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是電影《鋼琴家》裡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中滿眼的瓦礫廢墟。
羅曼·波蘭斯基的《鋼琴家》，讓我們記住了由艾德里安·布隆迪扮演的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曼，還讓我們記住了那個因音樂結緣斯皮曼並默默保護著鋼琴家的德國軍官。
根據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曼的自傳體小說改編的電影《鋼琴家》，因為揉進了導演波蘭斯基有家不得回、近鄉情更怯的家國情懷，他影像裡的華沙，有一種慢慢被撕裂、被撕毀的疼痛。
從波蘭回來以後，再看一遍《鋼琴家》，去揣度波蘭斯基改編瓦拉迪斯羅·斯皮曼原著時的構思，有著同樣喪失之苦的波蘭斯基，完全可以像處理《苦月亮》那般走進鋼琴家的內心世界，一個人的疼痛雖微小卻更容易打動人，不是嗎？可是，波蘭斯基卻捨棄所長將更多的鏡頭給了一點一點化為齏粉的華沙。有過在重建後的華沙行走的經驗後再來看這部電影，看到的是波蘭斯基把華沙當了情人，眼看著華沙的萬種風情被一點一點剝蝕掉，他要將美好被撕碎的悲劇慢慢展示給他的影迷看！ 而電影中的德國軍官，與波蘭斯基雖在兩個時空，藝術感知同樣高級的人有著同樣的天然責任感，就是無法容忍美好的事物在自己面前被撕毀。無法容忍華沙被迅速損毀，德國軍官將憐惜之情投射給了從廢墟中若隱若現傳過來的鋼琴聲，繼而是彈鋼琴的那個人。
《鋼琴家》的導演波蘭斯基
據說，保護著斯皮曼先生不被納粹蹂躪的德國軍官，後來成了俄國人的俘虜，並客死在蘇聯的俘虜營裡。這個結局，讓《鋼琴家》的影迷猶豫不決：該給保護過斯皮曼先生的德國軍官什麼的態度？在我看來，給保護過斯皮曼先生的德國軍官什麼態度，毋須置疑，倒是電影中將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解說得頭頭是道的那一個，卻殺人不眨眼，這樣的互為關照，叫人起疑：音樂能讓人高尚起來嗎？
成為古典音樂的樂迷以後，享受著望不到邊際的音樂快樂時，“音樂能讓人高尚起來嗎”這個詰問，時不時會闖入腦際。以為在《鋼琴家》的家鄉能找到答案，所以，華沙一直是想去的地方。
上一次動議，是在布拉格，可被告知，去華沙不易，一路顛簸。這10年波蘭也發展神速，從克拉科夫出發到進華沙，雖不是高速，倒也平坦。
華沙
華沙
這就是華沙，1944年因為全城起義而惹怒了希特勒，招致毀滅全城的惡意報復，2萬波蘭軍人，20萬華沙市民，死於漫無目的的狂轟濫炸，從華沙人手裡再次搶下城市的德國人，將波蘭人全都趕出華沙，不由人不產生質疑：彈得一手意境深遠的貝多芬奏鳴曲的德國軍人，怎麼能如此心狠手辣？
西格弗裡德·倫茨的小說《德語課》裡有答案。盡職，可以是西吉父親、那個德國小警察不問正義與否的盲從，也可以是侵佔了他國領土在貝多芬的音樂聲裡殺人越貨的德國軍官。那時，他們為了“盡職”已經魂飛魄散，縱然史上所有德奧音樂家來保佑德國，匍匐在納粹腳下的德國，都是令人髮指的。
越是黑暗，越讓這個傳說溫暖如春：華沙大學的學生聽說納粹就要轟炸華沙，只爭朝夕地奔走在華沙街頭，用勘測數據和手繪建築樣貌的辦法，儘可能完整地保留下了一座紙上的華沙。
華沙大學
曾經有人斷言，既然90%的華沙城預備納粹轟炸成斷垣殘壁，沒有100年重建華沙只能是紙上談兵。可就是因為華沙大學那些可愛、可敬的大學生在納粹侵入之前紙上談兵了一回，紙上的華沙很快就被複制在昔日華沙的遺址上。今天我們流連忘返在華沙的街頭，看一眼保留著肖邦心臟的聖十字大教堂，再去不遠處居里夫人的故居膜拜一下這位科學巨人，回到老城區的廣場上跟穿著鮮豔的民族服裝的童子軍們對舞片刻，恍惚中，新建的古城已經回覆到齊格蒙德三世時期的舊模樣——事實上，我們看到的華沙，幾乎都是複製品，只是，建築可以複製，街道可以複製，維斯瓦里河沒法複製，更沒有辦法複製的，是養育出哥白尼、肖邦、居里夫人的舊華沙。那個洞察一切的切·米沃什，用一部《被禁錮的頭腦》告訴我們，往事不可追，這個生於立陶宛，做過波蘭政府的外交官，與政府決裂後失去了祖國，晚年與波蘭講和讓生命結束在波蘭老城克拉科夫的作家，用讓波蘭人難以消受的犀利，替我們問了一個也許永無答案的問題：華沙的高貴靈魂何時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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