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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是一部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改編自波蘭鋼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爾曼(Wladyslaw Szpilman)以親身經歷所著的回憶錄《城市之死》的電影。影片於2002年上映後便斬獲了多項大獎。影片以一種紀錄片風格的寫實主義手法向觀眾展現了瓦迪斯瓦夫·席皮爾曼一家人的顛沛流離以及最終在善良的納粹軍官威廉·霍森菲爾的幫助下，熬過了那段黑暗歲月並最終生存了下來，繼續以一名鋼琴家的身份生活的故事。
由於是據自傳體小說以及導演幼年親身經歷所拍攝的影片，故從全片而言，無論是故事情節也好，佈景，對白也罷，無時不刻的真實感與沉重歷史感浸潤其中，且這種真實感與歷史感得以藉由羅曼·波蘭斯基高超的導演手法透過熒屏，直擊觀眾的心靈，得喚起觀眾內心深處最本能的回應。
影片一開始即以黑白風格的老電影形式向觀眾呈現了1939年的波蘭華沙，將觀眾的內心帶回到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年代，那一年納粹發動“閃擊戰”侵略波蘭，後者則在一個月左右之後全境淪陷，但儘管至此，波蘭政府卻始終都沒有向納粹投降。或許，導演正是藉此來賦予《鋼琴家》這部電影作品不向黑暗屈服與敢於反抗壓迫的精神內核吧。
隨後又呈現出瓦迪斯瓦夫·席皮爾曼優雅的彈奏鋼琴的彩色畫面，由暗至明的轉換，彷彿觀眾就在現場聆聽。在這裡導演運用了慢鏡頭，鏡頭由下而上的依次呈現了鋼琴家席皮爾曼纖細靈動的雙手，再到認真的深邃的散發著憂鬱氣息的眼眸，筆挺的西服，演員阿德里安·布洛迪塑造的鋼琴家形象無疑滿足了觀眾所有對鋼琴家這一藝術形象的全部幻想，但隨即窗外傳來的巨大轟鳴聲與此起彼伏的爆炸立刻就把觀眾從美好的幻想中拉了回來。電臺的工作人員示意席皮爾曼停止演奏並立馬拋下了他先行逃命，席皮爾曼搖搖頭繼續進行演奏，淡定如常，此時的仍堅持演奏的他與倉皇逃竄的電臺工作人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進一步拔高了鋼琴家的形象，一枚爆炸在附近的炸彈把席皮爾曼從彈奏中驚醒，出於性命的考量他只得急忙逃離這裡，而命運卻讓他與裘瑞克的妹妹多蘿塔邂逅，但明顯二人相遇的不是時候，短暫的相遇也為之後的重逢埋下了伏筆，不得不說羅曼·波蘭斯基在劇情設計方面確實有其過人之處。
幾日之後，華沙淪陷，大批的德軍列隊進駐，席皮爾曼父子三人在街上目睹了這一切，很快這裡將變成人間煉獄。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席皮爾曼的父親上街時，迎面走來幾名納粹軍官，出於害怕，他本能選擇了避讓，誰知，那名納粹軍官斥責道：為什麼不鞠躬？老人趕忙脫帽致意並懇求原諒。誰知那名納粹軍官上來就是一個巴掌將老人抽倒在地，老人只得趕緊離開，誰知那名軍官卻仍不罷休道：你不準走人行道，走水溝！同時臉上還顯現出厭惡的神情，彷彿他驅趕的不是人，而是一條狗。老人只好照辦，踩著髒水一步步離開。導演用這樣一個片段，揭示了納粹的殘暴不仁，是對納粹恐怖統治以及對猶太民眾的壓榨的無聲控訴。比起物質上的困頓，納粹對猶太民族在精神的催殘更甚，我想觀眾看到這裡簡直不敢相信，在自詡平等，自由，文明，先進，接收了啟蒙運動的西方，還能發生這樣的慘劇，可見文明其實並無高下之分，但在劇中，我們甚至體會不到在情感上有什麼特別的流露，比起電影，《鋼琴家》倒不如稱其為一部紀錄片，觀眾在導演客觀到近乎冷峻的敘事中慢慢地體會《鋼琴家》所傳達出來的一切。所謂“無聲勝有聲”對納粹的殘酷暴行，導演深知，人民自有結論，觀眾自有公斷。而這，也正是《鋼琴家》最為出眾的地方。
隨著劇情的推進，納粹發來通知，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離開當下的處所前往新建立的猶太特區，以便更好的進行管理，但或許在客觀上來說，只是更好的方便納粹對猶太人民的奴役而已，40萬餘猶太人被迫在這片狹窄區域裡顛沛流離，不久工人們砌起高牆，這裡將與人世隔離。而比起這來，更可怕的，是納粹對猶太民族人格的摧殘，所有的猶太人家裡的財富不得超過2000波幣，上街必須佩戴臂章以便與其他人區分，顯然，這正是人為地將猶太人與其他人相孤立開來，同樣是人，卻要忍受如此的羞辱。猶太民族所受的欺凌與侮辱在劇中得到了極為細膩的呈現，與之帶來的則是無比的真實感以及強烈的代入感，而這正是源於導演年幼的親身經歷，與其說是導演改變了席皮爾曼的《死亡之城》，倒不如說是導演將自身的幼年慘痛經歷代入到了席皮爾曼的《死亡之城》，而這，正是全篇無比真實的濫觴。我們常說“藝術高於生活”，其實它還有後半句“藝術來源於生活”而《鋼琴家》，恐怕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註腳。
因為席皮爾曼曾是鋼琴家，在餐館裡，他將繼續演奏，並以此維持生計，在餐館裡，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部分富有的猶太人在餐館裡飽腹，擲硬幣作樂，而在外面，食不果腹的流浪漢打起婦人手裡的粥的主意，流浪漢上前爭搶，婦人拼命保護這來之不易的食物，同時大聲的向周圍求助，但是沒有人理她，不是沒有人願意幫助她，而是每個人連生存自顧不暇，由於力量的懸殊，最終食物被打翻在地，婦人大聲的哭泣，那名流浪漢卻趴在地上，將混著泥土了的已經髒汙了的食物舔舐殆盡。看到這裡，我不禁想到了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無論是古今，還是中外，我們都有一種憐憫，都有一定的“惻隱之心”，而導演更是成功的將鏡頭前的觀眾觸動，正是因為這份真誠，感動了熒幕前的你我，餐館內外，正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正如“管中窺豹”一般，我們不難聯想到每一個飽受戰爭離亂之苦的其他人，那個無助的婦人，在當時的猶太特區裡，有多少，放眼世界，像那名因戰爭而成為流浪漢，活的這般的沒有尊嚴的人，又有多少，不是我們看不見，而是我們選擇性的去遺忘了，因為回憶會帶給我們痛苦，而痛苦則恰恰是人們最不想去面對的。而《鋼琴家》這部電影，則是在痛苦中，給予人希望，在思考中，予人以智慧。而同時觀眾也應該認識到，一部好的電影，往往不是靠複雜的劇情，華麗的場景，驚豔的服裝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的，反而是那些看了以後能讓人發自深省的電影，更顯得回味深長，而《鋼琴家》則明顯屬於後者。
隨著華沙猶太特區的成立，納粹開始完全顯露了它的邪惡本質，片中有這樣一個片段，席皮爾曼一家人正在談話，突然傳來了汽車引擎的轟鳴聲，一家人迅即噤若寒蟬，納粹來了，如果說“蓋世太保”是魔鬼的話，那麼這些下級士官則是魔鬼的爪牙，隨著引擎聲音的臨近，附近的家庭都趕緊熄滅了燈，彷彿只有置身於黑暗才能獲得安寧。納粹軍官來了，公寓裡時不時的響起暴烈的敲門聲，婦女的驚恐的尖叫聲，一切都不得安寧。更可怕一幕來了，一群納粹士兵們闖入對面正在用餐的一戶人家，所有的人都站起來以示對納粹士兵尊重，但這一幕是如此的諷刺，一群強盜未經主人家的同意破門而入，主人不僅不加責備，甚至還得以禮相待？接下來的一幕更是殘酷到令人髮指，一位因病躺在輪椅上的老人因無法站起來行禮而直接被幾個納粹士兵直接來人帶輪椅從二樓推下來墜亡，那幾個納粹在執行的過程中是如此的輕車熟路，這一幕是多麼荒謬且叫人膽寒啊，可在這亂世之中，只能如螻蟻般苟活，而那些身陷囹圄的猶太人，更是隻能卑微到泥土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納粹在殘忍的迫害包括猶太人民的其他民族時，本身就是在自掘墳墓，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納粹的下場，同時也更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正義終將戰勝黑暗，邪惡終將垮臺。導演在這裡以席皮爾曼一家人的視角為我們呈現出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瘋狂與無奈，那名躺在輪椅上的老人，就這樣突兀的沒有尊嚴的死了，而席皮爾曼一家人，什麼忙也幫不上，也沒有能力能夠幫忙，更沒有辦法去幫忙，在這個電影片段中，理想的人道主義與血淋淋的殘酷的現實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但導演在電影敘事的過程中的情感卻是這般的剋制，隱而不發，而脫離影視作品本身我們在熒幕前為猶太人所遭受的經歷打抱不平，但仔細想想卻又真切的感受到一種對“命運”的無可奈何，這種現實與理想重合而產生的幻滅感以及矛盾感相互交織，並最終產生了極強的戲劇感以及特殊的一種觀影體驗予觀眾，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得以體會到那種無法言喻的痛苦與掙扎。並深入體會猶太民族所遭受的傷痛，這或許正是影視作品作為世界第七大藝術所帶人們的最終極的人文關懷。
全片還有兩個非常成功的長鏡頭的運用值得研討，第一個是故事情節發生在席皮爾曼從火車站裡逃出來之後，席皮爾曼一邊痛哭，一邊孤獨的走在大街上，導演特意拉長了鏡頭，使得本就形單影隻的席皮爾曼置身於身後的滿地狼藉之中。同時，向觀眾一步一步走來，在席皮爾曼步步逼近的同時，那種壓抑且無助的悲傷也在向觀眾們襲來，在這一段中沒有任何對白，我們卻可以從席皮爾曼的哭泣中解讀出很多東西。一、自身在面對困難時的弱小和無能為力。二、與家人的離別傷痛。三、前路未卜的茫然無措。此時的鋼琴家席皮爾曼，早已不是影片開場的那個席皮爾曼，在這一刻，鋼琴家的身份並沒有辦法帶給他更多的欣慰，他僅僅是一名飽受戰爭之苦，家人被迫分離而自己無能為力的人，他是那樣的可憐，那樣的卑微，在這一刻，他是全猶太民族飽受戰火摧殘的縮影與代表，這一幕非常容易喚醒觀眾心中對苦難的共鳴，在一刻萬千的觀眾心中在為他祈禱，而這，這是席皮爾曼這一形象塑造的獨到之處。其二，則是在席皮爾曼翻過牆頭逃離出猶太特區時，鏡頭拉遠，映入觀眾眼簾的是滿地的瓦礫與數不盡的斷壁殘垣，此時的華沙在收到侵略以後早已變成一片焦土，在這裡儘管華沙除了德軍駐紮區外，已經成為一地廢墟，在這一幕中，渺小的席皮爾曼與巨大的廢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到處都是破敗頹圮，更有一種啟示錄的風格在裡面，面對這一慘狀，我們不禁思考，戰爭，究竟是為了什麼？這遍地的瓦礫和那毫無生機的無人區，才是戰爭的勝利者想要的嗎？為了那空無的虛榮，所失去的這一切，真的值得嗎？正如鮑勃·迪倫的那首歌一樣，答案在風中飄蕩。而我想，公道則自在人心。《鋼琴家》這部電影所寄寓的強烈反戰主題，不言而明。
此外，其他人物在全片之中也十分典型，同為猶太人的海勒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全片第一次出現是在席皮爾曼一家人因生計所迫不得已賣掉了自己的鋼琴，我們很清楚，對於一名鋼琴家來說賣掉自己的鋼琴，無疑是騎士賣掉了自己戰馬，戰士賣掉了自己的寶劍。生活的煎迫讓這個曾經上流社會的才子不得不面對慘淡的生活。不得不面對醜陋的現實。由於猶太特區人數實在過於龐大，在納粹的授意下，建立起猶太特區警察隊伍，而海勒正是其中的一員，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猶奸”，此次前來，正是以朋友的身份，勸說席皮爾曼兄弟的加入，而後者一口回絕了。承前所述，我們其實已經很清楚席皮爾曼一家人十分拮据的生活，但是席皮爾曼一家人決不願意背叛自己的原則，去向納粹屈膝而對同胞棍棒相加。而之後，席皮爾曼的兄弟因為一些事被抓了起來，而海勒是目前看來唯一能幫的上忙的，席皮爾曼不得不去乞求海勒的幫助，海勒則回答必須拿錢來換，席皮爾曼則表示自己已經一無所有，海勒則反詰道：當初有機會能夠加入卻現在來求我？席皮爾曼則回答人們說他有影響力，海勒則不確定的再次詢問是誰說的，席皮爾曼回答道：“人民”。我想正是這一句話喚醒了海勒那並未泯滅的良知，他幫助了席皮爾曼。而在之後，在席皮爾曼一家人將登上火車時，深知他們將踏上的將是一場有去無回的死亡之旅的海勒在危機關頭救下了席皮爾曼，這裡對白頗有幾分“黑色幽默”的意味，海勒對奪路而逃的席皮爾曼說了聲“不要跑”，這個對白實在韻味深長，一方面在當時的情況下確實不能跑以免引起納粹軍官的注意，而另一方面，這句話是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父親親口告訴他的“生命箴言”。海勒代表了戰爭中那些為了活命背棄了人民的那一些人，但在罪惡之中對席皮爾曼施以援手則又為其增添了幾分人性的善良。同時也更加體現出人的複雜性，使得海勒這一形象更加有血有肉。
總而言之，《鋼琴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猶太民族在戰爭下的受難圖。啟發著觀眾對生命，人性，戰爭進行主觀的深入的思考，這便是影片最耀眼之處，獲得第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實至名歸。而寫下影評的這一天是8月15日，74年前，在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鋼琴家》啟示著我們，面對邪惡與瘋狂，唯有勠力反抗，才能戰勝黑暗。
憶昔先輩以頸血，方得今日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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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波蘭著名導演波蘭斯基逃避著在納粹鐵蹄下逃難求生、母親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的痛苦記憶，因此，他當年曾經拒絕導演《辛德勒的名單》，因為影片的題材與他不堪回首的經歷太 過接近。不過，他說：“我一直知道，我會把波蘭歷史中這慘痛的一章拍成電影。” 2002年，他終於有了勇氣面對那段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經歷，接拍了這部《鋼琴家》，把史匹曼二戰期間顛沛流離的生活，融入他本人的親身經歷和感悟。他說：“這是我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情感上，它不能與我過去的任何作品相比較，因為它把我帶回了那個我仍然銘記的時代。”
電影《鋼琴家》沒有好萊塢戰爭題材驚天動地的場面，也沒有《辛德勒的名單》令人恐懼的情節，而是用樸素的調子，去書寫歷史，謳歌人性，譴責邪惡。電影上演後即風靡全球，分別獲得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的電影節和電影學會評選為年度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改編、最佳原創音樂等獎項。扮演鋼琴家的阿德里安‧布洛迪(Adrien Brody)更獲得多個電影節包括奧斯卡的最佳男主角獎。當導演波蘭斯基聽到《鋼琴家》獲獎的消息時，激動得淚如雨下。他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說：“能以一部代表波蘭的影片拿到大獎，我非常榮幸、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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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鋼琴家》豆瓣得分9.1,領跑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三項大獎，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也終於在從業26年後,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導演。
值的一提的是,像《辛德勒的名單》一樣,它來源於真人真事,由瓦拉迪斯羅·席皮爾曼的自傳體小說改編,這部紀實回憶錄名叫《城市之死》,真實還原了二戰對於一個具體的人所帶來的痛苦和傷害。而這部電影的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和鋼琴家席皮爾曼一樣,也是二戰的見證者和倖存者。羅曼·波蘭斯基的父母都是波蘭裔猶太人,二戰開始之後,父母先後被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8歲的他鑽出集中營中鐵絲網的縫隙,作為倖存者在戰爭中活了下來。
在拍攝《鋼琴家》時,羅曼·波蘭斯基已69歲高齡,在這之前,他拒絕了《辛德勒的名單》的導演邀約,理由是:二戰是我心中揮之不去的痛苦。
多年之後,他決定將這段人生陰影,用一部《鋼琴
家》,冰冷地呈現出來。或許是這段沉澱,讓他在揭露納粹暴行的層面上多了一份近乎殘忍的冷靜和剋制。殘酷的戰爭,飄搖的亂世,猶太人的命運沉浮,沉重的戰爭題材卻因為音樂與藝術的視角而變得獨特。和一般二戰題材的影片不同的是,影片並沒有去渲染痛苦,放大感情,反而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真實手法,去找到最冷靜的,最不帶情緒的敘述手法來講述。
就像,當一個納粹軍官突發興致從一群猶太人中挑出幾個趴在地上,雙手抱頭時,個體的命運早就被這場戰爭安排妥當,這時,迎接他們的恐懼不再來自於未來的未知,而是未來的已知。
就像,當一群猶太人的屍體像木頭般一個緊貼一個被推成金字塔形,澆上汽油縱上火把之後,彷彿在燒一堆毫無價值的垃圾。令人震驚的不再是這入地獄般的景象,而是納粹對於生命毫無敬畏的無動於衷。當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席皮而曼像一隻老鼠一樣藏匿於廢墟,那個給予他生的希望的德國軍官對他說:最多隻有兩個星期了,你一定要挺住。戰爭是複雜的,境遇是複雜的,人性更是複雜的。
席皮爾曼在這場人類空前絕後的浩劫之中,遇到過投奔納粹參與屠殺同胞的猶太人,遇到過拿著他的表跑路的波蘭人,但也遇到過拯救近50猶太人的德國軍官。那個德國軍官的名字是威廉霍森菲爾這些,都是真的。但和真正的現實相比,或許,它還不夠殘酷。而對於席皮而曼而言,是否僥倖活著就是一種幸運，我們不得而知。
但我們應該知道，來之不易的和平我們要倍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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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nazi軍官叫維爾姆.霍桑菲爾德（WilmHosenfeld），生於1895年，是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隨著父親工作的更動，維爾姆的童年遷徙於德國倫山一個個高原小村莊之間。後來讀了師範學校，維爾姆自己也當了教師。生就的浪漫氣質，維爾姆從小就富於幻想。自中學時代，他就加入了一個叫"流浪鳥"的青年組織。這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憧憬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沒有達官貴人，充滿平等和博愛的世界。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的事業使他們的生活有了意義。
1914年8月，愛國熱情高漲的"流浪鳥"們上了前線。維爾姆作戰英勇，三次負傷，自豪地回到祖國。然而像許多同胞一樣，他把《凡爾賽條約》視為對德國的侮辱。戰後一年，在"流浪鳥"的一次集會上，維爾姆遇到了讓她心儀的姑娘安娜瑪麗.克魯馬赫爾。他們結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個小村莊安下家，安娜瑪麗先後生下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一家人過得寧靜而美滿.
當希特勒贏得1933年大選時，維爾姆認為他的綱領接近"流浪鳥"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許諾說，所有德國人不論出身多麼卑賤，只要參加國家社會黨（nazi）都可以一展宏圖嗎？他參加了nazi衝鋒隊，兩年後又加入了nazi黨。年輕的維爾姆喜歡唱歌、郊遊、森林、營火。他為能夠參與祖國的復興而心醉，根本沒有想到第三帝國即將帶來的滅頂之災。
波蘭猶太鋼琴家
就在維爾姆投身nazi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波蘭鋼琴家已是柏林音樂學院二年級的學生，他叫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WladyslawSzpilman），當時22歲。或許是家族基因的遺傳，或許是後天的薰染，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樂方面顯露了過人的天分，16歲便考進華沙的弗雷德裡克.肖邦音樂學校。一首曲譜，他只要讀一遍，就能無懈可擊地彈奏出來，而且能以任何調式即興彈奏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在私下裡不勝欣喜："將來這是又一個魯賓斯坦，又一個霍羅威茨！"
瓦迪斯瓦夫的父親塞繆爾是卡托維茲歌劇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向仰慕德國的音樂文化，希望兒子將來在德國發展。"德國有300部歌劇，而波蘭只有3部！" 他常對瓦迪斯瓦夫說。然而希特勒執政後開始迫害猶太人，父親的希望破滅了。年輕的鋼琴家回到華沙，他創作的歌曲折服了許多音樂廳的經理，機遇向他微笑。他應聘到廣播電臺工作，不久就開始給老家匯款了。後來，他在斯利斯卡街買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把父母和弟妹都接來同住，那是什皮爾曼一家最幸福的時光。
1939年9月1日，戰爭爆發了。23日，瓦迪斯瓦夫正在電臺播音室演奏肖邦，一群德國轟炸機飛向華沙。一小時後，首都的供電中心首先被炸燬，電臺的播音嘎然中斷。
"我感到羞恥"
1939年8月底，維爾姆.霍桑菲爾德再次應召入伍，這時他已44歲，被分配到後衛部隊，沒有直接參與入侵波蘭。10月，他被派往波蘭的帕比亞尼采，管理一個臨時戰俘營。
一天在戰俘營外，一個女人上前用德語跟他搭話："求求您，先生，我丈夫被關在這裡，我現在懷著孕，他母親快嚥氣了，只求臨終前再見兒子一面，要是您能放他出來 求您了！"
這個叫佐菲亞.切齊奧洛娃的女人其實是編了個故事，她並沒有懷孕，她的婆婆也沒有病危，但是霍桑菲爾德相信了，答應幫她。三天後，波蘭軍士長斯坦尼斯拉夫.切齊奧拉獲得了自由，心存感激的夫婦倆把德國軍官請到家裡，坦告真情。從那以後，他們成了常來常往的朋友。
這期間，維爾姆對德國軍隊在波蘭的使命逐漸產生了懷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國兵毒打一個波蘭孩子，因為懷疑他偷了乾草。這件事又一次深深觸動了他，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的所有熱情都熄滅了。看到我們的人在波蘭的所作所為，作為一個德國軍人，我感到羞恥。"從這時起，他開始寫戰時日記，通過軍郵一篇一篇地寄給妻子。
1942年，維爾姆.霍桑菲爾德晉升上尉，負責管理華沙駐軍的體育設施，組織各種運動項目的訓練和比賽。他在駐地開了波蘭語課，讓德國官兵學習波蘭語，請來授課的安東尼.切齊奧拉神父就是佐菲亞丈夫的哥哥。當德國人在戰場上處於劣勢時，神父對上尉說："你們打敗了，扔掉你的軍裝吧！我們會把你藏起來。"上尉拒絕了，他說："我知道上帝在詛咒德國人，但我不能拋棄我的同胞。"
"我們都死了，就在此刻。"
德軍在華沙將猶太人圈禁在猶太人居住區。由於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什皮爾曼一家不能遷居他處。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館彈琴，掙的錢不夠全家口，他們不得不一點點變賣家產。到1940年底，一直捨不得賣的鋼琴成了最後一件沒有保住的家當。壞消息不斷傳來，聽說一些小城市的猶太人居住區都被洗劫一空，但父親仍然心存僥倖："華沙是大都市，我們有將近50萬人，他們不能那麼做。"
災禍還是降臨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爾曼一家和數千猶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車站，開往死亡營的列車即將從這裡出發。人們在酷暑中捱了好幾個小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飢渴難耐的什皮爾曼一家以天價買了一塊點心，分成六份，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後一頓午餐。
士兵們接到命令，開始把人群趕進臭氣熏天的車廂。忽然，瓦迪斯瓦夫聽見有人大叫："瞧，這是什皮爾曼！"一個警察--可能是在小酒館裡聽過瓦迪斯瓦夫的演奏--跑來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拽出隊伍。眼看著弟弟妹妹扶著母親上了車，父親正四處張望著尋找他，瓦迪斯瓦夫的眼淚奪眶而出，"爸爸！"他高喊著，掙扎著，要和親人在一起。士兵們把他推開了，其中一個冷冷地說："你犯什麼傻？還不趕緊逃自己的命去！"
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著這些人的是什麼，這些被強行塞進車皮的不幸的人！他轉身拔腿飛奔 兩三天後的一個夜裡，他夢見了弟弟，弟弟俯身對他說："我們都死了，就在此刻。"
1943年2月，華沙猶太人區暴動的前兩個月，一些朋友和廣播電臺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把他安頓在雅利安人居住區的普拉沃斯卡街。因為怕被抓住，他不敢出門，而且不得不一次次轉移，更換住所。電臺付重金讓一個技術員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到了夏天，送飯突然中斷了，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無以果腹。幾個星期後，當朋友們趕來時，鋼琴家已奄奄一息。電臺又為他另找到一個住所，房門從外面用掛鎖鎖上，瓦迪斯瓦夫在這裡提心吊膽地躲了63天，直到1944年8月華沙起義。
漫長的63天中，他聽到巷戰的轟隆聲和嘈雜聲，然後是居民隨著德軍的推進而撤退。一天，他從窗口看到德國兵正在放火焚燒他藏身的這座公寓。與其被活活燒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他寧肯自殺。他吞下了30粒安眠藥，默告家人："我來了，和你們重聚來了。"
"你要挺住！"
公寓的大火在燒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滅了，昏迷許久的鋼琴家竟又甦醒了過來。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躑躅在廢墟中。環顧四周，戰前有131萬居民的華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他好像當年的魯濱遜，漂流在孤島上。只是，不時還有德國兵巡邏，他只能找機會偷偷鑽進廢墟下的那些廚房，找一點食物充飢。他蓬頭垢面，瘦得脫了形，在飢餓、孤獨和惶悚中苦苦掙扎。
一天，他又摸進一個廚房，正埋頭在撤離的主人沒能帶走的罈罈罐罐裡聚精會神地翻找，沒有聽到身後的腳步聲。突然一聲德語問話："你在找什麼？你不知道德軍參謀部要駐紮到這裡來嗎？"
大難臨頭，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無力逃跑，他絕望了："隨你把我怎麼處置吧！"
"你是誰？" 軍官又問，他正是維爾姆.霍桑菲爾德。
"一個鋼琴家。"
維爾姆指了指隔壁屋裡的一架鋼琴："彈吧！"
瓦迪斯瓦夫在鋼琴前坐下，開始彈奏肖邦的《g小調敘事曲》。飄蕩在瓦礫堆上的優美旋律令上尉動容
"我幫助你出城，送你到鄉下一個小村子去，"維爾姆建議，"在那裡就安全了。"
"可是 我出不去。"
維爾姆猜到了："你是猶太人？"
鋼琴家把自己的隱蔽處指給上尉。在此後的幾個月裡，維爾姆多次回來。給他帶來麵包和大衣。
一天，鋼琴家問他蘇聯軍隊到了哪裡。
"已經到了維斯瓦河東岸的普拉加，華沙的一個區。你一定要挺住！最多隻有幾個星期了，戰爭不會拖過春天。"
維爾姆最後一次回來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帶著麵包和被子。道別前他告訴鋼琴家："我的部隊要離開華沙了，俄國人隨時可能過來。"
1945年1月17日，維爾姆.霍桑菲爾德被蘇聯紅軍俘虜。
明斯克的囚徒
恢復和平以後，瓦迪斯瓦夫回到波蘭廣播電臺工作，在第一次直播節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開始撰寫回憶錄。憑著驚人的記憶力，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度過的每一段時光、交往過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和住過的每一個地方。這部回憶錄於1946年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毀滅》。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醫科大學的女學生哈利娜，後來又有了兩個兒子。新的天倫之樂醫治了心靈的創傷，他把對逝去親人的痛苦思念埋藏進記憶的深處。
人們很久都沒有維爾姆.霍桑菲爾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個從蘇聯明斯克戰犯營獲釋的犯人
給安娜瑪麗帶來一封信，那是維爾姆寫的，他在那裡幹著挖渠和養豬的活兒。維爾姆把他幫助過的波蘭人的名單寫給了妻子，並囑咐："去找切齊奧拉，他還可能找到我幫助過的其他猶太人。"
安娜瑪麗找到切齊奧拉神父，神父立即給明斯克戰俘營的長官寫了信，證明霍桑菲爾德在戰爭期間確實救助過一些波蘭人和猶太人。但是上尉沒有因此獲釋。1947年7月，霍桑菲爾德在戰犯營中風，兩年後拖著病體接受審判；1950年被判處死刑，後減判為25年苦役。
江湖李白
電影《鋼琴家》的導演是羅曼波蘭斯基，這部電影摻雜了，他回憶孩童時期親身受納粹迫害的經歷。所以拍片時，他很清楚自己想要表達什麼，而且影片細緻入微，儘量貼合現實情況進行拍攝！
因為親生經歷，有很多小的細節處理的特別到位，德國軍官對於猶太人說話，會用非正式話語的你“du”來說話。這種表達方式在德國是不能和成年人說的。在影片中這種細節還有很多很多！
而且這部電影是從來沒有說過法語。
為了能夠找到合適的男主角，羅曼波蘭斯基先後面試了不到一千五百位人選進行面試和視鏡，為了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堅信，最終找到了回彈鋼琴的阿德里安。
而且為了再次能夠回憶當時的現況，和有充足的資金。
羅曼波蘭斯基融入了接近於現實的個人情感，使得大家對這部影片感受更加的強烈，猶如人臨其境，把猶太人區為了求生的痛苦經歷淋漓盡致的體現了出來。
其背景音樂是肖邦的革命詩章，濃厚的民族氣節在電影觀影中被帶動出來。
那是一種隱忍的力量，那是一種暗中憋勁的力量，在猶豫的旋律的中，等待著激昂的號角~
羅曼波蘭斯基在電影的後端，在流落荒島的情節，一樣是那樣的認真和仔細，整部電影沒有一點的放鬆，拍攝的依然是那麼的細膩。人性在後半段被拍攝的淋漓盡致~
最終這部電影獲得了國家電影獎項凱撒最佳大獎。
以上是小編對於《鋼琴家》這部電影的觀感，大家對於導演為什麼能夠拍出這麼好的電影，有什麼看法呢。假如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下方留言，我們大家一起探討，謝謝！
老五電影解說
影片根據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自傳體小說改編。斯皮曼生於1911年，從小就顯露出鋼琴天賦，幾年後被保送到柏林深造，1933年他的第一場個人演奏會在歐洲音樂界得到高度評價。回國後成為波蘭最年輕的鋼琴家之一。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作為猶太人，斯皮曼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他的父母、親戚相繼被送到集中營。他被迫開始逃亡的生活，在朋友的幫助下四處躲避，等待救援，死亡的陰影時刻相伴。直到一位熱愛音樂的德國軍官被他的鋼琴曲打動，決定冒險保護年輕的音樂家。在他的庇護下，斯皮曼苦撐到二戰結束。他將這段經歷寫成小說《死亡的城市》，於 1946年出版。但由於書中描寫了波蘭猶太人對當時蘇聯的不信任，遭到蘇聯查禁。直到90年代，這本書才得以重見天日，改名為《鋼琴家》在美國重新發行，一舉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誰給伱嘚勇氣
電影《鋼琴家》
《鋼琴家》的導演 年輕的羅曼·波蘭斯基
年老的羅曼·波蘭斯基
曼·波蘭斯基人生經歷、他的電影就是他的故事
他出生後不久，法國興起的反猶排猶浪潮迫害，回到波蘭的老家克拉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曼·波蘭斯基的母親、父親和叔叔相繼被抓入集中營，母親死於奧斯威辛，父親在集中營僥倖保存了性命，羅曼·波蘭斯基則逃出克拉科夫的猶太人居住區，在一個波蘭農夫的幫助在二戰中存活下來。
昆汀電影《好萊塢往事》中反應了他的故事
作為猶太人的波蘭斯基童年是一連串噩夢，母親被害，八歲就開始了逃亡生活，後來離開波蘭到法國、英國、美國拍片。懷孕八個月的演員妻子莎朗和一群朋友被查爾斯·曼森集團狂熱分子殘忍殺害
《鋼琴家》就是他的故事
被認為是自己的自傳!
《唐人街》就是他的故事
曼森家族殺妻案及性侵指控是的自己的經歷寫照:羅曼·波蘭斯基的母親、父親和叔叔相繼被抓入集中營，母親死於奧斯威辛。
《不道德的審判》
《苦月亮》
《不道德的審判》《苦月亮》可以理解為戰後創傷是波蘭斯基戰爭對他心裡的影響的故事
苦難、創傷和負罪感永遠是波蘭斯基作品的創作源泉，其對於戰爭的回憶，以及蘇聯的強權政治之經歷，所以在他作品中必須面對，必須反應，所以他的電影拍得這麼好!
MM電影
《鋼琴家》主人公真實的Ladyslaw Szpilman 和Wilm Hosenfeld他們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是九死一生的波蘭鋼琴家，一個是對現實感到迷茫的nazi德軍上尉。
電影《鋼琴家》劇照
故事中的nazi軍官叫維爾姆·霍桑菲爾德（Wilm Hosenfeld），生於1895年，是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隨著父親工作的更動，維爾姆的童年遷徙於德國倫山一個個高原小村莊之間。後來讀了師範學校，維爾姆自己也當了教師。生就的浪漫氣質，維爾姆從小就富於幻想。自中學時代，他就加入了一個叫“流浪鳥”的青年組織。這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憧憬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沒有達官貴人，充滿平等和博愛的世界。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的事業使他們的生活有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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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鋼琴家》的導演是羅曼·波蘭斯基
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1933年8月18日出生於法國巴黎，畢業於羅茲電影學院，法國導演、編劇、製作人。
《鋼琴家》之前，他曾導演多部獲獎作品，驚悚片，劇情片，犯罪動作片，愛情片，執導經驗豐富。
1962年，編導了個人第一部長片，驚悚片《水中刀》，該片獲得第36屆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1966年，執導驚悚片《荒島驚魂》，該片獲得第1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熊獎。
1974年，執導犯罪動作片《唐人街》，獲得第2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導演。
1976年，自導自演劇情片《怪房客》，該片獲得第29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
1979年，拍攝愛情片《苔絲》，獲得第38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導演獎提名。
1988年，編導懸疑驚悚片《驚狂記》。
1992年，編導愛情片《苦月亮》。
1999年，憑藉編導的驚悚片《第九道門》獲得第12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導演。
他的早年生活經歷也很傳奇：
羅曼·波蘭斯基出生後不久，全家就遇到在法國興起的反猶排猶浪潮迫害，而遷回在波蘭的老家克拉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軍迅速佔領克拉科夫，並下令驅逐波蘭人以供德國人居住。羅曼·波蘭斯基的母親、父親和叔叔相繼被抓入集中營，母親死於奧斯威辛，父親在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僥倖保存了性命，羅曼·波蘭斯基則逃出克拉科夫的猶太人居住區，並通過一個波蘭農夫的幫助在二戰中存活下來。
1963年，羅曼·波蘭斯基離開了相對封閉的波蘭，開始在歐洲四處進行電影創作，在巴黎結識了編劇傑勒德·布拉奇，併成為了長期的合作伙伴。
個人生活：
1968年1月，羅曼·波蘭斯基與莎朗·塔特在英國倫敦舉行了婚禮，並一起前往好萊塢發展。
1969年，在貝弗利山莊購買了一套豪宅，細心地安頓下懷孕8個月的妻子莎朗·塔特。8月9日清晨，羅曼·波蘭斯基的妻子莎朗·塔特被美國邪教組織“曼森家族”的成員殺害。
1989年，與艾瑪紐爾·塞尼耶結婚
小棕熊Kris
電影《鋼琴家》故事是根據波蘭著名猶太鋼琴家瓦拉迪斯羅什皮爾曼的真是人生經歷改編而來的，二戰期間，納粹佔領波蘭後，被迫無奈逃亡了好久，孤獨無依，時刻提防著被納粹的發現，飢腸轆轆，艱難的求生。
當他逃到一個無人的公寓頂層破爛房間的時候，一個納粹軍官發現了他，最終得知他是個猶太鋼琴家。按照正常的邏輯，可能就要射殺猶太人了。可是這個納粹軍官並沒有，而是帶他下樓，帶到一架鋼琴面前讓他彈奏一些曲子。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羅什皮爾曼忐忑恐慌了一會兒後開始彈奏起來，起先可能由於緊張音階並不是很流暢，後來漸入佳境，彈奏的變得豐富多彩起來。
有人說主人公的懦弱，因為他沒有殺掉任何一個納粹，沒有為抵抗的傷員包紮傷口，沒有去引爆電車，可以說他是一個消極的逃亡者。但是事實上，他是個華沙人，演奏的曲子是肖邦的《波蘭舞曲》，這是為波蘭奏出的讚歌，也是對愛國主義情懷的抒發，同時還是為勝利吹響的嚎叫，這是羅什皮爾曼位圖唯一能夠做出來的的英雄舉動，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開始彈奏曲子之前，他有片刻的猶豫，可能剛剛開始彈奏的時候，曲子並非來自肖邦的《波蘭舞曲》也許是別的，可接下來就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也許在他想的是，反正納粹最後都要殺了我，為何不在最後一刻燃燒一下愛國的熱血。
至於那個納粹軍官，也許他並沒有意識到羅什皮爾曼彈奏的曲子是來自於肖邦的《波蘭舞曲》。如果他能知道，也許就能在曲子中體會到戰爭對波蘭文化的罪行，戰爭和屠殺是消滅不了的，因為肖邦精神還活著，從鋼琴家身上得以體現。
影片自始至終，都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感覺二戰對波蘭及波蘭猶太人的傷害。比如在Szpilman最初被隔離在猶太人小區的時候，當他看到走私食品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斷脊椎骨而死去，眼神充滿了無助和恐懼。到了影片的結尾，看著一批批的猶太人在各種方式下死亡，這個時候，他的眼中已經沒有了任何多餘的表情。死神在這個時候，如同一個影子，隨時出現，用各種方式表演關於死亡的一切。他穿梭在其中，只是為了生存，生存。他跪在德國納粹的腳邊，只是為了生存，生存。如同影片中一個地下黨人說的那樣，“活著，要比死更難。”
影片中的人物對白極少，沒有任何的英雄式言語。對於幫助，或者被幫助，人們都用心靈做了最終的記錄。Szpilman幾次被投靠納粹的舊日故友所救，那不知道命運如何的發亡命財的人們，借Szpilman的名義四處斂財的革命黨人，幫助Szpilman藏身的日爾曼人夫婦。猶太人，有好有壞。波蘭人，有好有壞。德國納粹，有好有壞。革命黨人，有好有壞。
Szpilman本身為鋼琴師，但影片本身卻不是以音樂為主要的表現形式。但音樂，卻總在關健的時候起到對影片氣氛進一步烘托的作用。當Szpilman在咖啡館裡以鋼琴為生，那個時候的Szpilman心不在焉，音樂，可有可無。當Szpilman在藏身處看到一架鋼琴，本能的坐在上面，然後，手指在鍵盤的上空開始滑動，背景音樂響起，不彈即是彈。音樂，在Szpilman的身上，更是一種生存的力量。當Szpilman最後與德國軍官面對面，彈起肖邦的《第四鋼琴敘事曲》，從生疏到嫻熟，從對生命的絕望到忘記生與死的距離，音樂，又是音樂，給了我們另一個永生之門。它在和平時期娛樂娛人，戰爭時期娛情娛性。將戰爭戾氣化為一個人對生存的渴望。
《鋼琴家》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它把所有這些都遠遠地放到了佈景深處，只留下一個卑微的生命在前面的舞臺上獨自踟躕。尤其是當這個生命還被賦予“鋼琴家”的身份時，整部電影就更具深意了。在該片的開頭，瓦拉迪斯勞的手指在黑白分明的琴鍵上縱情舞蹈，從此刻開始，觀眾便已得知這位形容日漸消瘦的鋼琴家即將在該片中受盡苦難。隨著劇情的展開，一切事件如觀眾預料地發生。瓦拉迪斯勞的家庭在戰爭中被拆散，一幅幅苦難的畫卷在他的周圍展開，所幸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他幾次三番經歷險境又從中逃脫。當整個華沙毀滅之後，他成為廢墟上惟一站立的人。不過，導演波蘭斯基太急於把自己的感覺傳達給觀眾了，從而忽視了必要的鋪墊和氣氛。在該片中，觀眾還沒有進入狀態，銀幕上的災難已經一幕幕呈現。這會讓聽眾不知道陷入災難的是誰，因此對他們的同情，最多隻能限於一般意義上的人道。總的來說，波蘭斯基想把他的震撼傳達給聽眾，但是他太急躁了。
活著，即是最偉大的勝利。向最高貴的靈魂，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