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在军事威胁与恫吓的同时，开始对中国采取了文化渗透和侵略，企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以达到坚船利炮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教会的盛行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在众多的外国传教士中，确有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却在不自觉地执行着这种使命，充当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西方教会在中国办医院、学校，传播文化知识，是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和他们的罪行相比不成比例，更不能改变其文化侵略的性质。同治九年（1870）发生的天津教案，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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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广大民众思想觉悟并不高，还没文化侵略这种意识。只是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洋教的可恶、可恨。中西文化之间确实存有明显的差别，有差别自然就有矛盾，但这只是思想认识上的不同，绝不会触发像天津教案那样大规模的冲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显而易见，导致近代教案的直接原因并不在文化方面，而是在此之外。这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将教会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不只是使用文化手段，尤其当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思想和行为上的抵制时，他们就动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手段。
这样，教会就不仅仅限于文化侵略，而是将其扩大到政治、司法、财政、军事等方面，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引发出了种种社会问题。
西方教会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不仅仅限于文化宣传，展现其文化的优越性，更主要的是在中国发展教徒，扩充宗教组织，使更多的中国人听命于外国教会。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人们的宗教观念很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
儒家的文化是二元化的，既可以引出有神论，也可以引出无神论，且有家族组织为依托，足可取代西方教会的社会功能。这样，西方教会就很难发展，为了突破这种藩篱，他们往往采取利诱手段，给予教民种种特权，致使加入洋教的中国人多属为时势所迫或实利所诱，真正为上帝而来的很少。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国穷困落后，一般的神职人员多不愿前来，而各国政府又急于扩充教会势力，大量征发传教士，这就使很多品行不端，甚至根本不是神职人员的冒险家混杂进来。例如天津法国天主教堂的主教谢福音，他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主业的军官。
教会本来就很受民众的抵触，加上这些质量低劣的传教士，必然会引发和激化教民与平民间的矛盾。如有的地方教民拒绝向政府交粮纳税，地方官既不敢向他们收取，又不肯减少收入，于是就强迫其他平民摊派。至于强取豪夺、虐害幼童、剪人发辫等违反人道之事，更是激起了民、教冲突，如江西教案、皖南教案、天津教案，皆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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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冲突之所以会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坚持以教会为侵略工具，向中国步步进逼，而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态度软弱退让，严重失职。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主权丧失越多，以至于中国政府事事不能自主的根本原因。
从封建体制乃至现代法律的层面上看，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法外权，已经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而教民犯罪，中国官员不能惩治，实际上也是享受法外之权，这就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天津教案爆发后，朝廷命曾国藩全权处理此事。
曾国藩作为那个时代的先驱人物，早已看到了教会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如此下去，必然会酿成大祸。他在天津教案办结之后，曾与李鸿章、丁日昌联名上奏，称教会已为“国中之国”，教民遂成为“编外之民”，并拟定数条措施，以抑制教会日益膨胀的势头。
不料各国对总理衙门的照会不予理睬，清政府最终也是不了了之。结果，不幸为曾国藩言中，终于在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之下，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以上大致介绍了西方教会的一些基本情况，话题回到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与其他教案略有不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主权之争更为突出，只是长期被人忽略。曾国藩和清政府都企图回避这个问题，强调其民、教之争的一面。之所以曾国藩最后弄得身败名裂，也是因为没有维护中国起码的主权与自尊，将此案办成了典型的屈辱外交。
总体上看，西方在华传教的特权源于不平等条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由掠取部分主权到全部主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切抵制洋教在华传播，一切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都带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意义。天津教案当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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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发现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幼童大批不正常死亡，以及有人拐卖幼童到将拐犯武兰珍扭送天津县衙为第一阶段；从中国官员接办武兰珍拐卖幼童案，到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为第二阶段；自殴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为第三阶段。
从主观意图上看，在第一阶段，天津民众对教会的斗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认为教堂收买并虐杀幼童，怀疑天津府、县袒护教堂，不敢认真查办。于是，便自己动手捉拿拐犯，并拿到真凭实据，消除这一祸患。这个时候，只是要制止教堂的这一犯罪活动，并没有想将其连根拨除，所以尚未超出民、教冲突的范围。
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中、法两国官员间的矛盾和冲突，民众退居次位。由于民众斗争的压力和鼓舞，中国官员一改事事屈从洋人的常态，坚持查办武兰珍案，尤其拒绝无理逮捕围观教堂的中国民众后，和法国的矛盾加剧，丰大业对此痛恨已极。
愤怒的丰大业包庇犯罪教民，鞭打和侮辱奉命处理民、教纠纷的中国官员，是他疯狂反攻的开始。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中国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代表着中国政府，他们不仅是在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国家的主权。丰大业如此行事，是在向中国主权和中华民族尊严挑战，每个血性男儿都不能不为此感到愤怒。
其后，丰大业三次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开枪，这使得事态升级，且已超出了和平交涉的范围，有点不宣而战的的意味。所以，当丰大业打响第一枪之后，大批民众立即鸣锣敲鼓，从四面八方涌向官府，表示出愿意为官府打仗的态度。
不过，当时的民众还是十分克制的，围观的群众仍然强忍怒气，当丰大业两次向崇厚开枪，愤然冲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时，民众还主动给他让了道。其后若不是他开枪打死天津知县刘杰、重伤亲兵，以后的事情完全可以避免。因为这次丰大业是在二人面谈之时，并无争执的情况下突然开枪，这是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件。
第三阶段，天津民众由二线冲到了一线，斗争方式也由和平变为暴力。他们要维护的已经不是个人利益和个别官员，而是中国主权与尊严。也就说，天津民众不仅要维护不平等条约所限定的主权不再受到侵犯，还要将所丧失的主权也一起收回。
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并不想这么做，他们认为无力担当这场战争，所以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上，态度仍然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最终为天津教案买单的还是民众。
天津教案乃至近代教案史，就是中国人民受压迫、受欺凌的历史，读来令人痛心。而从中也得到了最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宗教权也是国家主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决不能落入外国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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