事。
努爾哈赤認為“一人縱有知識，終不及眾人之謀”所以將決策權分給了八位貝勒。
這樣新汗必須得到至少其他四位貝勒的同意才能下達政令，限制了新汗的獨斷專行。
二、便是努爾哈赤最操心的問題，那便是新汗的推舉。
努爾哈赤強調，在他死後必須由八和碩貝勒共同推舉出一位新汗，這位新汗的地位也並非不可改變“若不能受諫，所行非善，更擇善者立焉。”
三、是禁私議，杜奸謀。
為防止新汗拉攏部分貝勒，努爾哈赤禁止新汗和八和碩貝勒之間私下交往，凡事必須通過會議商量。
努爾哈赤的這一改革主要是
為了平衡貝勒之間不均衡的權力，並且希望能夠平穩地選出合適的接班人。
皇太極
於是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皇太極接任大汗之位，發動入關戰爭，利用吳三桂長驅直入，最終擊敗了李自成、張獻忠和南明朝廷獲得了天下。
但努爾哈赤的這一八和碩貝勒議政制度只是一個暫時的舉措，不久後便失去了的作用。
結語
大力發展的商業和奴隸制下的農業為滿族人提供了經濟基礎，冶鐵業和八旗制度為滿族人提供了物質基礎，八和碩議政則確保了權力的平穩過渡，並凝聚了最大的向心力。
通過對滿族入關前社會各方面的一覽，就能得知滿族能入主中原奠定近三百年的基業絕非偶然，而是與其自身的不斷髮展革新有著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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