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之外，沒有人會否認人生不能像一首詩那樣地度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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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我想由生物學的觀點看起來，人生讀來幾乎像一首詩。它有其自己的韻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長和腐壞的內在週期。它的開放就是天真爛漫的童年時期，接著便是粗拙的青春時期，粗拙地企圖去適應成熟的社會，具有青年的熱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後來達到一個活動很劇烈的成年時期，由經驗獲得利益，又由社會及人類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經驗；到中年的時候，緊張才稍微減輕，性格圓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那樣地圓熟了，對於人生漸漸抱了一種較寬容，較玩世，同時也較慈和的態度；以後便到了衰老的時候，內分泌腺減少它們的活動，如果我們對老年有著一種真正的哲學觀念，而照這種觀念去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那麼，這個時期在我們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穩定、閒逸和滿足的時期；最後，生命的火光閃滅了，一個人永遠長眠不再醒了。
我們應該能夠體驗出這種人生的韻律之美，應該能夠像欣賞大交響曲那樣，欣賞人生的主要題目，欣賞它的衝突的旋律，以及最後的決定。這些週期的動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異的，可是那音樂必須由個人自己去供給，在一些人的靈魂中，那個不調和的音符變得日益粗大，結果竟把主要的曲調淹沒了。那不調和的音符聲響太大了，弄得音樂不能再繼續演奏下去，於是那個人開槍自擊，或跳河自殺了。可是那是因為他缺少一種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來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話，正常的人生便會保持著一種嚴肅的動作和行列，朝著正常的目標而邁進。
在我們許多人之中，有時斷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為速度錯誤，所以音樂甚覺刺耳難聽；我們也許應該有一些恆河的偉大音律和雄壯的音波，慢慢地永遠地向著大海流去。沒有人會說一個有童年、壯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個美滿的人生。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這辦法是很好的。人生沒有所謂好壞之分，只有“什麼東西在那一季節是好的”的問題。如果我們抱這種生物學的人生觀，而循著季節去生活，那麼，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之外，沒有人會否認人生不能像一首詩那樣地度過去。莎士比亞曾在他關於人生七階段那段文章裡，把這個觀念更明瞭地表現出來，許多中國作家也曾說過同樣的話。莎士比亞永遠不曾變成很虔敬的人，也不曾對宗教表示很大的關懷，這是可怪的。我想這便是他偉大的地方。他在大體上把人生當做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擾他的戲劇的人物一樣，他也不打擾世間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組織。莎士比亞和大自然本身一樣，這是我們對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稱讚。他僅是活於世界上，觀察人生，而終於跑開了。
一團矛盾
有一次，幾個朋友問他：“林語堂，你是誰？”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說：“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為樂。”他喜愛矛盾。他喜歡看到交通安全宣傳車出了車禍撞傷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個廟裡，去看一個太監的兒子。他把自己描寫成為一個異教徒，其實他在內心卻是個基督徒。現在他是專心致力於文學，可是他總以為大學一年級時不讀科學是一項錯誤。
他之愛中國和中國人，其坦白真實，甚於所有的其他中國人。他對法西斯蒂和共產黨沒有好感，他認為中國理想的流浪漢才是最有身份的人，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是獨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敵人，也是和他苦鬥到底的敵人。他很愛慕西方，但是鄙視西方的教育心理學家。
他一度自稱為“現實理想主義家”，又稱自己是“熱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學家。他喜愛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樣喜愛平實貼切的理解。
他感興趣的是文學，漂亮的鄉下姑娘，地質學，原子，音樂，電子，電動刮鬍刀，以及各種科學新發明的小物品。他用膠泥和滴流的洋蠟做成有顏色的景物和人像擺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娛。喜愛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約三碼之遠；喜愛辯論神學；喜愛和孩子們吹肥皂泡兒。見湖邊垂柳濃蔭幽僻之處，則興感傷懷，對於海洋之美卻茫然無所感。一切山巒，皆所喜愛。與男友相處，愛說髒話，對女人則極其正流。生平無書不讀。希臘文，中文，及當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學。愛讀紐約《時代》雜誌的Topics欄及《倫敦時報》的“第四社論”；還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兒的新聞，及科學醫藥新聞；鄙視一切統計學——認為統計學不是獲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鄙視學術上的術語——認為那種術語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飾。
對一切事物皆極好奇；對女人的衣裳，罐頭起子，雞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讀康德哲學，他說實在無法忍受；憎惡經濟學。但是喜愛海涅，司泰芬·李卡克（StephenLeacock）和黑烏德·布潤恩（Heywood Broun）。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鴨”。另外還有男星李翁納·巴利摩（LionelBarrymore）和女星凱瑟琳·赫本（Katherin Hepburn）。他與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儀禮的拘束。他決不存心給人任何的觀感。他恨穿無尾禮服，他說他穿上之後太像中國的西崽。他不願把自己的照片發表出去，因為讀者對他的幻象是個鬚髯飄動落落大方年長的東方哲人，他不願破壞讀者心裡的這個幻象。只要他在一個人群中間能輕鬆自如，他就喜愛那個人群；否則，他就離去。當年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四個月，棄政治而去，因為他說，他“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對妻子極其忠實，因為妻子允許他在床上抽菸。他說：“這總是完美婚姻的特點。”對他三個女兒極好。他總以為他那些漂亮動人的女朋友，對他妻子比對他還親密。妻子對他表示佩服時，他也不吝於自我讚美，但不肯在自己的書前寫“獻給吾妻……”，那未免顯得過於公開了。他以道家老莊之門徒自許，但自稱在中國除蔣公中正及夫人之外，最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屬。他不耐靜立不動；若火車尚未進站，他要在整個月臺上漫步，看看店鋪的糖果和雜誌。寧願走上三段樓梯，不願靜候電梯。洗碟子洗得快，但總難免損壞幾個。他說艾迪生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算不了什麼；那全在於是否精神專注於工作。“美國參議員講演過了五分鐘，艾迪生就會打盹入睡，我林語堂也會。”
他唯一的運動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見時，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地上躺著。
只要清醒不睡眠時，他就抽菸不止，而且自己宣稱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構成的。他知道他的書上哪一頁尼古丁最濃。喝杯啤酒就頭暈，但自以為不能忘情於酒。
在一篇小品文裡，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寫：
“此處果有可樂，我即別無所思。”
“我願自己有屋一間，可以在內工作。此屋既不須要特別清潔，亦不必過於整齊。不需要《聖美利舍的故事》（StoryofSan Michele）中的阿葛薩（Agathe）用抹布在她能夠到的地方都去摩擦乾淨。這個屋子只要我覺得舒適，親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掛一個佛教的油燈籠，就是你看見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壇上的那種燈籠。要有煙，發黴的書，無以名之的其他氣味才好……
“我要幾件士紳派頭兒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經穿過幾次的，再要一雙舊鞋。我須要有自由，願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陰影中溫度高到華氏九十五度時，在我的屋裡，我必須有權一半赤身**，而且在我的僕人面前我也不以此為恥，他們必須和我自己同樣看著順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點個舒舒服服的火爐子。
“我需要一個家，在這個家裡我能自然隨便……我需要幾個真有孩子氣的孩子，他們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們要像我一樣能以淋浴為樂。
“我願早晨聽喔喔喔公雞叫。我要鄰近有老大的喬木數株。
“我要好友數人，親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禮，他們有些煩惱問題，婚姻問題也罷，其他問題也罷，皆能坦誠相告，他們能引證希臘喜劇家阿里士多莎（Aristophanes）的喜劇中的話，還能說葷笑話，他們在精神方面必須富有，並且能在說髒話和談哲學時候坦白自然，他們必須各有其癖好，對事物必須各有其定見。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對我的信念同樣尊重。
“我需要一個好廚子，他要會做素菜，做上等的湯。我需要一個很老的僕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個偉人，但並不知道我在哪方面偉大。
“我要一個好書齋，一個好菸斗，還有一個女人，她須要聰明解事，我要做事時，她能不打擾我，讓我安心做事。
“在我書齋之前要修篁數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氣晴朗，萬里一碧如海，就猶如我在北平時的冬天一樣。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無須乎做偽。”
按照中國學者給自己書齋起個齋名的習慣，我稱我的書齋“有不為齋”。在一篇小品文裡我自己解釋說：
“我憎惡強力，永遠不騎牆而坐；我不翻跟頭，體能上的也罷，精神上的也罷，政治上的也罷。我甚至不知道怎麼樣趨時尚，看風頭。
“我從來沒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取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壓根兒就沒有。
“我從未向中國航空基金會捐過一文錢，也從未向由中國正統道德會主辦的救災會捐過一分錢。但是我卻給過可愛的貧苦老農幾塊大洋。
“我一向喜愛革命，但一直不喜愛革命的人。
“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
“我極厭惡小政客，不論在什麼機構，我都不屑於與他們相爭鬥。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因為我不喜歡他們的那副嘴臉。
“在討論本國的政治時，我永遠不能冷靜超然而不動情感，或是圓通機智而八面玲瓏。我從來不能擺出一副學者氣，永遠不能兩膝發軟，永遠不能裝做偽善狀。
“我從來沒救少女出風塵，也沒有勸異教徒歸向主耶穌。我從來沒感覺到犯罪這件事。
“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能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我在《生活的藝術》裡說，理想的人並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個令人喜愛而通情達理的人，而他也不過盡力做那麼樣的一個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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