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這個問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動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賦予法國大革命所宣佈的人類博愛的觀念以階級為基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恩格斯把以下兩者作了對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各地實現的各國之間的博愛；另一方面是舊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義和虛偽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由於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共同的利益不僅在於為捍衛當前的階級利益而進行超過國界的合作，而且在於帶來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個革命將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世界市場和現代的生產力，並且使它們接受最先進的人民的共同管理。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參加共產主義同盟的時候，把“人人皆兄弟”這個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在說明共產黨人的特徵時，首先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他們同時承認：“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國際工人黨在為建立波蘭國家而奮鬥中是絕對不存在任何矛盾的。馬克思還致力於愛爾蘭的獨立，認為它是對英國革命的一種促進。
如果說，第一國際設立目的，是要成為“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的話，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並沒有把這樣一個組織看作是對於國際主義是始終不可缺少的東西。恩格斯在1885年寫道：第一國際已經成為國際運動的“一種桎梏”，因為這時候的運動“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建立……並使它保持團結”。恩格斯的這種期望是過於樂觀了，即使第二國際的建立也沒有解決問題，該國際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出現的民族主義高潮中破產了。
列寧從1914年起就號召國際主義者要“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他還主張在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地方）被壓迫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決，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實行經濟上的分裂，或者想實現建立小國的理想，相反，是因為我們是想建立大國，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列寧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戰後，都不斷地強調：“已經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革命群眾，同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寧還堅持認為：“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將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可是蘇聯的孤立狀況導致在斯大林時期以民族利已主義的因素代替了列寧時期的國際主義的許多內容。這種現象，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孤立狀態已經結束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消失。然而，蘇聯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一個聲明中，承認發生了“忽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的平等權利原則的粗暴行為和錯誤”。從那時候起，在實行互助（這對於古巴、越南和安哥拉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和試圖彌合“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同時，卻出現了民族主義復活和某些國家之間的衝突（在某些極端的場合下導致了戰爭和在“為反對反革命提供國際援助”的口實下所進行的武裝干涉）。這些發展在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最嚴重的挑戰，因為他們在傳統上認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這些發展還促使共產黨之間形成緊張的關係。有些共產黨還像30年代那樣認為“對蘇聯的態度是國際主義的試金石”，而像意大利共產黨（PCI）那樣的歐洲共產主義政黨則公開地對蘇聯進行批評，並宣佈“一種不需要跟任何人發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權的聯繫的……新的國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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