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當中，有太多的事情理解不了，而人類天生又是一個為意義而生的動物，任何事情都要尋找意義。因此在未知的情況下，人們會訴諸於占卜、算卦等一些巫術行為，之後巫術會逐漸演變為信仰。
蝗神劉猛
巫術心理
古人關於自然界的猜測無外乎三種方式，一種是占星術，通過龜殼或者銅錢等進行占卜，猜測神靈的想法；第二種是對神靈、動物、植物的崇拜，常見的是民間的“四大門”蛇、狐狸的崇拜，還有蝗蟲之神劉猛；第三種，會結合個人的生理，心理或者疾病體驗，比如解夢等等，去理解未知信息。
從現代自然科學角度看，這些占星、狐狸崇拜等思想實在是荒謬，但是在中國古代，這是獲得心靈慰藉的一種方式。占卜、祈天、祭祀，甚至造神，都是獲得天神感應的方式，同時人們又會將自然災害等現象，理解為天譴，是神的一種懲罰。
1934年7月份，長沙爆發了旱災，當時湖南省府曹代便趕赴城隍廟祈雨，同時祭拜蝗神劉猛，並且要求全省禁止屠宰3天。這則不到百年的新聞，說明那個時候，我們面對災害的時候，依然沿用的是巫術。
蝗災造成的社會動亂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新舊朝代的更迭，往往和自然災害有著密切關係，比如在中國經常爆發的蝗災。中國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蝗災會導致糧食減產，隨後爆發大面積的饑荒。蝗災嚴重的時候，大量的水源等都被這些蝗蟲的屍體汙染，因此極容易引發瘟疫。
古代民眾抗自然災害能力比較弱，最基礎的消毒手段都沒有，因此一旦發生蝗災，產生瘟疫之後，往往會迅速傳播。由於公眾對於這些信息認知不足，就會紛紛攜全家外逃，這些盲目遷徙的流民，往往是社會動亂的開始。
徐光啟《農政全書》記載，蝗災會造成“草木牛馬皆盡、餓殍遍野”等慘狀，受災是非常嚴重的。可是在《春秋》當中關於蝗蟲的記載卻只有兩次，分別都是桓公五年發生的，可是中國黃河中下游，沖積而成的平原，極易產生蝗災。
這些沖積而成的土壤多為細砂土，即使水災之後，水也不容易存儲。我們知道蝗蟲非常害怕水，一方面降雨的時候，會把蝗蟲的幼蟲殺死，同時大面積的積水，也會淹沒這些蟲卵，因此只要雨水豐沛的年份，是不容易產生蝗災的。
而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的這些砂土，土質鬆軟，還不容易積水，因此只要溫度合適，就會給這些蝗蟲提供溫床。同時黃河中下游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粟、蘆葦等作物，這些都是蝗蟲所喜好的植物。平原地區，地勢平坦，因此只要蝗蟲形成一定規模，就會大面積遷徙，給整片區域造成蝗災。
根據《中國救荒史》記載，宋朝時期爆發蝗災達到55次/百年，明清時期90次/百年，民國時期100次/百年，很明顯，春秋時期由於缺乏史料，或者政治原因，很多蝗災並沒有記錄在案。這和漢朝時期，人們對於蝗災的認識有關，人們把蝗災和“災異”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一種天譴。
災異說
最早提出“災異說”的是漢朝的董仲舒，他認為自然的各種變化都是人格化、道德意志化的“上天”對當時社會政治的反應。比如在《春秋繁露》中：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他們認為君主是連接宇宙與人類社會的橋樑，其行為和政策都會受到上天的監督，上天會以某種災害或怪異的現象對統治者的錯誤發出警告。天人感應下的災異說不僅使皇權在一定的道德約束下運行，而且同時為儒生參政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
但是這些儒生從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他們對災異的解說僅僅服務於他們各自的利益集團。當權者往往隨意指責其敵人為導致災異的原因，這種對災異說的濫用最終宣佈了災異政治的破產。
但是災異說對民間卻有深刻的影響，在生產力低下，人們對於自然控制力比較薄弱的時候，人們會把災異說當作主要的觀念。“蝗”同“皇”，崇拜最高天帝的同時，會把蝗蟲當作神靈來祭拜。
認為普天之下的事情都是最高主宰神來支配的，因此在《尚書·微子篇》認為蝗災是“天毒降災荒”，這些都是天帝的懲罰。因此人們認為蝗蟲不但不能滅，還要乞求神靈免於懲罰。
當時人們認為蝗災是君王失德，以及官員的貪腐造成的，因此統治者要修德養性，用行動去感動上蒼，蝗蟲自然就會消失。《後漢書》中記載，蝗蟲在很多有德行的地區，過境而不食作物。這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漢朝人相信這些言論，這也是很多地方不報蝗災的原因。
這種觀念，影響到歷朝歷代。比如唐朝時期，宰相姚崇建議捕殺蝗蟲，當時引起朝堂一片譁然。雖然在《全唐書》當中記載，姚崇力排眾議，最後還是以捕殺的方式應對蝗蟲，可是玄宗並沒有下達任何手諭，而是讓姚崇自行處理，玄宗自己也害怕殺蟲作孽，留下罵名。
蝗蟲到蝗神
南宋時期，有了一個變化，那就是驅蝗神劉猛的出現。據傳，劉猛本是天上的蝗神，後來轉向了人間，於是百姓紛紛為劉猛建造廟宇。
人對於天地的依賴關係是很大的，在很多自然災害面前，人的力量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這也使得消極的百姓轉向了對於神靈的信仰，來尋求心理的慰藉。但是，蝗蟲在接受人們虔誠的“賄賂“之後，依然吞噬作物，於是百姓們“先禮後兵”，請來了中國古代傳說中勇猛的劉猛將軍驅逐蝗蟲。
蝗蟲的治理，還有現實的困境。封建時期，蝗災頻發，僅僅依賴人力的救治很難全面地戰勝蝗蟲侵襲，尤其是消除人們對蝗蟲的精神恐懼。因此，統治者以及地方官員，對於依靠神靈信仰來應對災害特別重視。
《明史·職官志》當中明確規定，地方官員有通過宗教活動來應對災害的職責，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完備的祭祀體系。在祭祀過程中，都是由官員起草祈禱文，並且率領百姓一同祭祀蝗神。
作為國家管理地方的執行者，地方政府官員採取這種措施不僅可以有效博得中央政府及上級官員對他們執政政績的認可與肯定，同時還可以直接向天下百姓宣揚尊卑有序、天道倫常的觀念，因而在災害賑濟過程當中極為常見。
對於自然災害的侵襲，乞求神靈救災雖然不一定能取得客觀上的實際效果，但是面對家園慘遭毀滅，生存遭遇危機的時候，對神靈祭祀，能夠為百姓建立起強大的精神支撐。
由此來看，祭祀蝗神，也是中央到地方一種積極執政，關心民生的體現。從本質上來說，祭祀蝗神，是國家依賴宗教活動，來解決現實當中的實際問題。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在乞求神靈的過程當中得到慰藉。
晚清民國蝗神廟的消失，和近代中國“反封建、反壓迫”的政治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一系列的運動當中，蝗神信仰被看作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活動而被打壓排擠，直至消失。
人類對自然界及人世間種種現象的不理解，是造蝗神崇拜的原因，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無法解釋、無法理解的現象時的軟弱無力。蝗神在明清時期，一直到民國時期，都是民間和政府之間自發的信仰。地方政府積極引導，同時也進行一定的干涉，從而能夠有效緩解災害帶來的社會影響。信仰是人們根本的心理需求，蝗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態的變化，也是一種民間信仰文化。
中國底層民眾其實一直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這類信仰，比起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當然並不完整，但是也具備近似的社會功能，與上層建築中的儒家禮法一起，在影響和調節社會生活，實現精神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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