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中說到：“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他的本意，本是結合古代的書法墨跡中的用筆方法，來還原拓本上的字在未經鐫刻前的書丹效果（原話是“緬彼諸碑書丹未刻時，不禁令人有天際真人之想。”）。而於所觀之碑，在魏碑中，啟先生對《張猛龍碑》可謂是情有獨鍾，不僅在《論書絕句》中屢屢提及，更加讚歎曰：“張猛龍碑於北碑中，較龍門造像，自屬工緻，但視刁遵、敬顯雋等，又略見刀痕。惟其於書丹筆跡在有合有離之間，適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難追也。”
旅美華人黃憲之先生，早年求學時受教於汪中（雨盦）先生，為其入室弟子。汪中先生以“詩、書、酒”號稱三絕，與以“詩、書、畫”號稱三絕的啟功先生是好朋友。1992年1月，汪中先生訪北京故宮博物院時，啟功先生特地陪同參觀杜牧《張好好卷》和米芾《苕溪詩帖》，談笑甚歡，相見恨晚。此外，啟功先生曾特地在汪中先生舉辦書法個展後，撰寫發表《汪雨盦教授書展書後》一文，除了盛讚汪中的人品、學術成就外，更以“虛靈挺拔”一語作為汪先生的特色；他同時說明這句話不單指書藝而言，也包括其詩作，真可謂探驪得珠。藉此關係，黃先生得以來大陸曾向啟功先生請益書道，並獲聞啟先生的“觀碑之法”。此後數年，黃先生致力於古代碑刻研究，曾發表《漢碑巡禮的驚喜》一文於《書法》雜誌。
然而，由於拓本的傳拓時間早晚、工藝高下、裝裱精粗等差別的存在，不少名碑的傳世拓本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如果能夠將數種早期善拓與原碑原石照片進行比對，分列左右，則可以互相彌補不足，呈現出碑刻書法更加全面的信息。
2006年夏，黃先生在老師汪中教授處得見《張猛龍碑》原石照片數十張。近年又從上海楊思勝先生處獲觀王戟門一家三代舊藏的明拓本，用掃描儀以4800dpi的解析度對照片和拓本進行了掃描。
以下是黃先生掃描的明拓本和原石照片，放大看來，十分過癮。
從第9頁到95頁是《張猛龍碑》的碑陽全文刻拓對勘，原色放大，原石與拓本1:1呈現。
全書最後是作者黃憲之先生的研究彙總，引用《張猛龍碑》的五種拓本與原石局部對勘，深入地探討了原石照片對於書法學習的幫助以及碑帖考據辨偽的重要意義。
馬成名先生序（節選）
我從事碑帖工作幾十年，但所著重的是碑帖拓本的年代，而於原碑刻石的情況很少關注。黃先生曾與我討論，他在校原碑刻石與拓本時，有時會見碑石尚能見筆畫，而拓本已損的情況。又或晚期拓本的筆畫多於早期拓本的筆畫的情況。
碑石尚能見筆畫，而拓本已損的情況。我想也許是因為碑石刻字有一定的深度，碑石表層已損，但底部筆畫尚能見，拓碑時紙張僅拓及上部或中部，則底部的筆畫就拓不到，也許這是為何在拓本上已見不到的字，在碑石上尚能見到筆畫的原因。至於晚期拓本筆畫多於早期拓本的筆畫，不外乎兩種原因。第一是拓工關係，製做碑帖拓本的拓手和拓工是十分重要的，拓工的精細與粗劣，直接影響到拓本效果的好壞。碩大的碑石稍有粗心疏忽即會有漏拓不到之處。而精工拓本則面面俱到。故清初以後始有車永昭、黃小松、六舟、張燕等人洗碑精拓本出現。
第二是碑石本身的緣故。如漢《石門頌》刻石，早期拓本一“高”字的下口部不見筆畫，俗稱“封口本”，但後來口部筆畫挖清楚，晚拓本筆畫比早拓本反而多了。又如漢《史晨碑》乾隆以前拓本每行三十五字，乾隆年間升碑每行多出半字。這是碑石本身產生的差異，也是致使晚拓本多字或筆畫多於早拓本的原因。細讀黃先生此文章（即黃憲之先生為本書所作後記——《書丹未刻時》）後覺得頗有新意，利用當今最先進的器材，蒐集原碑刻石中的實況數據，使用人工智能系統，結合大數據多重微處理器，同步高速運算技術，進行反向推理運算，還原碑刻未損時的字形。這完全是用高科技的方法，介入碑刻書法研究的新領域。文章中對於如何利用這一新科技，有分析、有綜合、有方法、有步驟。儘管這是初步的嘗試，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提高、深化、完美。但此方向值得肯定。
孟憲鈞先生序（節選）
在論及楊先生所藏張猛龍碑的版本之前，不妨將張猛龍碑善本的現存概況簡略介紹。所謂善本，是專指張猛龍碑明拓本至清乾隆以前的拓本而言。因為張猛龍碑無傳世可信宋本，明拓本即為最早拓本，而清乾隆以後拓本，流傳尚多，故而不予論列。
關於傳世現存張猛龍碑的善本，據我所知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等級。
第一等級為明拓本，除紙張墨色、題跋等因素外，考據上稱“蓋魏”不連本。即碑的第十八行“冠蓋魏晉”四字之“蓋魏”二字間雖有石花，但尚未連及二字本身，此種拓本稀見。
第二等級為“蓋”連“魏”不連本，收藏界一般認之為明末拓本。
第三等級為“蓋魏”二字上下均連石花，但二字基本完好，尚清晰可見，一般稱為明末清初本。
第四等級為“冬溫夏清”本，此本原碑第十八行“蓋魏”二字殘損幾不成字，但第十行“冬溫夏清”四字尚完好，故亦屬善本之列。前人甚至有“冬溫夏清不損，即可稱明”的說法。但現代學者基本不予相信，這種拓本一般稱之為清雍乾拓本。
此外，晚於“冬溫夏清”本者，傳本尚多，就不在此論列了。
通過以上介紹張猛龍碑的善本概況，再來看楊先生所藏之張猛龍碑。用對號入座的簡單辦法即可獲知，楊先生藏本屬於第二等級，系明末拓本，即所謂“蓋”連“魏”不連本。這種拓本時至今日已非常稀少，極其珍貴。
關於楊先生藏張猛龍碑的遞藏情況，從碑帖的藏印、題跋和題簽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大概端倪。
先藏印，此本鈐有“戟門所得金石”“王戟門平生真賞”“選青山房珍藏”“天璽雙碑之館”等五方印，知此本為王戟門舊藏。王戟門（1832—1870年），原名錫棨，字戟門，室名選青山房、天璽雙碑之館等，山東諸城人，清代著名金石學家，所藏金石碑帖、錢幣甚富。其子王緒祖（1853—1919年），字蘭溪，號鄦閣。其孫王維樸（1897—1931年），字齊民，皆能秉承家學。一門三代以金石名家，傳為佳話。
另外還有一個人的藏印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即“溥齋”“夏一翁”“晉隋唐琴齋”等印，以上諸印皆為夏蓮居先生之印。夏蓮居（1884—1965年），原名繼泉、溥爾，字溥齋，號曲園，中年以後改號蓮居，又號一翁，山東鄆城人，自稱“山東夏大”，室名“晉隋唐琴齋”等，當代著名學者、佛學家、收藏家。辛亥革命後，隱居不仕，潛心佛教和文化藝術研究，富收藏，有多種著作行世。
由此可知，明拓張猛龍碑經王戟門及其子孫收藏之後，轉歸山東夏蓮居先生所藏，至於何時從王家散出就不得而知了。估計應當在1928年《東方雜誌》王維樸文章之後。
此本末尾有“蘭溪”於壬申（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題跋一則。是為王戟門過世不久，傳至王緒祖（蘭溪）之手時所題，其時年不過二十歲。跋文前面論碑文內容多溢美無實之辭。後論拓本，文雲：“是刻筆法蒼勁，情文流暢……較新拓本多四十五字，且拓手精良，可珍耶。”這則題跋再次證明，該碑曾經王戟門、王緒祖父子遞藏。
此本前有三條題簽，依時代先後題簽者為趙之謙、王崇烈、羅振玉。
第一簽題：“北魏張猛龍碑。戟門得舊拓精本屬題，惜未獲借觀也，之謙。”鈐“之謙印信”（白方）。原籤未署年月，按王戟門卒於1870年，此籤當題於1870年以前，趙之謙生於1829年，故題簽時當在四十歲左右。
第二籤題：“魏張猛龍碑。天下第一精本，諸城二叔世寶，崇烈署。”按王崇烈（1870—1919年），字漢輔，山東福山人，精金石、訓詁學，清代著名學者王懿榮次子。“諸城二叔”係指王緒祖。嘗見王崇烈為王緒祖題寫齋號“漢碑秦表梁闌隋經之室”，署稱“鄦閣二叔”可證。王懿榮與王緒祖同輩，王崇烈與王維樸同輩，故王崇烈稱王緒祖為二叔。古人對於師長、前輩乃至同儕同道，都不可直呼其名。必須稱對方的地望、籍貫或者表字、別號。這裡前者是稱“地望”，後者是稱別號，非常典型。稱“天下第一精本”顯然有溢美之嫌，當非實況。王緒祖、王崇烈二人均卒於1919年，故此題簽當在1919年之前。
第三籤題：“明初拓本張猛龍清頌碑。丁卯八月，齊民大兄屬，羅振玉署。”鈐“羅振玉印”（白方）、“羅叔言”（白方）。按丁卯為1927年，羅氏時年六十一歲，與王維樸（時年僅三十歲）過從甚密，故有此題。羅稱王為“大兄”當是謙詞。
從文獻方面也獲得了相關證據。1927年《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二號刊有王維樸《東武王氏商盉堂金石叢話》一文，文中有一則專論張猛龍碑，茲節錄其文如下：
張猛龍碑明初精拓，……乃楊墨林故物。趙悲盦為先祖題簽，漢輔兄為先君題簽，羅叔言丈為樸題簽。
這一記載與上述此本題簽情況正相一一吻合。根據以上數據，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明拓張猛龍碑的遞藏情況：
楊墨林——王戟門（子緒祖，孫維樸）——夏蓮居——楊思勝
按楊墨林（1807—1856年），名尚文，字仲華，號墨林，山西靈石人，清代著名藏書家，齋號連筠簃，生前與何紹基相友善，輯有《連筠簃叢書》等。從該碑上雖然未見有楊氏藏印題跋等，然王維樸雲“楊墨林故物”，必當言之有據，故從之。該明拓張猛龍碑舊為楊墨林收藏，二百年後又歸楊思勝先生所藏，真可謂楚弓楚得，翰墨奇緣，願楊先生慎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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