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法學教授羅培新
他們不是普通醫護人員，他們是戰士
疫情圍城，信息漫天。無意中讀到這樣一句話：
“這場疫情，像一個放大鏡。讓我們發現，這世上，好人是真好，壞人是真壞，蠢人是真蠢，善良的人是真善良……”估計，很多人，會把最後一句，與醫務人員聯繫在一起。值此國家危難之際，兩萬多名白衣天使，踏歌而行，馳援荊楚大地，以自己的勇氣與擔當，將國家興亡扛在肩上！他們要做的，是與傳播力極強的病毒賽跑，盡最大努力救死扶傷！這已經是一場戰爭。國家已將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殊死較量，稱為“疫情防控阻擊戰”！
朋友圈裡，有太多的悲壯與悲憫：摁著血指印的請願書、與家人生離死別的擁抱、為防止感染而剪斷的披肩長髮、口罩勒出道道印痕幾近毀容的臉、匍匐案前斜靠椅背或直接歪坐地上的種種睡姿……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自由開道者，不可令其困厄於荊棘。白衣天使，從未辜負祖國的召喚！同樣，我們這個時代，也不能辜負這些奮戰在一線的抗疫英雄！
他們的離去，不叫“死亡”，是“因公殉職”
信息的全面真實，是有效防控的前提，也是滿足民眾知情權所必需。因而，武漢與各地，近日頻頻召開新聞發佈會。
近日，關注到了兩場。一場是關於醫務人員的傷亡，另一場是關於傷亡後的待遇。2月14日的這場新聞發佈會上，衛健委某領導披露，截至2月11日24時，全國共報告醫務人員確診病例1716例，佔到全國確診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佔全國死亡病例的0.4%。這是多麼慘烈的犧牲！然而，我們怎樣被感動，就應當怎樣去尊重！僅僅是出於尊重，我們就應當在新聞發佈會上，將這場戰役中醫務人員的“不幸死亡”，改稱為“不幸因公殉職”！將冰冷的客觀描述，轉換成溫暖的道義評價！另一場新聞發佈會。2020年2月7日上午，國新辦發佈會結束後，有記者問財政部某副部長，“對於抗擊疫情中犧牲的醫護人員，是否有財政方面的幫扶政策？”該副部長回答說“他們將享受工傷待遇”。為什麼僅僅是“工傷待遇”，不能追認為烈士嗎？不能怪這位應答的官員，分管條線不同，職責各異，這個問題，或許不該由他來回答。
致敬白衣天使，不能停留在口號上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而對於這些最勇敢的人，我們是否溫柔以待，考驗著文明的成色。我們向來不乏良善的例子。1911年，中國東北地區，鼠疫爆發。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東三省總督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按照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兩相對比，可知分量之輕重。關於如何發揮倫理價值，向來有兩種觀點。當今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持“節約使用倫理”的見解。他認為，倫理行為乃是一種需要節約的商品。我們不應過分依賴利他、慷慨、團結或公民職責，因為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資源。如果這些美德就像化石燃料等自然資源那樣，是一個給定的數值，那麼我們就應當努力保護好它，因為用得越多，我們所擁有的也就越少。用此種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武漢日報《流產10天后，武漢90後女護士重回一線》這篇報導令人閱後相當不適，因為這樣只會加速耗竭倫理資源。
當然，筆者更加願意相信，只要路徑通達，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恰似源頭活水，汩汩而來，它們不僅不會因為被使用而減少，反而愈用愈多，歷久彌新。先哲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說，美德乃是某種我們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有正義的，是經由採取節制之舉才變得有節制的，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因而，利他心、慷慨、團結與公民精神，需要經受風雨而不斷生長。好人要有好報，這是養育利他之心與犧牲精神的最樸素、也是最好的方式。
這方面，四川省與南京市的做法，令人眼前一亮。2月9日，四川省出臺政策：在本省直接參與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線醫務工作者、支援湖北醫療隊全體人員的子女，由當地教育部門統籌，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則：（1）在當地就讀幼兒園和義務教育學校的，按照家長和學生意願優先安排；（2）需在當地就讀普通高中的，按照家長和學生意願，在同批次學校中直接錄取；在省內就讀中職的，按照家長和學生意願直接錄取；（3）對報考普通高校的，實行全程“一對一”服務。這實在是非常貼心的安排！南京緊隨其後。2月12日，南京政府辦公廳《關於為赴湖北醫務人員辦好十件實事的通知》規定，支援武漢的醫務人員，可享受一次子女就學照顧。當年入學幼兒園的，結合家長意願，優先安排在區內普惠性優質幼兒園就讀；入學義務教育學校的，納入政策照顧對象；參加中考的，參照軍人子女教育優待有關規定予以加分照顧錄取。此外還規定：全面瞭解一線醫務人員及家屬的需求和困難，建立臺帳，積極協調解決問題。動員社會力量，組織發動志願者或安排專門人員開展“多幫一”服務。對無人照看的未成年子女、高齡老人，根據需要，由社區和學校安排託管照顧和送教服務等。我們既然認為醫務人員是時代的英雄，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實在是一種發自初心的善良！筆者說一個小小的事例。家鄉福建省連城縣，由若干鄉賢創建福蓮教育促進會，特設福蓮醫學獎勵基金，給每一位馳援武漢的連城籍醫務人員頒發獎勵證書及慰問金10000元。在評審過程中，有人問及，護士要不要給予獎勵。我們回答，醫護本一體，護士接觸病人最多，最為辛苦，他們的貢獻同樣巨大，精神同樣高貴！福蓮關注的是基層，是利他與犧牲精神！在獎勵證書上，我們寫道，你們的勇敢，充分彰顯了連城醫護人員救死扶傷、懸壺濟世的高潔品格。希望你們做好防護，平安歸來！英雄從來不分等級。確立好褒獎“利他與犧牲”這一價值後，就不要為其他因素所困擾。
在抗疫中犧牲的醫務人員，既屬工傷，又是“烈士”
在法律上，對於因職務行為而造成的人員死亡，存在兩種評價後果，即因公死亡與評定烈士。
因公死亡是工傷的極端情形。在抗疫中犧牲的醫務人員，享受工傷待遇，完全沒有問題，那位財政部領導並沒有說錯。國務院的《工傷保險條例》第2條規定的適用範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組織和有僱工的個體工商戶”，即在上述用工主體內工作的全部職工或者僱工，有權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醫務人員供職的單位屬於事業單位，當屬於該範圍。
緊接著，該條例第14條規定了工傷認定情形，其中第一種就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這是最典型的工傷情形。醫務人員犧牲或者受到感染，當屬工傷無疑。
問題在於，評定為工傷，是否就不能享受烈士待遇？並非如此。兩者不是互斥關係，完全可以兼容。烈士評定的依據是國務院《烈士褒獎條例》。該條例於2011年7月26日由國務院令第601號公佈，並經過2019年3月2日和2019年8月1日兩次修訂。《烈士褒獎條例》第2條規定的適用範圍是“公民在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犧牲”。醫護人員因抗擊疫情犧牲，無疑屬於“在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犧牲”。 緊接著，該條例第8條規定的“公民犧牲可評定為烈士的情形”中，做了典型列舉，包括：“1.在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執行反恐怖任務和處置突發事件中犧牲的；2.搶險救災或者其他為了搶救、保護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3.在執行外交任務或者國家派遣的對外援助、維持國際和平任務中犧牲的；4.在執行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中犧牲的；5.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在如此險峻的疫情之下，醫務人員為搶救公民生命財產而犧牲，顯然符合前述典型列舉的第2項。而且，認定為工傷後，又被認定為烈士的，《烈士褒揚條例》與《工傷保險條例》已有明確的制度銜接。《烈士褒揚條例》第15條規定，“屬於《工傷保險條例》以及相關規定適用範圍的，還享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以及相當於烈士本人40個月工資的烈士遺屬特別補助金。”由此看來，工傷認定強調職務行為，而烈士評定強調犧牲巨大。在邏輯上，完全存在同時符合兩種情形的行為。因公死亡的職工只要符合烈士評定條件，可以同時適用《烈士褒揚條例》與《工傷保險條例》。烈士評定具有超拔的道德內涵，這是工傷補償無法達成的價值。《烈士褒揚條例》本身即蘊藏著“褒揚”的道德取向，是國家和社會對公民犧牲的肯定和稱頌。該條例第5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把宣傳烈士事蹟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應當採取多種形式紀念烈士，學習、宣傳烈士事蹟。”《工傷保險條例》顯然無此規定。無論如何，這些最美逆行者，是值得被宣傳與歌頌的。最後，並非最不重要的是，烈士遺屬享有的保障標準顯著高於因公死亡的家屬。二者差別請參見下表（本表參考了王天玉發表於2020年2月9日《中國法律評論》討論同一主題的文章）：
在戰“疫”現場奮勇拼博、負重前行的醫務人員，其承擔的風險，遠遠超出了正常職業風險的範圍。既然軍人、警察可以被評定為烈士，將英勇犧牲的白衣天使評定為烈士，同樣既合法益，又順民心！怎麼被感動，就怎麼去尊重！感謝你，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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