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為何史家還敢寫劉邦呂后漢武唐宗的那些“糟事”?

論道一壺茶


這樣的問題應該歸結到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傳統,道德風範,從事史家記史這一行當的人他們崇尚的是一種道義,一種忠實,士可殺,史不可辱,風骨猶存,不惜生死,用真實的歷史面目來還願客觀的歷史,記錄歷史,這是史家之絕唱,人格之留存,歷史給了他們之道義上的傳承,他們是有這樣的風骨,這樣的責任,用現在的話叫職業操守,職業道德,責無旁貸,道義使然。

在《史記·晉世家》有明確的記載,晉國國君靈公年紀不大,奢侈無度,濫殺無辜,這時晉國是趙盾主持政務,趙盾對靈公的做法非常反感,多次諫言,規勸國君的行為,晉靈公懷恨在心準備暗殺趙盾,趙盾害怕,逃出都城,趙盾的弟弟時為晉國將軍,殺死了靈公。晉國的太史董狐記史寫道:趙盾殺死了自己的國君。並在朝廷上傳給大家看。趙盾說殺國君的是趙穿,我沒罪。太史說你是正卿,你逃跑了回來也沒有殺死作亂的人,不是你是誰呢?孔子聽到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做法直書毫不隱瞞。你看古代的太史就這樣的風骨,這樣的志向,在歷史記載的真實上以命相抵,毫不在意,風骨猶存,令人驚歎。

歷史上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對待歷史史料的真實性上更是一往情深、嚴謹執著,身殘志堅、秉筆直書,做到對待歷史真實性上不虛美,不隱惡。把自己的一生身世,追求品質在他的《報任安書》中詳細介紹的淋漓盡致,意猶未盡。他的歷史記錄可以說是以實錄的形式完整的記錄了古代歷史,尤其是西漢的歷史,評述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即講了他的個人能力,做事定力,又寫了他的很多個人性格的缺陷,如好酒及色,辱罵儒生。記敘呂后的狠毒可以說狠毒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寫呂后與審食其不正當的曖昧關係等等。記寫本朝皇帝漢武帝,他只寫了他的一味的封禪,封神,好大喜功至至使國庫空虛。考證說《史記·孝武本紀》是後人補敘而成。從整部《史記》來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對待自己所編著的歷史文獻做到了歷史的實錄,得到了大文豪魯迅的讚譽: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太史公對得起自己的人格,歷史真實性的責任重於泰山,這是史家的本質,秉筆直書的是中華民族文化人的風骨,很是讓後人讚歎與敬佩。


楊柳青青春之聲


很高興有幸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古代封建王朝修史的目的和立場是根本跟現在人想的截然相反。現在人以為史書是給老百姓看的,其實古代的史書是給皇帝治國理政提供經驗教訓用的,輕易不會対臣下或者百姓看。基於這個目的和立場,史書的修編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如實記載前人善惡成敗得失,那麼得出來的經驗教訓才具有借鑑參考的價值,當然這些事實也包括當朝皇帝的父輩祖輩的所作所為,如果歪曲事實,豈不是忽悠自己的皇位接班人,自己斷送江山。不過這有一個前提就是,當朝的皇帝不能看自己的行為記載,這是為保證史官在記載時不會有所顧忌,一般設有兩個史官,左史官記言,右史官記行,如果皇帝不是太昏庸殘暴,一般都能夠自覺遵守這個不成文規矩,同時史官的記載,也是對皇帝的一種監督,讓皇帝所作所為因為顧忌後世的評價而不敢太放肆。其二,這樣的立場和目的決定了史官必須如實客觀記載,不得虛美,不得隱惡。久而久之直筆善惡就成了史官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了。自唐宋以後,印刷術發達,文化逐漸普及,社會意識形態的作用越來越大,為了控制意識形態,才會有所謂的“官修”歷史,同時皇帝也不再自覺遵守不看當朝史實的規矩,自然修史的史官也不得不有所顧忌,曲意迎合歪曲事實,甚至為了政治的需要,胡亂捏造抹黑。這就是為什麼唐以前史官正直,編出來的史書水平高,宋以後的那些史書越來越不像樣,也許是巧合,宋以後的封建社會逐漸在走下坡路,直至走向大清的文字獄控制,文化極端專制的地步!(一家之言,不喜勿噴!🙏)



樂天知命人


史官是一種特殊職業,賦有特殊使命,他們的使命便是真實記錄歷史。

春秋時期,齊國大臣崔杼的妻子很漂亮。齊莊公和她通奷,還拿崔杼的帽子賞給別人。有一次莊公去崔杼家,名為探問崔杼病,藉機去會崔杼妻子。崔杼和妻子緊閉房門。莊公進不去,便在門外唱歌勾引崔杼妻。崔杼手下的人拿著兵器,把莊公殺死了。崔杼擁立莊公異母弟弟杵臼為國君,是為齊景公。

齊國史官便在史冊寫上:"崔杼弒莊公。”崔杼殺死了這位史官。史官的弟弟也在史冊上寫:“崔杼弒莊公。”崔杼又殺了這個弟弟。可是弟弟的弟弟繼續寫:“崔杼弒莊公。”這回崔杼沒轍了,釋放了這個小弟弟史官。

另外,還有晉國的史官董狐,也是不畏權貴,直書史實。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讚揚。

歷史上的正直的史官都是這樣,以生命履行記載歷史的使命。這是我們今天能在史書上看到某些皇帝"糟事"的原因。

(參考《史記》)

歡迎點評。


夕陽晚霞


歷史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宮廷史官根據皇帝處理朝政的日常來記載的,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秦的史官如何記載這一豐功偉績這咱們不太清楚,秦亡後,被一把火給燒了個乾淨,包括秦的獨特文明和先進製造術!秦亡後的劉邦經歷六年征戰統一中原建立漢朝後,也沒有刻意去抹黑前朝,只是實打實的記錄從造反到建立漢帝國的艱辛,本身劉邦這人很開朗,並沒有去抹黑他的對手項羽,而是敬佩項羽的勇武和征戰,要是劉邦心胸狹隘的話,那他的一幫手下早就離他而去了!

至於呂后麼,是劉邦想帶走又沒有帶走留下的亂臣之首,把劉邦的兒子殺得就剩下倆仨了,也把自己的兒子給間接弄死了,呂后的所作所為史官也是記錄在案的,也算是給後世的一個警覺性的記錄!

史記是司馬遷寫的,而司馬遷因為牽扯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案件當中,皇帝讓司馬遷“據實”書寫李陵的投降,而司馬遷卻給漢武帝打了臉,這才被迫害,身受宮刑!

到了隋唐時候,玄武門之亂後,李世民才把聽話的史官據實而寫自己的豐功偉績,抹黑太子李建成和隋煬帝楊廣!自他以後史官才投奔皇家,到處追捧!

而野史一部分聽傳聞記載,另一部分純屬胡編,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是不聽話的史官偷摸寫的!


農民看笑話


要理解這個問題先要從史學家的政治起源說起,自西周時已有太史令一職,負責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至秦漢時期,地位逐漸降低,但歷史編撰的工作在歷朝歷代一直得到了延續。既然史學的地位已經不高,那何以敢寫劉邦呂后漢武唐宗那些糟事呢?

個人認為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史學家的個人修養與品質傳承

縱觀歷史大部分史學家都有剛正不阿的精神品質,也因此政治結局都不是很好。其中最出名的史學家當屬司馬遷,因祖上在周朝時便已從事史記編撰的職位(在西周時期太史令一職地位極高),所以司馬遷便立志:“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即使後來因“李陵事件”受到誅連,但仍然以頑強的毅力編撰了《史記》,被後人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與漢武帝處於同一時期,對漢武帝以客觀的評價和記錄著作了《孝武本紀》(該篇原名為《今上本紀》),但被漢武帝,“怒而削之”,現今我們看到的《孝武本紀》是從《封禪書》中抄錄補綴而來。所以,《史記》之所以能夠寫成,與司馬遷本人有很大的關係,同時也確立了史學界以客觀、事實、公正為準的基本信條。至於問題中所提到的劉邦呂后漢武,在《史記》中也有詳細的描述也就不足為怪。

二:後世以司馬遷為榜樣的信條傳承

自司馬遷寫作史記流傳於後世,歷朝歷代的史學家在著作立書時都以司馬遷為榜樣,記錄以客觀、事實、公正為準,不計個人得失。。

三:正史與野史的並存

我們先如今瞭解的歷史知識並不全部來源於正史,很多影視題材的電影反而來源於野史,野史的內容是對歷史的補充,當然野史中的內容真實性有待考察。

在沒有影音記錄的古代,文字記錄是為歷史的再現提供了可能,今天的史學家在記錄當代歷史時仍以客觀、事實、公正為準,從太史令一職誕生至今已過數千年,許許多多史學著作也流傳至今,是我們參考古代社會的依據,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神秘的西夏


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史官寫的史書,將錄入國家檔案,即使是皇帝也不可看,更不可以改。

至少在唐太宗以前,皇帝都是不能干涉史官的。因此帝王往往會規範自己的行為,怕的就是被史官罵,在青史上留下惡名。

所以說,唐以前的史書,相對來說寫得比較真實,也更加有趣。

以《春秋》、《左傳》、《戰國策》等史書為例:諸如亂倫、通姦、弒父、殺弟這樣的記載,在書中比比皆是。真實而且有料,毫不避諱。

史官秉筆直言,當然也會遭到迫害,但大多數史官並不畏懼

文天祥《正氣歌》裡就有對史官敢於秉筆直言的稱讚:“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



這兩位是誰?聽我細細道來。先說晉國董狐。

話說,晉靈公暴烈昏庸,時常殘害臣民,晉國執政大臣趙盾勸說無果,於是和弟弟趙穿合謀,誅殺了晉靈公。

在我們看來,趙氏兄弟殺晉靈公其實是一件好事,但作為史官的董狐,並不美化趙盾,而是直接寫道:“趙盾弒其君”,給趙盾定了個“弒君大罪”。即使趙盾百般辯解,也無濟於事。

記錄歷史講究客觀,有一說一,不因有感情偏向而刻意美化。這就是董狐做出的表率。

至於齊國太史,不是一人,而是兄弟三人。三人都沒有留下名字,但為了捍衛史官尊嚴,其行為可歌可泣。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為了記載崔杼弒君一事,齊國太史氏兄弟三人前赴後繼,哥哥死掉之後弟弟接著寫。

最後一位“南史氏”,指的是齊國南方另一個著史的家族。南史氏聽聞太史氏兄弟都要死絕了,於是自己拿著竹簡,準備代替太史氏接著寫。 終於逼得崔杼放棄殺戮,成全了他們。

到了漢朝,更有著名的司馬遷,直接寫當朝史事,把項羽列為本紀,把陳涉寫成世家,把漢武帝寫成大暴君大昏君。漢武帝固然生氣,但最終也沒有篡改史書。《史記》仍然流傳了下來,併為人稱頌。




三國時期,曹操害怕史官記錄他篡漢亂國,於是畢生沒有稱帝,留給沒有做過漢臣的兒子去做。司馬家族同樣如此,歷經三代才篡位,也是怕史官的筆。

史官的能量就是這麼強大,他們靠著筆,約束著帝王將相的行為。

到了唐太宗時,事情起了變化

眾所周知,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兄弟,逼迫高祖李淵退位,自己成了皇帝。

現在我們看到的歷史記載,大多都把李建成和李淵父子,描繪成比較平庸無能的人,相反李世民則比較有才能有魄力。

而真實的情況是,李建成非常有能力,在輔助父親建立唐朝的過程中,立下的功勞不低於李世民。李淵,自然也不是靠著兒子躺贏,本身也是非常厲害的。

李世民策劃這場陰謀,實在是因為他正面幹不過李建成,李建成是長子,地位功勞和人望,都強於李世民,因此他不得不出此下策。

若不是迫不得已,誰願意殺兄弟,逼父親,給自己留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呢?



李世民繼位,名不正言不順,為此他非常在意史書對他的評價。

他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

最開始褚遂良不同意,他就直接找到宰相房玄齡。房玄齡最終應允,與許敬宗一起,將《起居注》刪定為《高祖實錄》、《今上實錄》,獻給太宗。

此後,李世民要求宰相兼修史書,因為宰相是皇帝身邊的重臣,著史時一定會考慮皇帝的利益。這樣,李世民做下的壞事,就被修飾或者掩蓋,而他的形象也被極大地拔高了。

如今學界對於唐太宗篡改史書,已經大致有了定論。但是評價帝王主要看他的為政和功績,因而這些倒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偉大的帝王。

只是從此以後,著史的風氣崩壞了。史官幾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記錄也不再客觀。

唐以後的史書,質量和真實性普遍值得懷疑。

這些史書對於人物的刻畫以及歷史的記載,有千篇一律、格式化的傾向,體現不出人物的鮮明特色。

相反,許多民間野史、筆記,成為了值得參考的史料。研究這些歷史,必須兼顧各種材料,才能不被正史欺騙。


黑色大炮


中國曆朝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主要負責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雖然稱謂與具體分類有所不同,但他們已經形成一個職業,統稱“史官”。

既然已經發展成為固定職業,也必然形成相應的職業操守。那就是,如實記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為君王治國理政提供參考。


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主張“直書其事,不掩其瑕”;然而這與君王的態度截然相反,君王主張“自稱我長”、“掩惡揚善”。

這種矛盾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帝王無權干預史官的風氣被逐漸打破,特別是自唐李世民以來,帝王閱著並非罕見之事,卻使得歷史逐漸朝著扭曲的方向發展。


  • 一、夏商周時期,史官地位很高,對君王有勸諫職能。君王為了國家大事有時還會經常請教史官。其中,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
  • 二、春秋戰國時期,史官分為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具體職務。其中,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 三、秦漢以後,史官制度再次演變,漢武帝時期設置太史令一職,由司馬談任職;司馬談死後,由其子司馬遷繼任。
  • 四、唐代以後,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

史官受到了皇權直接控制,從此史書直接服務與皇權,開始出現失真的事例。但是史官們“秉筆直書”的願望並沒有從此消失,對於觸犯帝王忌諱的事件採用隱筆的寫法,從字裡行間依然能夠看出蹊蹺。


安定郡小書生


這個問題,其實要分兩部看。

關於漢家的歷史,如題中所講劉邦、呂雉,漢武的“糟事”,為何史家還敢記錄?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都是私人編纂,太史公著《史記》之時,去先秦未遠,先秦史官所奉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記事原則太史公依然還有堅守,所以《史記》所記載漢代史實全無虛美,秉直而記。正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言: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

至於史家為何記錄唐太宗的一些黑歷史,則是和史記的情況不一樣了,二十四史除史記之外的其他,都是在王朝滅亡後才修的,唐代史書有《舊唐書》《新唐書》兩本,《舊唐書》是後晉修的,《新唐書》是宋仁宗時期修的,唐朝已經滅亡了,李世民的那些黑歷史也就沒什麼不能說的了。


牧荑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傳統。這項工作,也是史官的專職工作。在古代中國,許多史觀是以公正,嚴明的態度從事這樣工作,有的甚至被稱為鐵面史官。史官的任務是如實記載歷史,包括帝王,權臣的所作所為。而帝王權臣往往非常想有一個身後美名,不想揹負一個篡改歷史的千古罵名,所以對史官也就格外客氣。而且最早史官。他並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就說君王對史官是沒有任命權。往往一開始這個史官出現以後啊,接下來是世襲比如寫史記的司馬遷。他家就是祖祖輩輩都是使館。就說漢武帝呢,沒有權利任命別人,只能是世襲心由司馬遷接他爸班兒。所以這個在一定程度呢,對當時的皇帝確實是一種制約。所以這種。世襲制的傳統呢,也使很多史官敢於堅持因為並不是當時的君主來任命,你比方說春秋晉國時候,有個著名的史官叫董狐。晉國君主晉靈公是個有名的暴君。經常站在城樓上用彈弓射路人把路人打得頭破血流。讓身邊兒他寵的妃子用這個取樂。有一次廚師煮熊掌不合他口味兒,他就把他殺了大卸八塊,拋屍荒野。當時有個權臣叫趙盾就苦口婆心地進宮覲見。晉靈公不但不聽還對他起了殺心,他侄子趙川實在看不慣這個混蛋君主,就趁著慶功酒最後把他給殺了。後來趙盾再次執掌政權官復原職了。趙盾非常能幹,做事很公道,得到上上下下普遍讚譽,但是史官董狐卻持有不同意見。他在自己記載的歷史當中,給趙盾寫了一筆叫趙盾弒君,就說趙盾的殺了晉靈公。就敢當著朝臣面前大聲宣讀,趙盾覺得很冤,就辯解不是我殺的。董狐義正辭嚴的說你是執政大臣,你當時雖然跑了,但你沒離開晉國。原有的君臣之義沒有斷,你應該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你就沒盡到職責。結果呢你沒有什麼行動,所以弒君之名啊,應該由你來承擔,我這是按照老祖宗規矩辦事兒,雖然晉靈公不是你殺的也等於是你殺的。周禮在這個時候很重要,就約束力。比照自身為晉國大臣,對自己的君主死了不聞不問。還不緝拿兇手,這和弒君之人是站在同一陣線這不同夥嗎,所以董狐記錄趙盾弒君。那個董狐直言不諱當朝權臣趙盾的事情罪行。可以說是在我國史學傳統當中他等於開了一個先河。後來成了後世史官的典範。雖然趙盾專權但他不是那種胡亂殺人的奸臣,他對晉國所做的貢獻遠遠大於董狐所說,這個事情的罪行。所以總得來說還算是個好人。這是董狐在史書上留下了這麼一個記號,就是說他並沒有迴避趙盾弒其君,所以董狐也因此得以揚名後世。先秦諸國的時候,史官大多像董狐這樣不畏強權,不怕犧牲秉筆直書,因此史官的道德標準是,無論你是皇帝還是權臣,你做錯了事兒,照樣寫入歷史,殺了我頭也照樣寫。那麼由於史官這種氣節當權者有所顧忌擔心壞事兒被記載於史冊。從而確實對皇權的對君主權力的產生了一種約束力。那麼,這種史官制度呢,除了史官本人具備個人的素養和氣節之外呢。還得體現的史官制度在上層社會長期形成的輿論共識。中國古代有規定。帝王是不能看史官所記載的關於他自己的記錄,這是為了保證史官的真實,記錄帝王功過善惡的一種制度。唐朝貞觀年間,唐太宗啊,就想看看記錄自己言行起居注都寫了什麼。於是他就問記錄他起居的大臣我的起居史都記錄什麼事兒?我能看看嗎?大臣回答他我現在寫的起居史是記錄君王的言行。以及他的善行惡行留給後人借鑑,我從來沒聽說過有哪個君王會親自看這些記錄。唐太宗這還不死心,又問說我有什麼不良作為你也一定會記錄嗎?大臣回答他我的職責是記錄事實。我主要是記錄事實,這就是對你最大的忠心所以皇上你的行為我一定會記錄。如何記載歷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干擾的而史官沒有必要,也沒有義務對皇帝負責,他只需要對史實負責。


愛依人


崔杼弒其君歷史典故能很好解釋史家為什麼能秉筆直書,他們是平凡中的英雄,一般統治者不會干涉史官的工作(對於歷史的記載),不過後來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的干涉,開了個壞頭,後來的史學家會對一些歷史事蹟進行遮掩,美化,甚至修改,不過大多數史書還是比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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