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世界近現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比較而言，東西方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國家是由內而外，通過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來推動和實現自己國家和民族意識覺醒的；而東方，包括中國日本等在內的亞洲國家，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其實是在被殖民被侵略的過程之中被動催生的。
日本民族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民族意識覺醒，就是典型的例子。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內外交困的社會背景，是日本民族意識覺醒的催化劑
我們常說，中國近代史上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日不落帝國”以堅船大炮打醒了沉睡的雄獅，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民族革命之路。
實際上，十九世紀的中國雖然落後，但畢竟還有廣闊的疆域和世界第一的人口作為支撐，在西方列強眼中，依然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但是一水之隔的日本，就不同了。
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小國寡民的現實，以及同當時的中國一樣，落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 種種因素交加在一起，在西方殖民者眼中，簡直就是一塊放在嘴邊的肥肉。
1854年，在美國軍艦的脅迫下，日本被迫開關，與西方簽訂了一些列不平等條約，國家民族的危機，從一開始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而當時的日本國內，卻還在德川幕府統治的時代的末期，臣民通常只知道本藩的利益，而不知道有國家民族的概念。
日本幕府將軍德川秀忠
中國古代的《詩經·棠棣》之中有句話：
“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
作為大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日本人自然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當西方列強的“黑船”迫使日本民族意識到外部壓力，從天皇到普通的百姓，才開始意識到民族的危機。
當時的日本歷史學家田口卯吉在《時勢論》之中寫到：
“黑船一旦進入內海，海內之人民開始知道強國橫行於海外……以為不退夷狄，皇國不得安，王室不得貴……士農工商求俸祿安息而不得，即至以滿腦精神關注國事。是即依賴其藩主、 依賴德川氏之念消失之所以也。”
在長相，語言，文化與自身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的逼迫下，日本人才意識到了相對於乘黑船而來的列強，國內的紛爭頂多時能算是“兄弟鬩於牆”，所以才開始尋求團結國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求得民族生存之機的明治維新運動。
自此，內憂外患的壓力下，常年內鬥，藩鎮割據的日本國內，從上到下才開啟了近代民族國家概念的萌芽。
民族意識的覺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民間有識之士的宣揚加日本當時政府的推動作用下形成的
但近代國家概念的普及，和整體性的民族覺醒，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實現日本民族意識覺醒的過程之中，需要包括天皇，藩鎮長老，以及普通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夠成功。
從民間來看，首先是大量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呼籲，吹響了日本民族覺醒大業的號角。所謂矯枉一定過正，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國民主義”“國粹主義”，正是思想界呼籲民族覺醒的典型例子。
當時的日本學者陸羯南在《日本文明進步的歧路》之中說：
“吾輩在此使用的 ‘國民主義’，是指英語主張之所謂 ‘國民性’的思想。歷來 ‘國民性’之原語……原來之 ‘國民性’以構成民族者為基礎，構成包括對其他民族具有獨立特殊之性格者，暫時將之翻譯為國民主義。”
國民主義強調了日本民族相對於其他民族的獨立特殊之性質，其實就是呼籲鼓吹日本民族覺醒的方式。
從國家層面上看，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對於國民的教育上，呈現出兩方面的特點，其一自然就是在技術上學習追趕西方的步伐，這毋庸多說。
其二則是在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同時，又保有並堅持本土文化，強調人民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忠誠，同時強調日本傳統文化的國粹，是日本民族區別於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所在。
在此基礎之上，公辦學校中強化愛國教育，強化學生對於民族和國家的認知，為其後日本國民素質的提升，民族國家覺醒的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民間有識之士的呼籲，政府大力的支持和推動，給經歷過巨大打擊的日本民族以方向，以力量，使其民族的覺醒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完成，並很快學習西方，建立了近代統一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走到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明治維新日本民族意識的快速覺醒，使日本迅速立於世界強國之林，但也留下了諸多隱患，最突出的就是封建殘餘思想的流毒
從日本國內的歷史來看，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自然對身處於內憂外患的日本民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其逐漸擺脫封建時代藩鎮割據的亂像，能夠集中人力物力，趕超當時在世界上較為先進的西方國家，迅速從一個與中國一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過渡為資本主義列強帝國。
與同時期的亞洲其他各國相比較，日本因為迅速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得以抓住了西方列強在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泥淖中無法自拔時的發展機遇，迅速的擺脫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成為地區和世界強國。
但另一方面，從弊端的角度上看，日本的民族覺醒由於太過迅速，國內社會原本存在的社會矛盾，被迅速席捲而來的外部壓力所掩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封建殘餘的勢力沒有得到徹底的肅清，就已經成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
《宋史》有段關於蘇軾給宋神宗上的奏疏的記載，說的是歷朝歷代變法的事情。
“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
政治體制，包括國家民族的變革，就如同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變法一樣，宜緩不宜急，因為只有慢，才能充分的將問題暴露出來，然後找到解決的辦法。
但顯然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民族意識覺醒，並不滿足慢的需求。在日本民族氣質裡本身帶有的偏執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近乎是在瞬間完成的，其後隱藏的藩鎮不合的矛盾，底層武士階層迅速佔據社會統治地位的現實，舊的封建時代殘留下來的擴張土地和領土的思潮，都潛藏在外部壓力之下。
在日本還很弱小，需要全民一起面對危機的時候，這些矛盾自然不是主要矛盾，可等到了日本藉著一戰對西方的牽制，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強國的時候，這種內部矛盾就開始逐漸爆發。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日本並未完成徹底的覺醒，依然還是四面受敵的境地，就好比原本的嬰兒突然長成了少年，可週圍還是一群五大三粗的成年人。這時候日本國內為了轉移內部矛盾，也為了能夠與西方大國抗衡，就逐漸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並最終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軸心國成員，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起到了惡劣的影響。
從日本自身的情況來看，常年的戰爭使得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失去了喘息的機會，原本因為民族意識覺醒和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國力，也因為被拖入戰爭的泥淖裡而消失殆盡。
日本人在十九世紀亞洲其他各國都還懵懂無知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相對優勢，也因此消亡的一乾二淨，反倒成了二戰後的戰敗國，失去了主權的完整。
結語
綜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在特殊時代背景下，強大的外部壓力迫使下形成的，因為內憂外患的現實，促使日本從上到下的所有階層，都意識到了民族危機的現實，從而推動了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
但這種迅速的覺醒也給日本民族留下了隱患，綿延千年的封建殘餘沒有被徹底肅清，民族覺醒的過程太過依賴於外部壓力，而不是民族自身的覺醒，使得當外部壓力減輕的時候，剛剛被擰起來的國力又迅速的陷入瓦解的危機。不得已之下，日本選擇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又將多年的努力付諸於戰火，優勢消失殆盡。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日本民族意識覺醒成功和不足的地方，都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任何民族和國家的改革與發展，只有源自於自身的需求，按照自己的步伐穩步推進，才能達成最終的目的，走捷徑固然快，也肯定會留下隱患。
參考文獻：
《時勢論》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日本文明進步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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