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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這麼嚴重，還是不要去了。”
當梁芳向姐姐說出要返回北京的打算時，姐姐擔心地說到。梁芳的老家位於河南省汝州市的一個小鄉村，這裡從1月26日就已經開始“封村”。
按照公司最初的通知，她要在1月31日返回北京上班。但受疫情的影響，北京市政府發佈通知要求：除必須外，北京市所有企業單位推遲至2月10日上班。
相應地，梁芳所在的公司也推遲了集中辦公的時間。從2月10日到2月16日，公司要求所有員工在家遠程辦公。作為公司唯一的法務，梁芳每天都要審核公司的合同文件。
然而由於春節回家沒有隨身攜帶電腦，這項看似簡單的工作操作起來也變得十分麻煩，她最終決定還是要儘快返回北京。
從家到當地火車站不足10公里的路程，卻成了梁芳返回北京最大的障礙。由於很多村莊已經封路，即便是電動自行車也無法通行，梁芳最終用了1個半小時才到達火車站，而正常情況下只要20分鐘左右。
2019年年底開始於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鄉村封路、列車停運、航班取消，對眾多像梁芳這樣的北漂來說返回北京之路變得異常艱難。而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他們也不願過早離開家鄉，可最終的決定權卻不掌握在他們手中。
回還是不回呢？
“生命重要還是工作重要？”
梁芳知道姐姐已經生氣了，由於父母已經去世，姐姐成為了梁芳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在姐姐看來，呆在村子裡要遠比去北京安全。“村裡不僅把路給封了，而且各個路口還有專人把守，嚴禁陌生人進出。”梁芳向《商學院》記者說到。
這種看似簡單粗暴的做法，成為了阻斷疫情在鄉村蔓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也給了村居極大的安全感。但與此同時，也給梁芳這樣需要返回城市工作的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其實我個人也覺得還是呆在家裡最安全，但沒有電腦工作起來真的不方便。”梁芳表示。在梁芳公司的安排中，會根據工作的具體性質，從2月17日起一部分員工要在北京集中辦公，其餘的則可以居家辦公。為保證集中辦公員工的安全，屆時公司會安排專車接送員工上下班。
最初，梁芳計劃在2月17日乘坐從鄭州出發的高鐵前往北京，但隨著疫情的擴散，梁芳心裡越來越覺得不安。“我退票了好幾次，內心一直在糾結。”梁芳說到。
從工作性質來說，梁芳完全可以在家遠程辦公，因為她的主要工作是審核文件合同，用手機也可以完成，但卻要麻煩領導幫忙修改文件的格式。
“到北京之後，還要隔離14天，還是早點去吧。”2月13日，梁芳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一度處於糾結狀態的不只是梁芳，儘管公司要求2月9日必須返回北京，家在陝西的郭帆還是不想離開家鄉。“一是擔心沿途會接觸跟多人，存在被感染的風險，二是擔心到北京後的吃飯問題。”郭帆說到。
“我平時在北京都是吃外賣，自己基本不做飯，疫情之下，外賣是不敢吃了，還要自己做飯。”郭帆進一步補充到。可隨著公司要求返程的日子臨近，郭帆決定在2月8日返回北京。
2月6日吃過晚飯，郭帆的一家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要為郭帆找到一條最安全的返京路線。“最初想的是乘坐飛機返回北京，但是機場離我家太遠了，而高鐵站就在旁邊。”郭帆表示，“我們篩選高鐵車次的時候，主要考慮兩點，一是要經過的省份最少，而是要時間最短。”郭帆說。
全副武裝的歸程
2月8日，郭帆按時出發了。
按照家人的要求，她把自己包裹的“嚴嚴實實”，口罩、帽子、手套、眼鏡，儘量不讓一寸肌膚暴露在外面。
由於提前已經給村裡說明過情況，再加上村子就緊鄰高鐵站，沒有遇到任何阻礙，郭帆僅用了10分鐘就順利到達。讓郭帆沒有想到的，在乘坐高鐵站時竟將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
由於疫情的持續擴散，按照相關部門的規定，在進入高鐵站之前，先要測量體溫。在給郭帆測量體溫後，工作人員沒有讓她立即離開，而是要求她在旁邊等會兒。
“瞬間，各種不好的想法就從我腦子裡冒了出來。”郭帆向《商學院》記者回憶到。大概三分鐘今後，工作人員又把她喊過來重新量了體溫，這次讓才她進入高鐵站，郭帆懸著的心終於才踏實了起來。“可能是當時裹的太嚴了，導致體溫有點高，所以他們沒有讓我立刻進去。”她推測到。
由於離火車站較遠，梁芳的出行之路就沒有那麼順暢。在說服姐姐之後，梁芳決定直接乘坐從汝州到北京的火車，儘管全程需要12小時。“要坐高鐵的話，需要先乘坐火車到鄭州，然後再乘坐到北京的高鐵，這樣的話中間接觸的人太多了。”梁芳解釋到。
出發前，梁芳特意準備了一次性手套、帽子。“其實，就是不想皮膚露出來。”她表示。
由於各村的路早已經封了，表哥只能騎著電動自行車送梁芳到火車站。在出發前，他們瞭解到很多村莊不讓陌生人通過。為避免麻煩，他們只好專挑小路走。
“真的就像探險一樣，走著走著路就沒了，只好再重新去找路。”梁芳說到。原本20分鐘的路程，最終卻花了一個半小時。她開心的發了一條朋友圈，“翻山越嶺終於順利到達火車站”。
本來應該是座無虛席的列車，那一天卻是空蕩蕩的。列車員要求一排只能坐一個人，並且不要與其他人攀談。而梁芳所乘買的軟臥，那列車廂只有兩個人。她全程不敢和對方說一句話，儘管對方試圖和梁芳聊天。
12個小時，梁芳一口食物沒有吃，甚至連衛生間也沒去，她全程呆在自己的鋪位上，心裡一遍又一遍的盤算著還有多久才能到達北京。“體溫36.8，正常，順利抵京。”2月15日上午8點，梁芳開心的在朋友圈寫到。
歸京之後
“又取消了。”家住山東的劉明向《商學院》記者抱怨。
這已經是第三次被取消車票了。已經在家呆了半月有餘，劉明迫不及待的想返回北京。但命運似乎是在給他開玩笑，車次總是被取消。家裡人也改變了主意，想讓他在疫情結束之後再返回北京。
“家裡人還是覺得村子裡最安全，”劉明說到。如今他還是在山東老家，每天通過線上處理各種工作。
但在郭帆看來，劉明的經歷是幸運的，在家裡最起碼有人可以給做飯吃。“在家裡，我媽每頓都會做好幾個菜，完全不用我管，而回北京之後還要自己做飯，真的太麻煩了。”郭帆向《商學院》記者表示。
“我連廚具都沒有，而在網上買的廚具遲遲沒有發貨，還是隻能吃外賣，但每次去取外賣，我都會很害怕，尤其是看到有外賣員被感染的消息。”來自山西的王琳向記者表示，她在1月30日就已經返回北京。
“對面小區就有一例確診的，現在我真的不願意出去，可還是要去買菜做飯。”2月3日從老家返回北京的孟璐無奈的向記者說到。但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要求2月3日必須返京，儘管暫時不需要到公司集中辦公。
而在梁芳到達北京的前一天，北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通告，從即日起，所有返京人員到京後，均應居家或集中觀察14天。拒絕接受居家觀察、集中觀察等防控措施的，依法追究責任。回京前，須提前向在京所在單位及居住的社區（村）報告。
現如今梁芳已經無法自由出入，所需的日常用品只能通過外賣平臺來解決。
困擾他們的不只是吃喝問題，還有要呆在家裡辦公。“還不如到公司上班呢，在家工作基本上等於全天24小時待命，甚至週末還要工作。郭帆向記者表示。
“早上八點釘釘就開始響，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孟璐則抱怨到，”疫情還是快點過去吧，這樣一切就可以回覆正常了。”她繼續說到。
只不過，疫情的轉折點還沒有到來，鍾南山院士2月11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已經在一些地區出現下滑，預計峰值將在2月中下旬出現，4月前可能結束。
不過他承認，目前人們對新型冠狀病毒還有很多未知：“我們還不知道病毒為何有如此大的傳染性，這是最大的問題。”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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