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疫情阻擊戰中，人們每天都被各種各樣的信息包圍和交織，情緒也因此在不安、焦慮、平靜以及昂揚中交替。為何人與人的情緒也具備這麼強的“傳染性”？別人的勇氣到底能不能給其他人以力量？
在這場疫情阻擊戰中，人們每天都被各種各樣的信息包圍和交織，情緒也因此在不安、焦慮、平靜以及昂揚中交替。為何人與人的情緒也具備這麼強的“傳染性”？別人的勇氣到底能不能給其他人以力量？這些或許都能從李· 丹尼爾 · 克拉韋茨（Lee Daniel Kravetz）所著的《奇特的傳染：群體情緒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一書中找到答案。
李 · 克拉韋茨是諮詢心理學碩士，也是美國的一名科學記者。不同於其他的心理學圖書，他的敘述從十年前震驚美國的硅谷中學生自殺事件說起。
2009年，一場悲劇發生在硅谷的帕洛阿爾託鎮：一名甘恩中學的學生在迎面而來的火車前臥軌自殺。社區成員都認為這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然而幾周後，這種悲劇再度發生，此後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學生選擇自殺。在6個月裡，這所中學有5名學生相繼臥軌自殺。
是什麼讓這些父母皆是社會高層精英人士、享受著優渥教育資源的學生們相繼自殺？悲劇發生時，克拉韋茨剛搬進這個社區不久。作為一名科學記者，直覺讓他追問悲劇發生的原因。更令人不解的是，這場群發性自殺是如何在一個自我意識較強並高度警覺的精英社區中發展起來的？
於是，歷時七年多，作者走訪斯坦福、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普林斯頓等高校及聯合國心理學實驗室，只為找到社會傳染背後的原因及可能阻斷傳染的媒介。最終，他的答案是社會傳染。思想、情緒和行為——從打哈欠到貪婪——都具有傳染性，而且，人們都很容易受到環境中一些無意識誘因的影響。
克拉韋茨分析，傳染的原因來自於人的大腦。大腦在環境中無意識挑選線索，這種線索可能就是社會傳染的模因。模因就像某種核心思想，能在大腦思想中進行繁殖，讓大腦成為傳播思想的載體。這些模因能夠在適合的環境中通過人，傳播、感染、激活其他人的思想。而這種傳染完全是無意識的。傳染的途徑則是通過人際網絡，包括面對面溝通、網絡交流等。人們在環境中就會傳播彼此的想法，更是會在無意識中受到許多影響。比如情緒，在一個群體中，感覺聯繫緊密的夥伴中有一位心情不太好，其他幾位就能感受到，心情也會不太好。甚至，自卑的影響也是如此。當然，正能量的傳染也是一樣。
所以，作者的觀點是不管在何種社會環境下，都應該讓正能量也互相傳染。他舉例說，歷史上總是不乏這樣的士兵、公民、藝術家，他們利用暗示來幫助民眾克服恐懼心理。比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寫了不少關於勇氣的作品，還有不少以勇敢為載體的詩章。他死後，他作品中的金句成為革命者口口相傳的經典。聖雄甘地稱雪萊是他勇氣的源泉，馬丁· 路德 · 金也曾提到過這一點，讓自由之歌充滿民權運動的激情和鼓舞，正如他所說的，“給人民以新的勇氣”。
勇氣在任何宗教和文化中都是一種美德。美國心理學家卡爾 · 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稱勇氣就是選擇成長而不是選擇安全的激勵催化劑；奧地利精神病學家阿爾弗雷德 · 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勇氣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最核心的東西；另一名心理學家阿爾伯特 · 班杜拉（Albert Bandura）則認為勇氣是自我效能感（自信心）的最佳宣言。
無論一個人如何看待勇氣，這種品質都可以通過別人樹立的榜樣、通過閱讀傳記和故事、通過聽一些勇敢的行為、通過聆聽讓人勇敢的音樂而獲得。即使是和有勇敢行為的人間接接觸，也會增加做出同樣行為的可能性。
如此再來回看十年前發生在硅谷的那個悲劇。帕洛阿爾託鎮也展現出過充滿勇氣的一面，它是出於需要而誕生的。“的確，這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勇敢和恐懼的社會傳染之間的鬥爭。當我們面對沒完沒了的壞消息時，我們努力站在一起面對所失去的，在前行的路上對自己提出尖銳的問題。”克拉韋茨說。他認為，傳遞持久性勇氣的訣竅就是用它的例證來壓倒整個社會體系，用慷慨、權威、個人責任的展現和在戰鬥中表現出的鎮靜使環境穩定下來。
再回到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社會環境，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人們既有的生活模式，人們每天都要接受有關疫情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令人沮喪和失望，有些信息令人感動和昂揚，各種信息反覆交織在信息接受者的腦海中，影響著他們的情緒。如此，我們不妨再來溫習下克拉韋茨的話：
勇氣的傳染力勢必能超越恐懼，全社會都應讓正向傳染點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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