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兵仙”韓信讓人感慨不已

太史公的《史記》囊括了太多的人物,但是韓信卻是讓我覺得最特立獨行的一個。《淮陰侯列傳》也是我最愛的篇章之一。韓信人生的起伏實在是太大了,他的人生有無比炫麗的時刻,也有死於女人之手的非英雄式結局。由淮陰侯所引發的爭論,至今擾動著每一個喜歡讀漢史的人。

關於韓信的死有“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的說法,韓信死在呂雉手裡也是不爭的事實。但關於韓信的死因卻是眾說紛紜,有人說劉邦是因為背信棄義,有人說是因為呂雉心狠手辣,有人說是因為韓信性格狂傲,還有人說是因為韓信功高震主……

這些說法站在一個特定的角度來說都是成立的,但歷史終究是一個體系,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是多因素複合作用的結果。換句話說,

歷史事件的背後都隱含著歷史背景、發展趨勢和政治需求的刺激反應。我們要客觀地去看待韓信之死,就必須要高屋建瓴地站到那個時代條件下,去深度分析大漢王朝成立之後,到底要搭建一個怎麼樣的政治框架,他的政治需求是什麼,韓信是否適合這種政治需求的發展?

01、西漢初期的政治局面

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劉邦在亂世中看得通透

“大風起兮雲飛揚”,秦失其鹿,天下群雄並起而逐之。泗水亭長劉邦因緣際會擊敗西楚霸王項羽,從一統天下,全面接收雄才偉略的秦始皇留下的政治遺產,建立了大漢王朝。

但是大漢王朝的建立顯然不是劉邦一個人的功勞,甚至主要功勞都不是他的,這是一個政治集團的整體勝利。所以劉邦得天下後曾經對群臣說過,自己能夠得天下離不開三個人的幫助,他們分別是蕭何、韓信和張良,也就是後世之人所說的“漢初三傑”。劉邦把定鼎中原的結果歸功於“漢初三傑”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成功者出於必要的感恩意識而惺惺作態,同時也是對這三個人所代表的三股勢力的政治認同,並且默認大漢成立之後的政治局面。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史記·高祖本紀》

“漢初三傑”代表了劉邦身邊不同的利益群體,丞相蕭何代表了跟隨劉邦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的豐沛功臣集團謀臣張良則作為投奔劉邦的謀士集團代表大將軍韓信則代表了軍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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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打江山容易,一起分江山難

天下是大家共同打下來的,所以政治利益也必須是大家來分享的。所以,大漢成立初期,國家的政治局面是多方利益集團共存和共治的一個狀態,除了“漢初三傑”背後的政治集團,還有呂雉所代表的外戚集團和劉邦本人的皇室集團。

這些政治集團表面上都是圍繞在劉邦的皇權核心周圍,但是,他們和政權中心的劉邦關係又錯綜複雜、各有不同。外戚集團和皇權本身是榮辱與共的,豐沛集團是劉邦的嫡系,而如張良陳平等人的謀士集團則是對劉邦的依附,只有韓信等人代表的軍功集團位置十分尷尬,他們很多人本身就是一方豪強,對於劉邦也沒有什麼忠誠可言,歸附劉邦只是大勢所趨,但他們手裡的軍事實力卻是對劉邦皇權最大的威脅。

因此,大漢初期,國家一統的政治形式背後其實是一種實力割據的政治局面。

02、皇權集中是大漢的政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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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是一個老到的政治家

根據封建社會皇帝對於皇權的維護本質和各方勢力服務於皇權勢力的現象來看,劉邦對待各方勢力的態度也是有所區別的。豐沛功臣集團普遍得到了優待,封侯拜相的人都出自這個群體,如最重要的丞相之位,在豐沛集團的代表人物蕭何去世之後,又交到了豐沛集團的第二號人物曹參的手裡。

把權力交到最值得信任的人手裡,是封建君主為了保證皇權安全的慣性思路。同時,劉邦為了進一步保證大漢政權的安全性,還採用了“分封制”,用大量的劉姓王來拱衛中央政權。只是這種政治性的權力傾斜是有其與生俱來的負面性的。

但是,劉邦的這些列安排都是為了皇權的安全和穩定,進而在安全穩定的基礎上去集權。劉邦由於生命有限,自然無法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但是他的繼任者一直在這個方向上不懈地努力著。後來的文帝、景帝畢生都在努力加強中央集權,可惜收效甚微,直到天縱英才的漢武帝橫空出世,用推恩令幹掉了藩王勢力,用尚書檯奪取了丞相勢力,用巫蠱案清除了外戚勢力,大漢的皇權才真正地集中。此是後話,自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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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和呂雉在政治上是天作之合

從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君主國家以來,皇權集中就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是歷代皇帝的政治夙願。剛剛建立的大漢雖然倉促之間不具備這個條件和基礎,但歷史趨勢背後的驅動力卻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作用,並且隨著皇權的逐漸壯大,這樣的驅動力會來得更猛烈

破而後立,要達到皇權集中的目的,首先就要打破原有的政治局面。比如,曹參死後呂后主政的時候,為了限制豐沛功臣集團的勢力,她選擇了王陵、陳平、周勃三個人來分割權力,其中陳平是謀臣集團的代表,周勃是豐沛功臣集團的代表,而王陵則是軍功集團的代表,但王陵比較老實,政治野心不大,威脅力也有限。

呂后執政的時候還做了很多迫害功臣的事情,這也讓呂雉背上了“心狠手辣”的罵名。這個罵名不能說不對,也不能說全對。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一方面呂雉的手段和方式確實有點過於殘忍了,另一方面呂后執政代表的是皇權,為皇權集中掃清障礙是她的政治責任。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韓信的死並不是在於韓信和劉邦、呂后他們有多少的私人恩怨,也不是因為韓信由於性格缺陷做錯過多少事,甚至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這種權謀邏輯這麼簡單,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成為了大漢中央集權的障礙,阻礙了歷史的向前發展。

03、韓信之死是一種政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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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軍事而不懂政治

韓信在楚漢爭霸最後的垓下之戰前,和彭越、英布一起藉機要挾過劉邦,很多人說韓信這麼做是不智慧、缺乏政治眼光,也為他以後的死埋下了隱患。表面上來看,這確實是韓信走向死亡的開始。但是聰明如韓信的人為什麼要出這樣的昏招呢?這種昏招又有沒有時代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政治觀念不同呢?我們先從韓信的出身和追求說起吧。

關於韓信的身世,太史公並沒有給我們太多的信息。但是從其仗劍從項羽和整日既不種田,也不經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等生活細節來看,韓信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個沒落的貴族出身。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韓信那冠絕古今的軍事才能是從何而來。

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劍不離身說明韓信不是平民

六國貴族的沒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的橫掃六合,韓信對於秦王朝是有“家仇國恨”的情結的,所以項羽叔侄起兵反秦時,他便欣然投靠。可惜項羽不知他,他毅然離開,因為他身上有著“士只為知己者死”的士人驕傲。

最後是因為蕭何的推薦,韓信才被劉邦以極其隆重的禮儀拜為大將軍,這讓韓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感受到了曾經驕傲的貴族氣質重新恢復。漢王以無雙國士待韓信,韓信亦捨命報效漢王。他徹底地爆發了,在黃河以北,他用天神下凡般的軍事才能屢克強敵,迅速為漢王平定半個天下。直到韓信平定齊地之後,漢王的封賞遲遲未來。韓信開始思考了,漢王真是他的知己嗎?

何謂“知己”?在韓信看來,起碼有兩個標準:“知其之才,用其之才”和“知其之慾,欲其之慾”

。劉邦對韓信只用不賞的情況,讓韓信內心既疑惑又複雜,也正因為這種疑惑而複雜的情緒導致了他悲劇人生的開始。韓信又有哪些疑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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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身上有太多戰國的時代烙印

首先,韓信生於戰國時代。根據史料推斷,基本可以確信是楚國的一個小貴族,是屬於士這個階層。士這個階層在戰國時代是極其活躍的一群人,由於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在生活上比不過高等級的貴族,因此他們的進取心往往十分強烈。這種進取心,也可以理解為兩個方面:

其一,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其二,實現榮華富貴的人生目標。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在戰國那個相對自由的時代裡,他們遊走天下為各國的統治階級服務,同時也為自己的名利而奔波。士在服務君王的過程中,展現出無比的忠誠與高超的職業水準,那麼君王也應該支付不菲的報酬。韓信也是這樣的士,在他看來為君王作出多大的貢獻,君王就應該向其支付相應的報酬。

其次,韓信成長於秦帝國時代。秦帝國的成立,讓廣大的遊士們失去了舞臺,也讓大量山東六國的士淪為了逃犯或貧民。秦帝國本身在極速擴張之後,消化不良,山東六國的人民完全無法適應秦帝國的嚴刑峻法,各國的復辟勢力也蠢蠢欲動。最後,加上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廣大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戰國時代,秦帝國便在聲勢浩大的反秦起義中迅速滅亡。韓信是完完整整地目睹了秦帝國的速興與速亡,在他的心裡秦帝國這樣實行“郡縣制”的國家形態肯定不是合理的國家形態。只有恢復到以天子為核心,諸侯王為藩屏的封建國家才是正道,高度集權的帝國,是一隻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怪獸。

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韓信和劉邦其實背道而馳的

基於以上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韓信對於國家和君王的認知還處於戰國時代。韓信這樣的認知是與時代脫節的,並與劉邦的政治認知是相矛盾的。因為,劉邦早就知道秦始皇建立的帝國本身沒有錯,天下苦戰不休,百姓流離失所就是因為天下邦國太多,

中央的權力無法集中,從而無法禁止戰爭。

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最終也導致劉邦和項羽徹底地走向了對立面。

04、韓信之死冤案背後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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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何須見天地

韓信之死無疑是一個政治冤案,但是冤案在歷史上也經常作為一種政治打壓的手段時常出現。

韓信由於自身的政治思想和劉邦的皇權思想出現了分歧,也就註定他是被打壓的對象,他的死也就見怪不怪了。

但是,即便是冤案也不會平白無故地產生,後世的岳飛被冤殺,也還需要給他安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那麼韓信是怎樣走到冤案的終點的呢?其背後的邏輯順序又是怎樣的呢?

1、政治認知導致行為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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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認為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應該的

韓信平定齊地之後,漢王的封賞遲遲未來。韓信以士人所固有的思維,去試探性地向劉邦討要分封齊王,因為他認為被分封是應得的。此時的劉邦由於前線戰事吃緊,正在賬中心急如焚,看到韓信討要分封的書信,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罵。在張良與陳平的及時勸阻下,劉邦轉彎的速度也是十分驚人,馬上同意封韓信為真齊王。

但是這種討要利益的行為卻是帝王心中的禁忌。按照帝王之術的邏輯“你要的只能是我願意給你的”韓信以戰國時代那種士人理直氣壯去獲取“勞動報酬”的方式,在劉邦心目中留下極大的陰影面積。這是一種不能被允許的失常行為。

關鍵是韓信還止一次這麼幹,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戰打響。劉邦向韓信發出命令,要求他南下合圍楚軍。韓信未如約合擊楚軍,結果劉邦在固陵被項羽打敗。劉邦慌忙率軍退入陳下,並築起堡壘堅守不出,而楚軍又一次合圍了劉邦。堅守壁壘的劉邦向張良詢問:

“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張良回答:“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最終,劉邦採納了張良的意見,韓信得到了更多的分封。

2、自感清白而無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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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把智商都用到軍事上了

垓下之戰以漢軍的勝利告終,戰事一結束,劉邦立即收奪韓信的兵權,並改封韓信為楚王。其實這是劉邦對韓信的一次嚴重警告,警告韓信邦國時代早就結束了,不論齊王還是楚王都只是不過是一個名號而已,是帝王給臣子的一種賞賜,帝王可以給也可以奪,無所謂天經地義,給你不是必然,不給你也是當然。

可惜韓信沒有明白劉邦的警告。韓信繼續帶著他的遊士精神做起了楚王,將自己的好朋友,同時也是劉邦仇人的鐘離眜庇護在了楚國。可是此時的天下,已經進入了大漢帝國的時代。帝國的運轉必須要高度集權於中央,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韓信這種戰國時代養門客的行為,更是顯得與皇帝格格不入。

劉邦忍無可忍,也無須再忍,於是就有了“巡狩雲夢,智擒韓信”這一出。韓信似乎還是沒明白為什麼被擒,他不但不認罪,還在囚車裡對劉邦碎碎念道: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劉邦只是看著韓信冷冷地說道:“少廢話,有人告你謀反”。

3、不知收斂而終致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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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盡辦法還是殺了

劉邦對韓信的感情是複雜的,韓信對劉邦的態度卻是簡單的。

韓信被捕後,劉邦還並未就想馬上處死他,只是將他由楚王貶為淮陰侯,並且讓他參與朝政。但是韓信始終憤憤不平,經常稱病不上朝,不給劉邦面子。即便在人事複雜的京城,他韓信還是如遊士一般放蕩。他在京城裡,仰仗著自己勞苦功高,看不起周勃、灌嬰等劉邦的嫡系元老;即便是劉邦的連襟--樊噲,他對韓信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與佩服,韓信依然心高氣傲地羞辱樊噲。更要命的是,韓信始終不明白如何處理好君臣關係。他與劉邦之間的君臣談話,其態度也表現得極其隨意。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言之所為陛下擒也。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這段話以十分明瞭的態度表達了韓信對自己軍事才能的充分肯定,也透露了他對劉邦軍事才能的不屑一顧。韓信在面對帝王時的態度,也像極了遊士在面對諸侯王時的態度。只說心中想說的話,不顧君王的任何感受。

殊不知時異則事異,戰國時代那是諸侯王有求於士,天下平定後那可是大把的士有求於王了。就這樣韓信在京城裡,將上至君主,下到朝臣得罪了個精光。

當韓信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得罪之後,在之後的政治清算中,自然也就難逃一死了。司馬遷在書寫韓信之死時,對史料的處理太過倉促了,說韓信串通太守陳豨謀反,因而被呂后和蕭何設計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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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韓信至死也想不明白

韓信謀反絕對子虛烏有,但是有一個事實必須得承認,那就是韓信確實死了,死於蕭何和呂后之手,死於謀反的罪名之下,並且被滅了三族。

韓信之死,表面上看起來是他的性格和舉止造成的,但是其深層次的邏輯則在於:韓信是一個遊士,習慣於用戰國時候那中游士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這在大一統的君主制下是不合時宜的。這也是他和劉邦、呂后他們的根本矛盾所在。而按照封建君主的政治邏輯,為了鞏固和維護皇權的集中,任何功臣都是可以成為犧牲品的,所以韓信之死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了。

05、韓信之死的歷史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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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比韓信站得更高,想得更遠

韓信的一生讓人感嘆良多,他悲劇性人生的根源在於,他是一個孤獨的士。他堅持士的信仰,堅持著戰國時代的遊士精神,君王只是他服務與效忠的對象,而非他的主宰。

而他這種遊士的精神在戰國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固然讓人無可非議,但是大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時代,就顯得格格不入了。漢朝的建立者劉邦和他的繼任者,站在一個國家的最高位置上,顯然對權力的要求和歷史的趨勢要看得更清楚一些。柳宗元有一個經典概括:“秦亡於政而非制”。劉邦雖然說不出這樣高水平的話,但是他的政治認知能力卻讓他堅信,他建立的漢就應該是一個承襲秦朝的帝國,絕對不應該是一個分封制的鬆散聯邦國家。所以“劉邦們”必然會不遺餘力地清除君主集權的所有障礙。

事實證明,這才是歷史的主旋律。同時,歷史事實也證明了,任何想開歷史倒車的人都是很難成功的。

皇權集中是當時的歷史趨勢,也是當時要實現的政治環境。按照我們當下的話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環境,就只能適應環境”,韓信由於時代的限制,顯然很難有這樣的思想覺悟。

韓信把劉邦當成了自己的知己,當成自己的伯樂,始終忠心耿耿。因為韓信是一個士,是一個可以為知己者死的士。他有士的驕傲和高貴,也有士的信仰和原則,同是也有士的侷限和缺點。

曾經無論多少人勸說、利誘韓信造反,韓信始終不為之所動。因為韓信骨子有士的感恩和忠誠,但同時韓信對劉邦又滿懷的憤懣與不平過,他認為自己為大漢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巨大的功勞,因功求賞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他認為自己怎麼封賞都是受之無愧的。這也凸現了韓信士人身上那種格局、眼光和胸襟不夠的侷限性。

韓信不僅僅是死於性格和功勞,其出身決定的政治覺悟是重中之重

韓信也不能阻礙歷史的趨勢

但是,劉邦和呂后卻不得不因為政治的原因對韓信痛下殺手,至於劉邦心中有沒有一絲愧疚和遺憾,就不得而知了。韓信終究是死了!

這樣一個驚才豔豔的忠士卻生活在“君主集權”的大歷史環境下,也算一種生不逢時了。而謀反的罪名則是對韓信的一種汙衊和侮辱。韓信沒有謀反的動機,也沒有謀反的能力,史書上記載的邏輯也說不通。

韓信死了,大漢王朝也在短暫的調整之後走上了歷史的正軌。雖然歷史規律讓韓信難逃一死,但這絲毫不能掩蓋他的赫赫軍功和曠世才華,他死在歷史趨勢下,也死在自己的士族精神下,我們為之惋惜已經沒有實質性的意義了,惟有去仰慕、去反思、去學習他身上的特點,才能讓我們變成那個更好的自己,才能無愧於這個更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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